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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麻天祥)▪P2

  ..续本文上一页。拟于本年佛诞日(旧历四月初八日)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但事与愿违,慧灯辍照,3月12日,脑血管病复发,施治无效,于3月17日在上海玉佛寺弃世,终年五十八岁。

  有《太虚大师全书》六百万言。

  二、佛教的三大革命

  隋唐以后,佛教文化一方面自高层面向中国社会全面渗透,另一方面,佛教组织外援既失,内部就衰,愈降愈滥。白徒出家,多为衣食,名字未识,何论经教

  至清末,外有庙产兴学的冲击,内有寺产问题的困扰,寺院大者,终于忙于寺产而无暇修道;普通僧寺也多以贩卖如来家业饶取货利。法门秋残,哀哉哀矣,非改革难乎为继,更谈不上发展。忧教之心,广博之识,使太虚充分认识到佛教改革势在必行,由是而取法三民主义,适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强调:“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同时,太虚还特别说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佛教革新运动,“在在皆足引起中国佛徒之亦步亦趋”。总之,佛门弟子宜同舟共济,与时俱进,内取法三民主义,外步日本佛教革新之后尘,以此号召并组织佛教的革命运动。 ”

  一、教理革命。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从俗世方面说,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口号输入佛教教义之中;就佛教这一方面而言,便是将佛学变为“动的人生哲学”,以人间佛教建人间净土。换句话说,教理革命就是变出世的佛学,为人世济世的人生佛学,在思想和理论上实现佛教的人世转向。

  太虚首先分析佛教产生的社会背景,指明佛教思想的精髓,强调近代佛教改革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在佛陀时代,古印度种姓制度等级森严,婆罗门假托神说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首陀罗被视为不可教化的劣等人群,而沦为贵族阶级的奴隶。那是一个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制度。释迦牟尼为了拯救苦难众生,大胆地否定当时存在的种姓制度,而说“六和主义”,建立自由、平等、民主的极乐净土。佛教自汉末传人中土,中经魏晋,直至隋唐,经六百年的长期传译,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互渗透,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在精神上,它融合了儒家礼乐的真义,体现了礼运大同篇“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同时保存了佛教超越有限、严峻独立的主体意识。但是,明季以来,僧众素质低劣,违背了佛陀“六和主义”的真精神。末流所及,极端厌世的心理弥漫丛林,“厌世逃禅”已成中国社会的一种倾向,或者专为帝王神道设教.为达官显贵、旁门左道以鬼神祸福作愚民工具。沿及清末,佛教精神几乎丧失殆尽,所余多为超亡送死的陋习。教理革命的重心就在于革除诸如此类阻碍自身发展,甚至瓦解自身的厌世、出世倾向,恢复佛法的“六和主义”,把中国佛教“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阶层民众佛教”,

  中国称佛徒为僧,是梵语僧伽之略,汉语意为“和”或“众”。四人以上的比丘和而为众,即为僧。《大智度论》曰:“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太虚直言僧伽即“六和众”,就是僧团。亦称“六和主义”或“僧团主义”。

  所谓“六和众”,即佛说“六和敬”,太虚取之比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宪法规定的民权内容,并根据需要,以己意而判之:

  见和同解——学术自由,

  利和同均——经济均等,

  意和同“阮——民主自由,

  身和同住——居住自由,

  戒和同修——信仰自由,

  口和无诤——言论自由。

  ① 太虚(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② 僧以和合为义,佛教称为“六和敬”。和合有---3(:一日理和,同证灭理,是见道以上之圣者;二曰事和,其中有六种敬具属见道以前之凡僧。(1)身和敬,同礼拜身业;(2)口和敬,同赞咏之口业;(3)意和敬,同信心之意业;(4)戒和敬,同戒法;(5)见和敬,同空之见解;(6)利和敬,同衣食之利。

  上述“六和主义”对佛教教义的改造、引申,为佛教涂上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色彩。与当时资产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口号一脉相承,为佛教原有的空灵神韵、超凡脱俗的神圣形象,披上一件色彩斑斓,完全世俗化的外衣。如此牵合比附,既是当时“中源西流”、“中体西用”、“科学民主”思潮的曲折表现,也是晚清“以己意进退佛说””佛学研究特征对寺僧佛学影响的结果。 ”

  首先,教理革命的目的在于促成佛教出世法的人世转向,使之与世法融为一体,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奠定佛法的理论基础。太虚说:

  人间何世

  非亚荚欧洲诸强国,皆已卷入战祸……铁弹纷射,火焰横飞,赤血成海,白骨参天。加之以水旱之灾,疫疠之祲,所余锋镝疾苦之残生,农泣于野,商困于廛,士无立达之图,工隳勤之业。哀哀四民,姜警亿丑,遂相率而流入乎苟生偷活,穷滥无耻之徒。不然,则醇酒妇人,嬉笑怒骂,聊以卒岁,聊以纾死。又不然,则远游肥遁,海蹈山埋,广朱穆绝交之篇,著嵇康养生之论。又不然则疑神见鬼,惑己迷人,妖祥杂兴,怪异纷呈。持世者修罗,生存者地狱,饿鬼、畜生,其高者则厌人弃世而独进乎天。嗟嗟!人道几希乎息矣!………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徵之西洋耶回遗言,理乖趣谬,既不足以应人智之要求,轨范人事。徵之东洋李孔绪论,亦无力制裁摄持此人类之心行矣!于是互偏标榜,竞从宗尚,挺荆棘于大道,宝瓦砾为奇珍。

  太虚说得很清楚,人世间愈来愈不成样子,人民出水入火,苟生偷活,或者醉生梦死,欺人盗世。而东西方文化皆束手无策,唯佛法可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故太虚强调:“示如来藏,清人心之源;弘菩萨乘,正人道之本。”以佛教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的精神,人世救世,承担起佛化救国的重任。如此正本清源,弃旧图新,非佛法不能担此重任!至于佛法,必须面向社会,“普悟迷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这就是教理革命确立人生佛学的基本精神。太虚“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就是在“东西各民族的人生哲学基础上,以大乘初步的十善行佛学,先完成人生应有的善行,开展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大乘社会生活,再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佛学,发达人性中潜有的德性,重重进化,以至于圆满福慧的无上正觉。”通俗地说,就是要注重宇宙、人生真相的研究,进德增善,美化人生;发挥人性中固有的善,即佛性,而排斥类似神道设教以及虚妄彼岸等不可知的问题的探讨;完善的社会制度,改善国家政治,互助互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此,太虚强调“集团的恶止善行”,“使不害他之精神融彻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危苦之害可除;使利他之精神贯通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安乐之利斯得”;强调“转旧道德成菩萨新道德”,“为己则他自俱绝”,“为众则自他俱益”;呼吁世界和平,指出“毁灭人类”者“首先毁自身”,“这是万有和人类现实因果真理,不是任何上帝的神话,也不是玄虚渺茫的空谈”。诸如此类,建设人间佛教,实现人间净土等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立足于现世和人生的教理改革的基本内容。

  如上所述,太虚的人生佛教,就是实现人类和平、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理想的现代佛教思想。所以,在太虚看来,佛法和世法不仅没有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僧人不仅要参禅修道,自觉觉人,同时也享有世人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可见,教理革命,融合世出世法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为此,太虚尽以己意进退佛理。青年党头人曾琦尝以世法、出世法难以相通的三个根本问题问难太虚:一是执著,佛法讲破“我执”、“法执”,主张“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世法则主张择一善而固执之。政治家尤难免执著,如甘地之“离英独立”,孙中山之“革命擀满”,皆以执著而获成功。二为爱憎,佛家认为众生皆含佛性而主张怨亲平等;政治家则爱憎分明。三是杀戮,佛主戒杀;,甚至爱及禽兽;政治家依除暴安良之原则,难免杀戮,即孔子亦诛少正卯。太虚巧舌如簧逐条辩说:佛教忌异端,不能无执著;如来对于善男信女,甚喜说教,亦非全无爱憎;至于杀戮,太虚举例说明:某寺发现巨蛇,老方丈持杖前往,并斥之曰,汝这畜生,作孽已多,恶贯满盈,我今予以解放,遂杖而毙之,足见佛家对于有害众生之物,亦非全不杀戮“。太虚之言,固然与佛理多有抵触,所举事例未必恰当,其实也是宗教组织在理论上的二律悖反,但是,由此可见,太虚“志在整理僧伽制度”是实,而“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只不过是取其饶益一切众生而标举的一杆旗帜罢了,至于佛门的清规戒律是否遵守,则因时因地制宜。对于太虚来说,“振兴佛教,利益众生”,实现人间净土,才是他甘堕地狱的矢志追求,而佛法不过是济世利生,并“依照契机去躬践实行”的手段而已。所谓契机,就是随时变易、不拘成法的意思。所以太虚荟萃华梵,化洽中西,精研法相,盛称禅宗,潜心净土,全方位推动、实行教理革,命,以促进佛教的人世转向。难怪鲁迅先生称赞他“和易近人,思想通泰”;也有人说太虚是佛门奇才。通,则博闻多识、博采旁收;奇,乃出奇制胜、标新立异。太虚于佛教思想的革新,在佛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太虚教理革命的落脚点,在净土观念。他指出要“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而久之,此恶浊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这种净土不假外求的内庄超越,以及净化人心,改善国民道德的社会观和伦理思想,既是禅宗“自贵其心,见性成佛”的思想的折射,也是亘古及今,包括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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