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 麻天祥
任何宗教组织都有其超越凡世的一面，也有其涉世的一面。佛教也不例外。它分别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极乐净土和现实的污浊尘世，诱导人们绝尘弃世，入佛超凡。至于此岸世界的芸芸众生是否真能超越现实的茫茫苦海而达庄严净洁的彼岸，即佛国净土，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难以判断和回答的问题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它曾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至今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知道，佛教原本具有极端的出世倾向，它把此岸世界看成绝对的负面而予以否定，这种性格当然和中国人强烈的人世精神格格不入。但是，魏晋以来，战乱频仍，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此岸愈来愈不足留恋，厌世之心不期然而生，佛教则乘虚而入。它不仅向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浸渍渗透，而且逐渐主宰了中国民间文化和社会习俗。尽管如此，佛教终不能离此岸而存在，它的出世倾向和中国传统的人世精神，经过长期复杂的相互拒斥和渗透而终于并存于世。其间自有传统文化的积极干预，也有佛教自身的逼迫性改造，因而尤其表现了俗世史的一面。佛图澄不仅是后赵政权下的佛教活动家，而且是后赵政权的军政顾问，封建统治者“有事必咨而后行”。鸠摩罗什为传播佛教文化，也曾作后凉的军政顾问。道安明确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康僧会则进一步提出“以佛明法，正心治国”如此颇似儒家人世精神的方针。凡此种种，说明佛教一踏人中国，其涉世的素质便开始萌发和滋长起来。其实这也是一种改革或者称之为佛教革命。
类似的宗教组织改革在西方也曾发生，基本方向也是从出世到人世的转向，也就是由消极的救赎到积极的涉世。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Justifiedbyfaith)、“惟恃信仰，始可得救”(Salvationbyfaithalone)的心性追求，与当时风靡欧洲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遥相呼应。虽然它在人们心中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却破除了现实世界桎梏人身、人心的权威信仰，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人们称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为中国的马丁·路德，足见其对佛教革新的贡献。而太虚在辛亥革命之后，为挽救佛教内外交困的危机，公开倡导僧制改革，在佛教人世转向方面，又向俗世跨出不同寻常的一步，以致被人们称为近代的政治和尚。这既说明了太虚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也反映了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实践意义上讲，太虚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③也非纯系溢美之词。
一、行 略
太虚，清光绪十五年(1889)农历初八日生于浙江崇德吕氏家，幼失怙恃，五岁依外祖母于大隐寺，同时受学于塾师。外祖母奉佛甚虔，太虚常循声依诵。十三岁，生计所迫，人杂货店学徒。十六岁，披剃于苏州乡间某小寺，法号惟心。师祖奘年老人器其识度，多方摄护，曾在佛前求名，得弥勒签“此身已在太虚间”，故名太虚e。同年，依八指头陀敬安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于天童寺。初亲近水月法师，研读《法华》、《楞严》，并习诗文。十八岁游道阶谛闲诸名宿门下，听讲诸大乘经典。十九岁，人慈溪西方寺，展阅《大般若经》等经藏，自此，通览三藏，探幽索微，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据其自述，一日读《般若经》有省，忽觉失却身心世界，混然空寂中灵光湛湛，若万顷澄波；无数尘刹焕然炳现，类千光互涉，顿觉身心愉悦，座经数时如弹指顷，数日不倦，轻清安悦；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言；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此后悟力倍深而记忆力稍减。
宣统元年，太虚二十一岁，清王朝已经朝不虑夕，濒临灭亡的前夜。仁人志士在中国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中寻求强国富民方略的革命之火方兴未艾。太虚涉猎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子书》、严复《天演论》之译文及谭嗣同《仁学》等，受吴稚晖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所宣传的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学说的影响，思想豁然开朗，乃有志于革新佛教，“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慨然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为己任。他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开始从事佛教革新运动。同年，闻杨仁山居上创祗洹精舍于金陵，欣然从之，与栖云、释仁山、智光、欧阳竟无、梅光羲等同学。
宣统二年(1910)，由同盟会员栖云介绍，太虚应邀赴广州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讲授佛学于广州狮子林，自编《佛教史略》等讲义，此为讲学著述之始。讲学之暇，以禅悦诗文与学界、官绅、士大夫交游，并同革命党人朱执信、邹海滨等相过从。“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太虚亦名在缉捕，畏祸及身，及时走脱，旋返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太虚乃揭佛教革新之帜，力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之说，并赴南京筹建中国佛教协进会，于毗卢寺设筹备处，自草会章、宣言等，具呈临时政府，并谒见总统孙中山先生。当时释仁山亦至南京，拟上书教育部以金山寺改办僧人学校，二人以建设新佛教心照神交，同赴镇江，假金山寺举行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策划改金山寺为僧学堂，但遭金山、扬州寺僧强烈反对，而归失败。这就是著名的大闹金山。
1913年2月，太虚在敬安的追悼会上正式提出教理教制教产革命的口号。
1914年八月末，掩关普陀锡麟禅院，由印光为其封关。太虚自传云：“我虽闭关，亦仍不绝俗离世，所咏“幽居原与困砖磨，呼吸常通万里波””。禅观之余，精研唯识，旁及东西古今之说，学乃大成，而为一家之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佛法导论》、《楞严摄论》等。次年，集自己所作诗为《昧阁诗余》，刊行流布。1917年春出关，漫游我国台湾及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维新以来之日本佛教，俾资参证。
1918年归国，为陈元白、章太炎所推重，遂与章太炎等共创“觉社”于上海，同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互相策应，期以佛法启迪众生，促成救人济世的和平运动。同时编《觉社丛书》。翌年，取“梵音海潮音”之义，改为《海潮音》月刊，这是中国佛教历时最久的刊物。1922年，与梁启超等武汉政要名流创建武昌佛教学院，太虚任院长，梁启超为首任董事长。又组织“佛教正信会”于汉口，致全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事业。又一年三月，以“和尚下山”相号召，推行农禅、工禅，服务社会的佛化运动。
1924年，太虚主持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大林寺，集中、日、英、德东西佛子于一堂，谋求佛教在国际上的合作与发展。翌年冬，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召开于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越明年，应新加坡星洲讲经会之请，弘法马来半岛，讲经于维多利亚大礼堂。
1927年，太虚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其年仲秋，奉电召至奉化雪窦寺与蒋介石长谈竟日，并为之讲解心经大意，其间即席赋诗，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句。千古相知，终生难忘，诚惶诚恐的感戴之情溢于言表。
1928年，太虚应蒋介石之请，至南京开办僧众训练班，讲授《佛陀学纲》，由此声名大振，益为朝野名流所重，得以创“中国佛学会”于南京。同年秋，游历讲学于英、法、德、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为中国僧人弘法欧美第一人，有《寰游记》记其事。在巴黎曾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法国政府慷慨解囊，施以基地，热望其成。
1929年太虚载誉归来，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该会省、县设分会，成全国性佛教组织。次年，太虚北上，讲学北平，并任柏林佛学苑苑长。
1931年，太虚人川弘法，创办汉藏教理院于重庆北碚，借以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
1932年，又假蒋介石之邀，住持雪窦。再度筹组“世界佛学苑”于南京，所属有武昌、闽南、柏林、汉藏诸学院及大林、雪窦诸寺。同年，日军进犯吴淞口，太虚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文，大声疾呼：“将系铃之议陈之日本当局”，指出战则必致两败，“中、日非复东亚之主人也”，以期遏止战争，实现亚洲和平的愿望。
1937年，日军侵华，抗战爆发，太虚率僧众人蜀，并游历黔、滇、湘数省，教示佛徒自救救国，踊跃参加抗战事业。同时组织“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僧众在各战区救护，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
其年春，日本法西斯长驱直人，妄图切断滇缅国际交通。为了加强国际的团结联合，赢得抗战胜利，减免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太虚奔走于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间，拟重建中缅关系，粉碎日军切断中缅国际路线的阴谋。他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由滇人缅，回访缅甸，继而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圣雄甘地以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诗人泰戈尔会晤，通过中印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与尼赫鲁的晤谈中，太虚强调中印文化侧重人、心的共性，以及受欧美物欲文化凌辱的共同遭遇，希望携手并进，争雄于世界民族之林。太虚还游说南洋群岛，所到之处，借弘扬佛法宣传抗战建国的国策，赢得了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回国后，太虚讲《真现实论》、《中国佛学》于缙云山。他把佛教概括为学和行两个方面，撰写《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和《我之佛教改运史》二文，启迪学僧和其他初学者。
1943年，太虚邀于斌主教，以及冯玉祥、白崇禧等达官显贵，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同年秋，创办大雄中学于重庆北碚。
太虚周旋于党派无党派社会名流之间，与之交往者如张君劢、邵力子、李济深、陈枢铭等，故亦曾有组建政党之意。后经蒋介石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终因陈立三反对未遂。
1944年，太虚患脑血管病，体力骤衰，仍然身赴国难、教难，出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以推动佛教革新运动。1946年春，受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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