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與人間佛教的理論建設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 麻天祥
任何宗教組織都有其超越凡世的一面，也有其涉世的一面。佛教也不例外。它分別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極樂淨土和現實的汙濁塵世，誘導人們絕塵棄世，入佛超凡。至于此岸世界的芸芸衆生是否真能超越現實的茫茫苦海而達莊嚴淨潔的彼岸，即佛國淨土，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難以判斷和回答的問題了，正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但它曾經爲大多數人所接受，而且至今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們知道，佛教原本具有極端的出世傾向，它把此岸世界看成絕對的負面而予以否定，這種性格當然和中國人強烈的人世精神格格不入。但是，魏晉以來，戰亂頻仍，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此岸愈來愈不足留戀，厭世之心不期然而生，佛教則乘虛而入。它不僅向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浸漬滲透，而且逐漸主宰了中國民間文化和社會習俗。盡管如此，佛教終不能離此岸而存在，它的出世傾向和中國傳統的人世精神，經過長期複雜的相互拒斥和滲透而終于並存于世。其間自有傳統文化的積極幹預，也有佛教自身的逼迫性改造，因而尤其表現了俗世史的一面。佛圖澄不僅是後趙政權下的佛教活動家，而且是後趙政權的軍政顧問，封建統治者“有事必咨而後行”。鸠摩羅什爲傳播佛教文化，也曾作後涼的軍政顧問。道安明確指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康僧會則進一步提出“以佛明法，正心治國”如此頗似儒家人世精神的方針。凡此種種，說明佛教一踏人中國，其涉世的素質便開始萌發和滋長起來。其實這也是一種改革或者稱之爲佛教革命。
類似的宗教組織改革在西方也曾發生，基本方向也是從出世到人世的轉向，也就是由消極的救贖到積極的涉世。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Justifiedbyfaith)、“惟恃信仰，始可得救”(Salvationbyfaithalone)的心性追求，與當時風靡歐洲個性解放的人文主義思潮遙相呼應。雖然它在人們心中恢複了信仰的權威，卻破除了現實世界桎梏人身、人心的權威信仰，表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中國，人們稱禅宗的實際創始人慧能爲中國的馬丁·路德，足見其對佛教革新的貢獻。而太虛在辛亥革命之後，爲挽救佛教內外交困的危機，公開倡導僧製改革，在佛教人世轉向方面，又向俗世跨出不同尋常的一步，以致被人們稱爲近代的政治和尚。這既說明了太虛對佛教文化的貢獻，也反映了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從社會實踐意義上講，太虛被稱爲中國的馬丁·路德③也非純系溢美之詞。
一、行 略
太虛，清光緒十五年(1889)農曆初八日生于浙江崇德呂氏家，幼失怙恃，五歲依外祖母于大隱寺，同時受學于塾師。外祖母奉佛甚虔，太虛常循聲依誦。十叁歲，生計所迫，人雜貨店學徒。十六歲，披剃于蘇州鄉間某小寺，法號惟心。師祖奘年老人器其識度，多方攝護，曾在佛前求名，得彌勒簽“此身已在太虛間”，故名太虛e。同年，依八指頭陀敬安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于天童寺。初親近水月法師，研讀《法華》、《楞嚴》，並習詩文。十八歲遊道階谛閑諸名宿門下，聽講諸大乘經典。十九歲，人慈溪西方寺，展閱《大般若經》等經藏，自此，通覽叁藏，探幽索微，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據其自述，一日讀《般若經》有省，忽覺失卻身心世界，混然空寂中靈光湛湛，若萬頃澄波；無數塵刹煥然炳現，類千光互涉，頓覺身心愉悅，座經數時如彈指頃，數日不倦，輕清安悅；伸紙飛筆，隨意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言；所有禅錄疑團，一概冰釋。此後悟力倍深而記憶力稍減。
宣統元年，太虛二十一歲，清王朝已經朝不慮夕，瀕臨滅亡的前夜。仁人志士在中國自身文化和異域文化中尋求強國富民方略的革命之火方興未艾。太虛涉獵康有爲《大同書》、梁啓超《新民說》、章太炎《告佛子書》、嚴複《天演論》之譯文及譚嗣同《仁學》等，受吳稚晖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所宣傳的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學說的影響，思想豁然開朗，乃有志于革新佛教，“作激昂之佛教新運動”，慨然以佛化救國，救天下爲己任。他參加江蘇僧教育會，開始從事佛教革新運動。同年，聞楊仁山居上創祗洹精舍于金陵，欣然從之，與棲雲、釋仁山、智光、歐陽竟無、梅光羲等同學。
宣統二年(1910)，由同盟會員棲雲介紹，太虛應邀赴廣州任白雲山雙溪寺住持，講授佛學于廣州獅子林，自編《佛教史略》等講義，此爲講學著述之始。講學之暇，以禅悅詩文與學界、官紳、士大夫交遊，並同革命黨人朱執信、鄒海濱等相過從。“叁·二九”黃花崗起義失敗，太虛亦名在緝捕，畏禍及身，及時走脫，旋返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太虛乃揭佛教革新之幟，力倡“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之說，並赴南京籌建中國佛教協進會，于毗盧寺設籌備處，自草會章、宣言等，具呈臨時政府，並谒見總統孫中山先生。當時釋仁山亦至南京，擬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辦僧人學校，二人以建設新佛教心照神交，同赴鎮江，假金山寺舉行佛教協進會成立大會，策劃改金山寺爲僧學堂，但遭金山、揚州寺僧強烈反對，而歸失敗。這就是著名的大鬧金山。
1913年2月，太虛在敬安的追悼會上正式提出教理教製教産革命的口號。
1914年八月末，掩關普陀錫麟禅院，由印光爲其封關。太虛自傳雲：“我雖閉關，亦仍不絕俗離世，所詠“幽居原與困磚磨，呼吸常通萬裏波””。禅觀之余，精研唯識，旁及東西古今之說，學乃大成，而爲一家之言。著《整理僧伽製度論》、《佛法導論》、《楞嚴攝論》等。次年，集自己所作詩爲《昧閣詩余》，刊行流布。1917年春出關，漫遊我國臺灣及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維新以來之日本佛教，俾資參證。
1918年歸國，爲陳元白、章太炎所推重，遂與章太炎等共創“覺社”于上海，同蔡元培、章太炎等組織的愛國學社互相策應，期以佛法啓迪衆生，促成救人濟世的和平運動。同時編《覺社叢書》。翌年，取“梵音海潮音”之義，改爲《海潮音》月刊，這是中國佛教曆時最久的刊物。1922年，與梁啓超等武漢政要名流創建武昌佛教學院，太虛任院長，梁啓超爲首任董事長。又組織“佛教正信會”于漢口，致全力于佛教文化的傳播事業。又一年叁月，以“和尚下山”相號召，推行農禅、工禅，服務社會的佛化運動。
1924年，太虛主持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于廬山大林寺，集中、日、英、德東西佛子于一堂，謀求佛教在國際上的合作與發展。翌年冬，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召開于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越明年，應新加坡星洲講經會之請，弘法馬來半島，講經于維多利亞大禮堂。
1927年，太虛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其年仲秋，奉電召至奉化雪窦寺與蔣介石長談竟日，並爲之講解心經大意，其間即席賦詩，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句。千古相知，終生難忘，誠惶誠恐的感戴之情溢于言表。
1928年，太虛應蔣介石之請，至南京開辦僧衆訓練班，講授《佛陀學綱》，由此聲名大振，益爲朝野名流所重，得以創“中國佛學會”于南京。同年秋，遊曆講學于英、法、德、荷蘭、比利時以及美國，爲中國僧人弘法歐美第一人，有《寰遊記》記其事。在巴黎曾發起籌建“世界佛學苑”，法國政府慷慨解囊，施以基地，熱望其成。
1929年太虛載譽歸來，任“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該會省、縣設分會，成全國性佛教組織。次年，太虛北上，講學北平，並任柏林佛學苑苑長。
1931年，太虛人川弘法，創辦漢藏教理院于重慶北碚，借以溝通漢藏文化，促進民族團結。
1932年，又假蔣介石之邀，住持雪窦。再度籌組“世界佛學苑”于南京，所屬有武昌、閩南、柏林、漢藏諸學院及大林、雪窦諸寺。同年，日軍進犯吳淞口，太虛發表《因遼滬事件爲中、日策安危》文，大聲疾呼：“將系鈴之議陳之日本當局”，指出戰則必致兩敗，“中、日非複東亞之主人也”，以期遏止戰爭，實現亞洲和平的願望。
1937年，日軍侵華，抗戰爆發，太虛率僧衆人蜀，並遊曆黔、滇、湘數省，教示佛徒自救救國，踴躍參加抗戰事業。同時組織“佛教青年救國團”，訓練僧衆在各戰區救護，直接服務于抗日戰爭。
其年春，日本法西斯長驅直人，妄圖切斷滇緬國際交通。爲了加強國際的團結聯合，贏得抗戰勝利，減免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太虛奔走于國民黨政府各院部間，擬重建中緬關系，粉碎日軍切斷中緬國際路線的陰謀。他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由滇人緬，回訪緬甸，繼而訪問印度，與尼赫魯、聖雄甘地以及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詩人泰戈爾會晤，通過中印文化的交流，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在與尼赫魯的晤談中，太虛強調中印文化側重人、心的共性，以及受歐美物欲文化淩辱的共同遭遇，希望攜手並進，爭雄于世界民族之林。太虛還遊說南洋群島，所到之處，借弘揚佛法宣傳抗戰建國的國策，贏得了東南亞佛教國家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回國後，太虛講《真現實論》、《中國佛學》于缙雲山。他把佛教概括爲學和行兩個方面，撰寫《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和《我之佛教改運史》二文，啓迪學僧和其他初學者。
1943年，太虛邀于斌主教，以及馮玉祥、白崇禧等達官顯貴，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同年秋，創辦大雄中學于重慶北碚。
太虛周旋于黨派無黨派社會名流之間，與之交往者如張君劢、邵力子、李濟深、陳樞銘等，故亦曾有組建政黨之意。後經蔣介石圈定爲國民大會代表，終因陳立叁反對未遂。
1944年，太虛患腦血管病，體力驟衰，仍然身赴國難、教難，出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以推動佛教革新運動。1946年春，受勝利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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