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具钱币在玩办家家酒的小孩，自然也结成一个共许其有效的共业圈，在这个共业圈内，玩得不亦乐乎。然则，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加强亡者执着心的“烧冥纸、衣物”，而是在生破除“冥纸、衣物在阴间有效”的执着心，庶几从这拥有共同错误观念的人所织成的“阴间”共业圈中跳脱开来。
执着心是非常可怕的。《四分律》里有个故事：有位比丘在生前非常喜爱他的衣钵，每天必看护衣钵，死后还不放舍，竟然转生成一条蛇，爬到它生前的僧寮门口守护衣钵，经常吐着蛇信，怕人夺走衣钵[14]。平日舍除财物而但留衣钵的亡比丘，对身外之物的衣钵生起执心，尚且如此，一个人如果有身躯恒住的强烈执着心，那么在生时期的“常见”，会影响他死后继续生起“此身是常”的倒见，这时，并不是他还能执受根身，而是离身后的阿陀那识，会自身外产生一种辐射力量，投射而成尸身的种种异象。
有些人死后，连神主牌位都不肯放舍，甚至认定牌位是属于他的寄处，依此以受子孙香烟之祀。笔者父亲的骨灰原奉安于基隆某寺塔中，有一年，笔者在清明祭扫的时候，看到寺里张贴一张公告，请祭拜者注意：如果把自己亡故亲友的牌位取下，放在案前祭拜以后，一定要放回原位，不能够放错。据说该寺邻近的佛寺，有一年在七月超荐法会时，亡者竟然托梦给远在美国的女儿，说他没有地方可住；那位亡者女儿远道赶回，才发现是牌位漏载。这种传闻不会完全是穿凿附会，但若因此而附会成“识不离身”的佐证，那岂不是连牌位都有识之执受了？
其实类似的例子，正可证明：亡者在生没有正见，认定神主牌是死后的灵魂所寄，假使他在死后又没有善知识的开导，执心不舍，那就会有这一类恋着牌位的现象。
总之，不但是对牌位如此，只要死后认定尸体是灵魂所寄，棺材是灵魂所寄，坟墓是灵魂所寄……，这种人都是可怜悯者，有“常见”颠倒，对前一期生命藕断丝连的恋着，使得他连转生善趣的机会都不顾，落入鬼道，以继续持有他的尸身、牌位、坟墓……。佛弟子要训练自己放舍这些颠倒，不能把这些“异象”的例子拿来当做是常情；不但自己要放舍，而且有责任教人放舍这类执着，而不是因此跟着团团转，堕入常见。
由此来看，净土宗临终助念的理论，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些亡者，在助念前脸部表情非常难看，助念后却变得非常祥和。这与在亡者死时以“无常、无我”的正理提醒，令其放舍执着的原理是相同的。人死之后，是随着重业、习性、念力三者而决定转生去处的；但此三者中，仍以重业力最强，重大善业使其立即生于天界，重大恶业使其立即沉沦地狱；其次是串习所养成的行为惯性(等流果)，这也会使人在死后被拉着上生或下沉(异熟果)。念力是排在第三位的，在无重大业力，又未养成强固业习的情况之下，临终的正念力是可以牵引我们上生善趣的；反之，死亡之后，或是将亡未亡之时，倘有面对死亡的甚深恐惧，无依无靠，此时易为晦暗心念牵引下沉。临终助念，就是提醒其保持正念的一种方式，这使得亡者好像在茫茫大海里抓住了一根浮木，有一种光明笃定的感觉。因此，不论是“无常、无我”的正念，或是念佛忆佛的正念，不论是自己持续生起的，还是旁人提撕助成的，总之，正念可以消解恐惧、牵挂和种种执着颠倒，由于放舍了对尸身的执着，所以尸身的面色是有可能以“引因”力而变得祥和红润、微带笑意的。
五、综述其他伦理争议
以上，只是对净土宗观点，依于正理而加以抉择，以证明由该观点而对器官移植产生疑虑，是不必要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由佛教伦理观点来检验器官移植术的所有内容，都会呈现正面的结论。
(一)争议之一：脑死
首先，“死亡”的确切定义，因器官移植的需要而产生了争议。传统上，死亡的认定来自心脏停止，如前所述，佛法的“识执受”论是可以接受这种定义的。然而器官移植是力求时效的，倘若死后一有耽搁，移植成功的机率就大为减低，所以医学界改以“脑死”(Brain death)为死亡。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呈现深度的意识昏迷，不能自行呼吸，而必须借助人工呼吸器来维持生命，所有脑干的自主反射皆消失殆尽，这时纵使还有心跳等生命迹象，也已失去任何觉知能力，故可宣告死亡。这时倘若立刻进行器官移植的手术，成功机率可以提高。
总之，“脑死”可说是为了“器官移植”的医疗科技而量身打造的名词，它造就了许多“活死尸”，也制造了器官移植的“零件工厂”。
然而到底脑死是不是究竟死亡？这在欧美或日本，都曾产生剧烈的争议。在台湾，许多医界的佛教徒对器官移植抱持疑虑态度，今(八十六)年一月十八日，民生报刊出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原来一封揭发医界内幕的投书，声称某医学中心有不肖医师为了把握器官移植的时效性，竟然“脑死判定偷工减料”，提前宣布患者的死亡。虽然被指控的医疗机构长庚医院立刻出面澄清，否认此一传言，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器官供需失衡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有可能存在的，《器官量贩店》作者金柏利早就揭发了因器官移植的需要而草菅人命的种种事例。
于是，由于器官移植术而产生的“脑死”名词，不但提供了生与死的新界限，而且还被人拿来巧妙利用，严重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
印顺导师在《华雨集》中有一段，就着死亡的问题而作“脑死即六识不起”的确认。他认为：脑死就是脑干停止作用了，此时不会再有痛觉[15]。当然，慢说是脑死，就是脑昏迷指数在二或三时，是否还有痛觉？答案也可能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动手术时麻醉过去，同样也不会有痛觉；不但如此，连修习禅定成功后，到了前三禅(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妙乐)的阶段，也只剩下心的喜受与身的乐受，而没有任何苦受忧受。所以脑昏迷指数近于零的患者，是有可能因神经传输功能中断而不再传达痛楚。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人有权在他心脏还跳动，体温未冷却，“识不离身”的时候，宣判他的死亡。如此，“脑死”的定义会不会使催劝供体或摘除器官的医护人员犯下“杀生”的业行？
医生的角色本来是要救人，但是为了争取时效以医治需体，稍一不慎，就会变成供体的催死者。就供体的一方而言，固然身布施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需体的受赠者或医护人员的第三者，全力维护供体“生”的权利，直到识已离身，寿暖已尽，岂不才应该是最大的考量！需体的生命权固然值得重视，供体的生命权岂不更应重视？毕竟器官的原始拥有人只要还有生命迹象，就理应优先保存器官，而不宜以任何理由巧取豪夺。
当然，如果坚持不采“脑死”定义，那么器官移植以济世活命的功效必然大减，有的移植项目，甚至会因此而完全无效；但是为了让社会重视“活死尸”的对等人权，我们还是要提醒一点：宣判脑死以利于器官移植，这其实是和执行“安乐死”以结束患者痛苦一样，既可称之为“功德”，又可名之为“罪恶”的，功德与罪恶，只在当人一念之间，这是何等两难的伦理处境！如果不戒慎恐惧于此途，以“供体反正已不会知觉，不可复苏”为由，强化其行为的纯粹正当性，那么依此逻辑，岂不是植物人都可以当作器官移植的供体了？还有，只要不引生对方痛楚，在其昏厥或禅定状态下了结其生命，摘除其器官，岂不都可免除杀生业报，而只有医治需体患者的功德了？
(二)争议之二：器官商品化
一脏难求，使得器官日益商品化，富人在拥有更多医疗资源的优势下，不免略夺穷人的器官；又如中国的死刑犯，器官一律强制移植，台湾就有许多洗肾者到大陆住院，等着购买死刑犯的肾脏。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市场经济自可决定器官的流向；共产主义的逻辑下，器官也已不属于死囚的“个体户”！这固然嘉惠了许多需体患者，以减其痛苦，延其寿量，但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个器官交易，穷人变成了富人的零件工厂[16]，这里面隐藏了太多的陷阱与罪恶；器官商品化的结果，使得相关人等变得宛若天空盘旋的秃鹰，在等着分食新鲜的尸肉。
只因供体是生命卑微的穷人或命若游丝的“活死尸”，这如何不是“强凌弱”的生态？又如何符合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
当然，也可能有些讯息是夸大不实而危言耸听的，像《读者文摘》在今年一月号的中文版，就有一篇文章〈阴毒谣言不绝〉，指出：全球各地流传着一种恶毒的谣言，说有人专门到贫穷国家把儿童偷走、绑走或买走，然后杀害，以取得人体器官，移植到富有的美国人、以色列人或西欧人的体内。这些谣传不但增加了贫穷国家人民对西方人的无谓敌意，也使他们因怨憎恐惧而拒绝将孩子给外国人领养，据估计每年有一万名儿童因此而不能脱离贫穷，而进入美国与欧洲的领养家庭(页九八～一○一)。
然而，无论如何，器官来源的困难，使得器官移植从舍己助人的义行，沦为可以论斤称两的商机，这实在是伦理上的极大讽刺。
(三)争议之三：活用胎儿组织
任何胎儿组织，对医生和研究人员来说，都有极其重要的“使用价值”。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欢迎下一代的临到而怀孕，而是为了利益自己或亲属的性命而怀孕，甚至为此而故意堕胎。如此一来，怀孕再也不是牺牲母体而尊重新生命的表现，却只是功利主义驱策下，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人工流产的人数骤增，让胎儿还未离开温暖的子宫，就注定要与此世无缘，这正是不折不扣的“杀生”，而且是计划性的屠杀。
大量的胚胎利用，不但鼓励了功利性的怀孕与堕胎，也造成了取用活胎儿组织的“杀生”行为，医生与研究者或许可以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不把胎儿定义为“生命”，但佛教徒又如何能推翻“识缘名色”、“识入母胎成羯逻蓝”的，“结生相续”的定义？
更何况，这样的发展，已从胎儿进一步跨越到婴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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