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当时已在白圣法师底下做事)，看到他们时是一脸惊愕，对于要收容他们是相当为难的样子。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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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圣法师抵台，到达十普寺一看到智光、南亭、道源已在那儿，脸色就变了。但后来得知佛教界的大护法孙张清扬女士是智光老和尚在大陆时的皈依弟子，也就没有对他们下逐客令。智光与南亭在十普寺同住在一间小房间中，南亭这未来台前，在大陆已做到苏北泰县首刹光孝寺住持、年已五十岁的法师，每天自动提水洒扫佛堂，清洁佛前香桌。在十普寺和智光老和尚一起做的任何法会佛事，所有收入涓滴归公。南亭法师那段日子心境恶劣到极点，常为寄人篱下的痛苦暗自流泪。[20]像智光、南亭这样已具有名望人脉的法师，来台的境遇是先寄人篱下，但总算是“居有定所”。
至于无啥人脉声望的第三代青年法师，境遇则更艰苦。不是先在军中服役如圣严、真华法师；就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吃尽苦头，如星云、煮云、慧峰等法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煮云法师首先要面临的是如何以一个没没无闻的外省和尚，适应并融入台湾社会？又如何跨出他佛教事业的脚步呢？
(一)、首先，在台湾中部、南部、东部的城乡，四处弘法，吸收信徒，并寻觅定居之所。
1949年来台定居的佛教界大老们，多集中在新竹以北活动，台北市的首刹善导寺的讲经说法，举办大型法会，也都是由智光、太沧、章嘉活佛、南亭、道源、道安、印顺等法师活跃于台面上主持其事，甚至台中市也有李炳南大居士在那弘法，[21]根本轮不到如煮云、星云、慧峰等青年法师们。因此他们可以从事活动的空间，就是走出北部，走入尚未有知名法师驻锡弘法的各城乡，去吸收信徒寻求自己的定居所。在这个阶段里，煮云法师经历了几个过程：
1.随军移防，在新竹、南投、台中县一带四处布教
煮云法师随军医院来台的身分并非军人，他来台后因为没有身分证，一时无法离开部队。医院就给了他一个“军中布教师”的身份，让他住在军中，也可公余之暇，换上袈裟外出弘法。因此他随着军医院的搬迁，由新竹而苑里而到后里，一路布教，开始走入台湾社会，跨出他佛教事业的脚步。而他所凭借的资粮就是他在大陆学会的赶经忏、佛学院所累积的讲经说法的能力，以及流畅的文笔，还有“普陀山来的和尚”这块招牌。由于台湾民间普遍信仰观音佛祖，所以对普陀山怀有很大的向往和崇敬。煮云法师在新竹时，就有狮头山元山寺旁的海会庵请他去演讲，一连三天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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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的见闻及故事。而那时正处于漂泊无依的慧峰法师，刚好暂时借住在狮头山，每晚均来听他演讲，但彼此并未打招呼。后来军医院迁往后里，他得以借住在后里怀德堂半年，及毗卢寺大殿前钟楼半个月，也都拜“普陀山来的和尚”这块招牌所赐。而他真正打开知名度之始，是由于在后里主持了一场“后里震灾超度大法会”。
(1)主持后里荐亡法会，首次打开知名度
在后里他主动出击向乡公所争取举办一场免费超度后里大地震亡魂的法会。法会共举办了三天，他同辈的好友如星云、唯慈、广慈、印海、浩霖等法师都前来助阵。这是后里地区首度用正统佛教仪式来举行的超度大法会，造成很大的轰动。事后各佛教杂志都有刊登此事，煮云法师开始打开知名度，渐渐中部各乡镇都有人请他去演讲，他也有了一个专属的台语翻译──名叫“妙慧”的客家女子。[22]
(2)鱼池乡弘法，巧妙配合政府政令，两相蒙利
由于台湾那时正属于神佛不分，各地拜拜风俗铺张奢靡的情况，政府遂将佛教视为改善民俗，辅导内政的力量之一。所以煮云法师在举行法会或受邀演讲时，常提倡戒杀、用素食祭拜，并厘清神佛不同的观念。一方面有助于提倡正统的佛教，一方面又巧妙地配合了政府改善民俗的政令。所以不仅后里的超度法会全用素品，在不久之后，应南投县鱼池乡乡长的要求在鱼池乡的石观音庙宣导戒杀，改善拜拜风气。煮云法师以“普陀山来的和尚”这块招牌，在石观音庙前弘扬普陀山的观音是不杀生、不吃荤的，顿然使鱼池乡民改变竞供荤腥的作法。煮云并影响台中县一带，全县竟空前普行戒杀一周，在《煮云法师生平事略》中，特将此活动标为煮云达成“政教合一”的成功典范。[23]这对处在白色恐怖下的外省和尚，煮云能塑造自己“政教合一”的形象，对他四处弘法的安全保障性是极有利的。例如星云法师在那段期间，被人连续用黑函向警备总部控告，遂遭人日夜跟监。[24]可见年轻的外省法师来到台湾，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想要在台湾社会立足安身，真是内忧外患，处境艰辛，必须步步为营。
2.受慧峰法师之邀前往台南，并藉此机会尝试在台南寻找落脚之处
(1)寄人篱下，处境落魄
1952年，慧峰法师在台南市竹溪寺主持护国息灾法会，邀请了煮云法师前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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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煮云法师在此之前并未到过台南，想藉此机会在台南找寻落脚安身之处。[25]但是法会完后并没有任何机会，煮云法师寄居在一位李太太家的大门外，用竹子搭建的一个小房间六个月之久。这期间为当地的一些居士组成念佛会，其中他结识了莫正熹居士，及他的两个女儿──莫佩娴、莫佩娟，而莫佩娴在后来曾追随他在凤山莲社上班，也算吸收到一点信徒。
(2)慈航法师仗义直言，仍无定居之所
另外，在台南期间，正逢甘珠活佛、慈航、律航法师应政府之命环岛布教来到台南。当时慧峰和煮云在台南都还很落魄，两人向慈航法师诉苦，请慈航法师为他们讲话。结果慈航法师就在欢迎会上公开指出他们两人在台南艰难的处境，并指责台南市佛教界，对外省法师的排斥。[26]呼吁台南市的佛教界要给他们两人有个安身之处。这直接沉痛的指控，获得舆论上的同情，第二天台南市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王鹏程就亲自到煮云法师寄住的小竹屋向他致歉，但还是表示爱莫能助，还是没有台南市的任何寺庙伸出援手收容他。[27]
由此可知，煮云法师虽有了一点名气，也有佛教界大老为他仗义执言，但希望地方寺庙的接纳收容，是多么不容易！
3.介入大仙寺的传戒活动，造成台湾佛教史上的重大影响，但依然无法在台南落脚生根
虽然慈航法师的仗义执言，并没有使煮云法师获得在台南安定下来的机会，但总是引起台南佛教界的激荡反思，慧峰法师和煮云法师因此有了一些转机，也或许因为这样，台南“大仙寺”在隔年春初传戒时，才会向两人寄上邀请担任尊证之职。[28]而因着这个机缘，煮云和慧峰法师得知大仙寺要传戒，可以寄戒，且戒期只有一星期，这些都和他们所知的大陆宝华山或栖霞山的传戒活动、甚至和东北倓虚法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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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戒活动不同。他们于是以中国佛教会理事的身分，立刻写信向中国佛教会报告，[29]
中国佛教会派白圣法师出面到大仙寺交涉，改用中国佛教会的名义办理传戒，并改戒期为两个星期。中国佛教会从此掌握台湾佛教传戒的主导权达数十年之久。因为是如此重大的转变，也是大陆僧侣正式主掌台湾佛教界大权的开始，而煮云法师和慧峰法师这两位青年法师在此转变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所以获得被邀请在传戒中，和其他五位曾任住持或现任住持的教内前辈大老，共同担任“尊证”之位。
大仙寺的传戒活动，大大提高了两人的声望，但直接受益者是慧峰法师，使他有机会逐步在台南开始展开他的佛教事业。[30]但对煮云法师而言，并无实质好处，他依然无法在台南找到正式的落脚处。
综观煮云法师在此阶段中，东奔西走四处布教，努力地一步步打开自己的知名度，并走入台湾社会。但观察1950年至1952年止，他所到的地方都只是把他当成“客人”的身分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接受他，让他融入当地社会，落脚生根。所谓“赤手空拳打天下”，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
(二)、机缘来临，前往凤山莲社住持弘法，终于有了立足安身之地
1.得以住持凤山莲社时的教界情形
自1949年至1956年这七年间，来台的大陆法师除了配合政府政令进行护国卫教的法会与讲经等活动之外，个人最重要的佛教事业就是纷纷寻求落脚生根的立足点，建立自己的道场。这是由于台湾素来没有大陆的十方丛林道场可供挂单，加上省籍的隔阂因素，也不可能受到本省寺院普遍的接受，因此急需建立起自己的道场。在选择建立道场的地点上，当时佛教界的大老们多以台北及其邻近地区作为选择区域。盖因台北是首善之区，百姓生活和知识水准均较高，而党政军的要员也大都集中在北部地区，佛教界较能从彼之处得到帮助。可是这些关系多非来台才建立的，通常要靠大陆昔日的交情，才能获得对方的援助。[31]例如当时经由孙张清扬女士的大力引荐，多
位立委、国代、以及社会名流，都皈依了智光和南亭两位法师，变成他们的护法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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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创建道场的大老约有：道源法师在基隆创建海会寺、南亭法师在台北创建华严莲社、证莲法师在新店创建竹林精舍、印顺法师在新竹创建福严精舍。1954年则有灵源法师在基隆创建十方大觉寺。1956年则有道安法师的松山寺、东初老人的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落成。[33]
基本上要创建道场，必须要有足够的金钱财力才可能，这也牵涉到要有很大的募款能力，因此也唯有这些有人脉声望的大老可以达成。例如：南亭法师当时买下新生南路上的房子来创立华严莲社，是以新台币七万五千元成交的。七万五千元在当时是钜大的数目，南亭因有两位信徒的鼎力支持──各愿借黄金两条(一条三十两)，而得以凑资购得。[34]
反观如星云、煮云等年轻法师，显然不具备此种条件能够自建道场。但机会终于来了。1952年，宜兰、凤山两地分别函请中国佛…
《煮云法师的佛教经验与佛教事业─1949年大陆来台青年僧侣个案研究(丁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