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会推荐法师来地方上常驻弘法，由地方提供场地给法师安住。也就是因为这些偏远地区，大老们缺乏长期前往驻锡的意愿，煮云、星云两法师，才得以在其“同学、同戒、又是好朋友”广慈法师的推荐下，星云到宜兰县的雷音寺，煮云到高雄县的凤山莲社落脚安身了。[35]但和自己创建的道场毕竟不同，如果在地方上表现不佳，很可能被请走路，再度成为流浪僧。并且不是自己选择道场地点，是完全受外在环境的限制，那里有机会，就到那里。来台之后，至1956年，大部份的大陆法师都安定下来了，但年轻一辈和大老们的境遇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2.得以住持凤山莲社所代表的意义
但无论如何，煮云法师终于有了“自己家”的安定感。[36]1952年夏季，凤山莲社举行落成典礼及首任住持煮云法师晋山。事实上凤山莲社只是街上一个很小的平房。道安法师那时正应屏东东山寺天乙尼师的邀请在屏东讲经，是日就以中佛会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分，偕同天乙尼师等前往观礼。道安日记中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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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未讲课诵纲要，同天乙、秀和、爱自等十余人赴凤山佛教莲社参加开幕典礼，十二时方达。凤山属高雄县，人口约四万，莲社在市镇街上，由民屋平房改建者。深约五十尺，宽约十二尺，一间小房，能容听众二百人，等于基督教传教的教堂相似。除后面外，三面都是住家，空气光线都极差。虽开了几个玻璃天窗。买的钱还不多，连修理费，花了两万多元。这总算他神通广大，能得信徒的信任出钱。星云、广慈、朱斐、慧定、莫佩娴及他的爸爸，七人相识，余皆陌生的。他原预备两百人约有三百人之谱。……我是来宾中第一个致词者。……[37]
由道安的叙述可知：
莲社的平房很小，最多能容纳两百人左右，而且环境不佳，空气光线都极差。
当天道场的教界大老们大概只有道安一个，因就近之便，而被中佛会委请前来道贺，其余则是同辈的星云、广慈等法师，以及地方人士和煮云的一些信徒。煮云在教界还不算有什么份量。
购置莲社的费用不算多，连修理费大约花了两万多左右。但是道安还是认为煮云神通广大，能得信徒信任出钱。这反映了以大老辈的道安，看年轻一辈的煮云法师能让信徒为他出钱购屋，即使钱数不算很多，已算是很有办法手腕了，所以用“神通广大”形容他。但反观道安法师自己于1955年于台北筹建松山寺时，不但有由信徒组成的“筹建委员会”，成员还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甚至包括台北市长高玉树；另外总工程费用预估要五十八万多，虽然1956年，只先建了第一期的三十多坪八间小屋子，但即借贷九万元钜款，可见第一期工程就不止九万元。且道安预估他的大护法台湾纸业公司董事长游弥坚先生是有能力一次募到十万、三十万的。[38]
两相对比，道安却认为煮云这年轻法师能够在凤山获得信徒出钱，有个落脚处已是不简单了。可以知道如煮云般年轻辈的大陆法师要在台湾立足，真是相当的艰辛；而他的“神通广大”，其实是靠自己在四处流浪中，抓住机会就举行法会、念佛会，或作通俗演讲，所一点一滴累积实力而来的。尤其是勤于写作，常有文章刊登在各佛教杂志上，又出版了当时脍炙人口的“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使他声名远播。因此他未到凤山莲社之前，莲社的负责人陈妙圆就因经常看他的文章而肯定了他。[39]
综观煮云法师由1950年来到台湾，到1952年在高雄县凤山镇定居下来，其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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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年艰辛岁月，凭借着自身不断地努力，才能开拓出一个初步的局面。从四处流浪、居无定所、到主持道场，可以看做煮云法师在台经营其佛教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而另一方面，1954年，在台南的慧峰法师也有了自己的道场“湛然精舍”，这从整个台湾佛教的大环境来看，意味着他们两人所代表的“大陆化佛教模式”，在南台湾逐渐落地生根；和北台湾、中台湾逐渐形成呼应串连的局面，进而形成全台“重建大陆化佛教模式”的发展趋势。[40]接下来煮云法师要面对的是他如何经营凤山莲社和相关的佛教事业了。
二、第二阶段：经营与困境(1952～1971)
此阶段又以煮云法师的闭关分为两个时期。
一、1952年到1958年，煮云法师闭关前为一个时期；二、1959年到1971年，煮云法师出关后至其创办精进佛七前为一个时期。来作观察并分析煮云法师如何经营发展他的佛教事业，以及他所遭遇到的困境为何。
(一)、自1952年煮云法师主持凤山莲社至1958年闭关之前的经营重点：
此段时间的经营重点约有两方面：
1.经营凤山莲社
煮云法师第一次当上了住持，但凤山莲社本身也非常穷，只交给他一个空屋子，其余一切要靠他自己筹措经营。为了筹措寺中日常开销，他依照传统的办法，在莲社安了消灾度亡的牌位，也到信徒家中作佛事，并定期举办各种法会。尤其法会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常常这个月没有法会，下个月的日常费用就没有着落了。在吸收信徒方面，则第一步成立念佛会，以组织凝聚信徒；其次开始举办讲经或演讲活动，且不只自己讲，也常邀请全台各地有名望的法师、居士来演讲，例如南亭、印顺、演培等法师，而他的好友星云法师更是常受邀来演讲；居士方面则有李炳南、朱斐等先生，藉以丰富讲经会的内容。另外，还买下凤鸣广播电台的时段进行空中弘法。
除此之外，煮云法师有许多经营的创新手法，这些手法和星云法师在宜兰经营佛教事业的方式是相类似、一致推行的。因为他俩都是年轻辈的僧侣，极想为佛教找出一条活路，使佛教能通俗化、普及化，带入社会的各个阶层角落中。例如他们非常注重宣传，在各乡镇布教时，事先由信徒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扩音机在大街小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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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出通告。并且也不拘泥讲经地点，大榕树下或临时搭建的棚子都可以讲经，戏院也可以；他们模仿民间庙会的游行活动，在佛教的节日时，发动信徒上街游行，壮大声势吸引注意。
在创新的手法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吸引年轻的学子投入佛教，以扫除佛教是老人的宗教此一积弊和观念。煮云和星云法师，分别都组成了青年学子的学生青年会、歌咏队、话剧队，在讲经弘法中穿插青年学子的歌咏、话剧表演，翻新弘法的方式。他们还带着青年学子所组成的弘法队，进行家庭布教或前往各城乡表演布教。加上又在夜间举办免费的“讲习班”为青年学子加强课后辅导，并提供失学的青年读书的机会。这些方法在当时娱乐和教育都不普及的情况下，的确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41]为佛教注入了大批生力军。但这些创新的手法，在保守的佛教界中，曾引起很大的反弹，认为是标新立异，有违传统，口诛笔伐之声亦不少。[42]但事实上效果应是甚佳，凤山莲社在1957年，重新翻修新厦落成，代表着已初步打稳了经营的基础。
2.多次深入台湾偏远乡镇四处弘法布教
煮云法师在经营凤山莲社之外，仍是马不停蹄地四处弘法，足迹深入台湾各偏远乡镇。尤其是交通最不方便的东部地区。他自1951年始至1956年止，至少去过台东四、五次，每次均深入台东各村镇讲经弘法。他第一次到台东时，全台东竟然没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因此东部地方几乎没有什么讲经说法的活动，是煮云法师首先多次到那讲经弘法，并组织台东念佛会。此外他也往来巡回于苗栗、后里、内埔、田中、二水、嘉义、朴子、茄定、楠梓等中南部乡镇，以及澎湖离岛。他并先后组成了田中、苗栗、新港、关山、虎尾等地的念佛会。而早期所到之处，往往在他之前是几乎没有法师来弘法。因此吾人可以说，煮云法师是大陆来台的法师中，深入偏远乡镇巡回布教的先锋者、开拓者。
3.此一阶段的宗教使命感
综观煮云法师在这一阶段中，用了很多创新手法经营莲社，又多次深入偏远地区深入布教，这样的努力，使他被人誉为“三多法师”──行路最多、讲法最多、度众最多。[43]也使他有机会获邀参与影印《大正藏》、《续藏经》等环岛宣传活动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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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盛事，进一步结识了教界大老东初法师、南亭法师、章嘉活佛，也提高了自己在教界的声望。但在这些活动的背后，他有何理想和使命感呢？
1953年时，道安法师已注意到台湾佛教界流行的几个问题：
一、 毕竟空与胜义有的问题。
二、 佛教徒与耶稣教徒互相攻击的表面问题。
三、 佛教对儒家互不相容的问题。
四、 比丘与居士地位见解之诤裂痕问题。
五、 僧团派系不能调和问题。
六、 台湾僧与大陆僧的隔膜问题。[44]
在这六个问题中，煮云法师主要面对的是二、六两点。关于台湾僧与大陆僧隔膜的问题，已经在他来台适应与融入社会之中，面对过也大致解决了。至于耶稣教当时对佛教的干扰、批评，是他所必须直接面对的尖锐问题。
自1954年《中美协防条约》签订后，至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前，可说是基督和天主教会在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台湾社会基本上还是相当贫穷，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又有国外丰富的资源作宗教后盾，包括提供奶粉面粉及医疗等极具民生价值的物品，的确吸收了大量的教友。而他们的神职人员一般而言素质较高，且有服务热忱，比起佛教的法师，在台湾偏远地区及高山区都更容易见到他们的踪迹。因此教势的发展可谓如日中天，活动广受社会瞩目。而在学校或知识界强大的影响力，更是佛教所比不上的。此所以道安法师会指出耶稣教徒和佛教徒的互相攻击已到表面化的问题，当然攻击的主动性是在对方而非佛教徒。[45]当时信仰耶稣教代表是进步的、时髦的；信仰佛教则常会被贬为落伍的、没知识的；耶稣教徒最常攻击佛教的，就是指佛教是崇拜偶像的。他们常用传单和语…
《煮云法师的佛教经验与佛教事业─1949年大陆来台青年僧侣个案研究(丁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