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此无名大善知识，终于悔悟以“无”释“空”是大大的错误，对不起释迦，其见地实高过僧肇万万。僧肇虽享大名，实在亦误了不少苍生，他的巨著＜宝藏论＞，简直是胡说，完全是老庄、《周易》的唾余。他的＜涅槃无名论＞，完全用老子《道德经》中那些描写“无始无明”状态的语调，他这篇文章是为博得秦王姚兴的恩宠而写的。这种动机和立论，实在不敢恭维！僧肇之所以陷于错误，是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不能把“无始无明”境界和“佛性绝对本体”分别清楚。最可怪的是千余年来，人们都震于他的大名，而没有人把他检举出，重新估定价值。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我现在要说：“尽信古人，古人便把你吃掉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于后来思想影响很大，陷害了不少聪明人，可举的例证很多，这里不能细论，我要另外写一篇专文来检讨他。
治中国哲学史的人。皆知“格义”是用“三玄”来发挥佛理，但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贻害后来佛家思想的严重性。宋朝理学巨擘朱晦庵说：“佛教始来中国，多偷老子之意，去做经说空如是。”佛法给老子累得好苦，而朱氏反认为是沾老子的光，占老子的便宜，真是冤哉枉也！其实朱夫子自己亦跌落在那个六朝的大师们所掘下的陷阱中，亦是把佛家代表如佛性的“第一义空”，当做老子所提出的“无”的范畴，所以在他的语类中说：“若佛家之说，都是“无”，以前也是“无”，如今目下亦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万事，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又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而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我是个空，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做甚用？”
朱老子明明把佛法的“空”字当做“空无”来讲，这是多么可笑的事！但我们应该原谅他，因为他对佛法实无较深的研究与认识，如果他能证悟“空”字的绝对妙理，也许他早已解脱成佛，连理学家都不想干了。
僧肇用老庄的辞藻来解经，他不敢公然攻击老庄；但宋朝的理学家们用禅家的口吻来讲理学，却反而对佛家大肆抨击，虽然没有搔着痒处，未免使我们有世风日下之叹了。
老实说，佛法对于“空”字的含义，亦未免太过繁缛、精奥些了，因此不是一般没有佛学修养的人所能骤懂。《楞伽经》中提出七种“空”的说法，其中只有“第一义空”一种，是代表绝对的本体，此表示绝对之“空”，乃包涵精神与物质之统一，最后真实之存在，所以亦叫做“实相”，是最真实不可变的道理，你如果能证悟“实相”，则不但你眼睛所看来到的都是他，耳朵所听见的亦是他，你手所摸到、舌所尝到、鼻所嗅到、心理所想到的无不是他，尘尘刹刹，无不是他，这里面的道理都是绝对的真实，谁说他里面是空的有道理呢？况且他是没有所谓里面和外面呀！有里有外，那是有限的，相对的，所以倘若真个如朱子所说“里面有道理”，那我们便可断定那道理是空虚得可怜，脆弱的可以的了。
《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常被一般人胡乱引用和误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现象便是本体，本体便是现象”，因为这时一切现象和质碍都变为绝对而不可分割的了。精神和物质到此才变为绝对的整体，唯心论和唯物论到此才抛弃了宿世的深仇，欢洽和合，毫无闲言了。伟大的释迦的功绩，我在重新把他发掘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献身于深思和精神建设的人，他写了几本书叫做《贞元三书》，是准备献给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做基石的，这工作当然是令人肃然起敬。在他的《新世训》里面，我们拜读了几句很奥妙的话，他说：“佛家所谓圣人，是达到一种境界底人，此种底圣人，可以说是“静”底，如佛像皆是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新世训》第九页)
这教训给大乘佛教徒们的悟性上以无限启发，我们得此训示才晓得佛家圣人原来是“静”底有境界的(我们一直以为佛性本体是绝对没有境界呀)！我们虽不敢断定静和动有好坏的分别，但照冯氏高见，所以判决他是“静底”者，并非由于佛陀的道理，而是看见所有的佛像皆“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这未免有点近于“莫须有”了。照我们所知，除机关木人和傀儡之外，还没有听见过泥地做成的佛像是可以起立走动的！这应该怪我们的匠人不够机巧，没有做成可以往来走动的佛像，因此难辞大哲学家的批评。但是我们自已反省一下，实在十分伤心，大哲学家们既然一看见闭目冥想的佛像便断定佛家的圣人是“静”底，则普通人看这种佛像后的感想如何，我们就不敢想象了！不过，就历史上考察，佛在世时，到处讲经说法引导众生，足迹遍恒河流域，我们很难相信他是永远“静坐不动”况且，他是永远面对现实，正视现实的改造家，决非“闭目冥想”者可比。佛陀是一位宗教革命家，他一手推翻原有的日渐腐化的婆罗门教，鉴于社会阶级制度之缚束，而呼出自由解脱的口号。就是佛教的行者为参访善知识之故，不辞跋涉长征，如晋之法显，唐之玄奘，义净，冒尽难险，万里孤征，以求正法，此种求智精神，就是比之西洋的探险家也毫无愧色(我们不必夸示他们沟通文化的贡献)，与其说“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不如说他是大胆妄为的傻子，更为恰切些。
倘单就造像艺术来说，佛像亦并非完全“闭目冥想，静坐不动者。”中国佛像最初是模仿印度的。印度佛像则是受希腊雕刻的影响，在佛陀罗时代的佛像是以健美庄严闻名于全世界的。现在我国敦煌有六朝唐代的造像亦保存一点希腊的风格，多是胸阔腰细，很有现代所谓健美的气概，眼睛多是张开着的，表示他永远正视着现实，毫无“闭目冥想”逃避现实的企图。云岗龙门的造像，亦是这种作风。至于“闭目冥想，静坐不动”的佛像，乃是元明以后佛法日就衰微时期的作风，是修行方法错误的结果，我们不必言。大乘禅宗方法本来最反对“静坐”和“冥想”的，六祖惠能在《坛经》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又云：“此门坐禅，元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是不动。”荷泽神会禅师云：“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静，不观空，不住心，不远看，不近看，旡十方，不降伏，旡怖畏，旡分别，不沈空，不住寂，一切妄想不生，是大乘禅定。”又云：“不在坐里，若以坐为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呵责。”
至若世俗所传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的一段故事，我们敢断定如果不属子虚的话，他既不是在参禅，亦不是在做那“闭目冥想”的勾当，因为他是初抵中国的人，言语不通，又没有人了解他的妙理，因此只好对着石壁坐着，以待时机之来临。当时一般人因不懂他究竟布袋里卖什么药，所以把他叫做“壁观婆罗门”。其实达摩是早已明见性，大事已了之人了。无须再修行用功，倘若仍须修行用功，则不是悟后的人了。所以宋觉范禅师《林间录》说：“菩提达摩初由梁之魏，径行嵩山之下，倚仗少林，面壁宴坐七年，非禅也，久而人莫测其故，因以达摩为习禅。夫“禅那”仅诸行之一，何足以尽圣人！”
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壁观”二字，不过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并非禅法。后来有人伪造一篇，〈达摩入道四行〉，竟把“壁观”亦加进去，变成一种坐禅的方法，真是可笑之极！其实真正的参禅方法，是不拘行住坐卧的，禅宗祖师每看见他的门徒闭眼静坐时，便大声的喝道：“你在乱想做什么！”如果“壁观”是禅法的话，那末，现在世俗流传着的“达磨拳”，“少林拳”，亦可当做禅法了。老实说，在〈达摩入道四行〉中那套“舍妄归真”“凝住壁观”的糊涂话，实际上还没有“达摩拳”那样对于锻炼身体健康上有点用处呢！
传到近世，直正的禅法，更为模糊，于是一种错误的小乘方法遂盛行于丛林间。现在流行的坐禅方法是点着一枝香，枯坐不动，有如木头，“眼观鼻，鼻观心”，心观什么？那么，恐怕天才晓得了！以前是维摩诘和六祖等所指斥呵骂的方法，现在被人看作宝贝了，此种风气既兴，难怪聪明的匠人们，把原来健美的作风一变而为“闭目冥想”的病态。所以实际上那些现代的佛像，没有表现出佛陀的态度和精神，却表现出那班在禅堂里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的大德们的可敬的姿态了。
说得更广泛一点，此一时期，中国仕女画的作风，亦是由健美变为病态的。唐宋的仕女画，多半是丰硕体健(故宫博物院巴黎博物院中，当有此种作品保存，可以证明)，至于那些弱不胜衣，两眉如削，幽灵似的病态作风，乃是近代的产物品，亦就是中国民族日趋衰弱后的产品，如改七芗、费晓楼等便是代表这一类的作者了。
就希腊古典的雕刻艺术而言，“静”是美的必具条件。十七世界德国艺术科学大师温克尔耳曼所著的《古代艺术史》，对于美的本质，往往是指着“静”的方面，他说：“像水平似的，一无叫嚣之态。”所以佛像之静穆庄严，乃是世俗所崇仰的象征，以为非这样不足以表示有福气和庄严的，合乎美的条件的。不过，自元、明以后，一般佛像，多是大腹便便，好像脂肪过剩的财主佬的样子，这其实一位终身素食的佛陀和菩萨们，决无此脂肪过剩之大肚皮，不特非美的条件所必需，照医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
那此等于废物的偶像，在佛法精髓上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唐朝道一禅师是丛林的创造人，他主张只建法堂而不立佛殿佛像，就是要删除迷信的意味，而专注重于佛法的精神的发扬。我们如果要顾全古旧的习惯，那末，我们宁可主张每个寺院大殿上只塑释迦像一尊(这是印度原来的规矩，缅甸佛寺尚保存此一规矩)，其余西方三圣、五百罗汉以及圣僧、金刚神等像，皆可从简，而且恢复以前健美庄严的威仪，简洁明净的象征。因为就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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