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欧阳南野等人，也就是说，明末的这几位居士，与理学家的渊源特深，尤其是与阳明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
以上诸位儒者身分的居士，有的是与僧人做朋友，比如李卓吾尝剃发、去冠服、居禅院，出家而不受戒，后来再度被冠服，恢复儒士身分(注二)。金正希延请庐山宗宝禅师，礼之闭关，相对作《断五欲说》(注三)。瞿元立与密藏及幻余二位僧侣之间的关系，乃是为了筹刻《径山藏大藏经》而结合的道友(注四)。不过也有的是以儒者身分师事僧侣的，例如陶周望晚年参礼云栖袾宏莲池大师，受菩萨戒(注五)。蔡惟立去官家居时，往来邓尉，参三峰的汉月法藏，有省，而作〈三顿棒颂〉云：「原来佛法无多子，三顿三拳已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错向高安参老婆。」(注六)
注解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七「泰州学案三」收有「赵大洲先生贞吉」的事略，并附其所作〈克己箴〉一篇(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八「泰州学案四」收有「陶石篑先生望龄」的事略，并附其所作「论学语」三条。
《重编明儒学案》卷二九「泰州学案五」收有「焦淡园先生竑」的事略，亦录其「论学语」七条，其第七条即引《净名经》语谓：「某往日看世人无一当意，然只是心未稳妥，非干人事，《净名经》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若真能致中和者，岂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万物哉！」
《重编明儒学案》卷四一「诸儒学案八」收有「金正希先生声」的事。《居士传》卷四三(《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五页A─B)。《居士传》卷五二(《卍续藏》一四九．四九八页A)。《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八○页B─C)。《居士传》卷四四(《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七页C)。《居士传》卷五一(《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B)。
第六节明末居士的修行分类
明末的中国佛教，大抵是学与行并重兼顾的，在行持方面以禅行及净土行为主流，净土行者尤占多数，持咒、诵经、礼忏则为副行，但也有人禅净兼修，也有人是先参禅而后专精于净土念佛的。现举其人名及其所修的法门，列表如下：
禅行者12人殷时训、朱元正、杨贞复、陶奭龄、朱兆隆、董元宰、程季清、刘长倩、黄元公、黄蕴生、金正希、蒋虎臣净土行者28人严敏卿、杨邦华、孙叔子、朱纲、郭大林、刘通志、郝熙载、杜居士、吴用卿、张爱、陈廷祼、虞长孺、黄平倩、鲍性泉、唐宜之、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丁剑虹、黄元孚、闻子与、吴瞻楼、王先民、陈用拙、骆见于、周景文、马邦良、黄元公之母修念佛三昧者6人王道安、陆与绳、唐体如、蔡槐庭、焦弱侯、王孟夙禅净双行者5人严敏卿、严澄、陆与绳、顾清甫、朱白民先禅后净土者8人王道安、虞长孺、鲍性泉、陶周望、焦弱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
其他尚有由学道家而入禅门，又从禅门转入念佛行者，庄复真便是一例。又有儒道释三教并修兼重，则为管志道、赵大洲、王弱生、曾端甫等人。又有以儒家为基础、以道家为附从、以佛教为究竟者，则为袁了凡等辈。另有从修道家长生之术而修念佛三昧者则如朱白民等。
由于宋以后的禅宗流于泛滥不拘，没有一定的准则作为修持的依凭，徒逞口舌机锋之能，与实际的宗教修养了不相关，所以初接触时，确有与人以清新活泼之感，处之日久，若无真明眼人指导，又无恒心苦参十年、八年的工夫，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晚近以来的中国佛教徒，多以仰信弥陀愿力，祈求往生西方净土，从宗教修养及宗教心理而言，这是正确和正常的现象。
第七节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经论疏钞等佛教文献
佛教的三藏教典，虽称浩瀚，被历来的佛教徒们所常用常讲和注释的，却并不这么多。从《居士传》的记载之中，见到明末居士们所常用并且被普遍、重视的，仅有两种，那就是《金刚经》、《楞严经》，现将被三位居士以上所依用的经论及其居士的名字列表如下：《金刚经》孙叔子、张爱、殷时训、周楚峰、蔡槐庭、庄复真、唐宜之、朱兆隆、王宇泰、钱伯韫、蔡徐氏、黄元公之母、熊鱼山《楞严经》王道安、赵大洲、严道行、殷时训、鲍性泉、管登之(志道)、焦弱侯、钧伯敬、熊鱼山《法华经》朱元正、鲍性泉、王先民《阿弥陀经》周楚峰、王孟夙、骆见于《华严合论》鲍性泉、陶周望、董元宰〈准提咒〉袁了凡、刘玉受、徐成民
由此可见，影响明末居士的佛教信仰及作为修持指导的经论，不论对于净土行者或禅者，力量最大而主要的是《金刚经》，其次是《楞严经》。本来，这两部经典，是属于禅宗，五祖、六祖开始，以《金刚经》为依归，唐末宋初开始，禅宗夹用教理，故对《楞严经》加以重视。明末的居士，以此二经为主，再以《法华经》、《阿弥陀经》、《华严经》为附，即形成一代佛教的思潮。也可见到，思想的中心，仍是禅的精神，此又可从云栖袾宏主张参究念佛、居士们修行念佛三昧者竟有六人，得到旁证，证明当时的佛教是以净土为目标，却以禅理作指针的。至于天台的法华、贤首的华严，并非思潮的主流，甚至仅与持〈准提咒〉的风尚相近。
另外从《居士传》的记载中，一见或二见明末居士所用的经论语录，则有《华严经》、《圆觉经》、《六祖坛经》、《观音经》、《心经》、《大乘起信论》、《维摩经》、《梁皇宝忏》、《指月录》、《宗镜录》、《五灯会元》、《阿弥陀经疏钞》、《三千佛名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般若经》、〈大悲咒〉、〈往生咒〉、《地藏经》、《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峰和尚广录》等二十多种。由这些经咒论书及语录，也可推知，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比较流行的修行依据，是以禅为主流的如来藏系统的思想为准，至于净土思想，主要是以《阿弥陀经》为准，未及其他的净土经典。
拜忏或持咒，也是明末佛教的主要修行法力。例如杜居士、程季清、徐成民、虞长孺之重视礼诵忏法，吴用卿、黄晞、袁了凡、刘玉受、徐成民等持诵〈往生咒〉、〈大悲咒〉、〈准提咒〉等。此所谓杂行杂修的风气，在当时想必相当流行。
庄复真「少为儒，已而学医，年四十余，颇厌世事，遂从事养生术，久之致疾。……一旦睹花开落，悟身无常，即毁园闭关坐禅。」(《居士传》卷四二)
朱白民「亲死，乃弃诸生，学长生术，远游至四岳，登天井，黄绦道服，掀髯长啸，见者以为仙也。已而参云栖宏公，探求法要。」(《居士传》卷四八)
紫柏真可的《紫柏老人集》卷四「示阮坚之」的法语中述及儒与道及佛法之会通点(《卍续藏》卷一二六．三四八页D)。
憨山德清的《梦游集》卷四五，收有《观老庄影响论》及《道德经解发题》，而且他也着有《中庸直解》二卷，《老子解》二卷，《庄子内篇注》七卷。
蕅益智旭的《云峰宗论》卷七之四的第十页，于〈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一文内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三节第三项。参看本章第二节。参看本章第五节。参看本章第七节。参看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第四项，以及同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四项和第五项。参看本章第四节，在所举的四十四位居士之中，竟有二十四人是与云栖袾宏有过佛法的酬对关系。《居士传》卷四三的「李卓吾传」有云：「卓吾风骨孤峻，善触人，其学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以空宗为归。」(《卍续藏》一四九．四七五页A)《居士传》卷四六「袁伯修传」有云：「初学禅于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辩无碍。已而自验曰：『此空谈，非实际也。』遂回向净土。晨夕礼诵，兼持禁戒。」(《卍续藏》一四九．四八四页A)同时作有《西方合论》一卷，被蕅益大师的弟子晟时，收入《净土十要》第十卷。大乘的有宗，即是法相唯识学派，明末时代此派虽称晦暗，仍比宋元时代为佳，从《卍续藏》的目录之中，根本未见宋元时代的唯识法相的著述，除了唐代的诸家，便是明末的高原明昱、一雨通润、蕅益智旭、灵源大惠的著述，尤其尚有一位王肯堂(宇泰)居士，也着有一部《成唯识论证义》十卷。但在当时的学者，已无法读到窥基等唐人所写的唯识学的早期著述，不免有闭门造车、牵强附会之感。《居士传》卷四五「袁了凡传」引其佛前所发的愿文中，有如此的一条：「不愿生天，独受乐趣，睹诸众生，昏迷颠倒。不愿证声闻缘觉，自超三界。但愿诸佛怜我，贤圣助我，即赐神丹，或逢仙草，证五通仙果，住五浊恶世，救度众生，力持大法，永不息灭。」
《居士传》卷四一「戈以安」条云：「戈以安……奉佛甚虔，与僧元素，结春秋二社，为念佛会，诵《华严经》。」(《卍续藏》一四九．四七○页C)
《居士传》卷四七「刘玉受」条有云：「自玉受以持〈准提〉，唱于乡里，其后进之士，若杨子澄及其二子、维斗公干、李子木、徐九一、刘公旦、姚文初诸贤，皆结准提社。择桃花坞、桃花庵故址，辟精舍，修白业。」(《卍续藏》一四九．四八九页B)
《居士传》卷五一「蔡惟立」条下有云：「(惟立)尝与金正希、黄元公、钱启忠、萧士玮诸贤，订为密社，究竟大事。」(《卍续藏》一四九．四九五页B)
《居士传》卷四七「刘玉受」条有云：「先是玉受尝举放生会。」(《卍续藏》一四九．四八九页)
《居士传》卷四二「虞长孺」条有云：其弟「僧孺放舟湖心，过三潭，僧孺慨然曰『此古放生池也，奈何为渔人所夺！』长孺因谋复之，筑堤架阁，为放生所。」(《卍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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