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如何地重视他们的道统了。
天师道是居家纳室的一派，到南宋时的全真派，才是出家的道教。天师的传家三宝，则为剑、印、都功籙。天师往往又被称为真人。因在明太祖接见四十二代天师之时，即以「至尊者天，天岂有师？遂易号称大真人」(《玉壶遐览》)。但是，天师及真人之名，最早是见于《庄子》。
老庄与道教的关系
老子《道德经》之被道教利用，始于张道陵。据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概说》中说：「张道陵之五斗米道，是一种教匪，其利用老子的理由，乃以老子书中的虚无主义、社会主义，来笼络不平之徒；又依两汉方士所创的怪力乱神之说而更加附会。且老子的文体，奇古简奥，极难理解，反而能够增加信仰，又因往往有押韵，便于读诵。老子书中，亦有道德的要素，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乃为一般人所恐惧。」又说：「汉末至晋朝，黄老之学大行于世，故道教徒就以此等之学，更加夸张，以煽动愚民。」「此等黄老崇拜之徒(指士大夫阶级的人)，皆以超然高举为主，标榜独善主义，所以留意于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之方，是当然的了。」
虽然章太炎说张陵、张鲁之辈「既非老庄，并非神仙之 术」，老庄与神仙之术，又确是教匪与道家结合后的道教所取以自肥的营养。先说老子，因其思想与《易经》相合，他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即是《易经》八卦中的「」，二是八卦中的「」，三是「」。也就是说：一是阳，二是阴，三是阴阳和合，所以生万物。阴阳术数既为道教的源头，老子既同有这种思想，道教就把那位做过周朝守藏史的老聃，一变之下变成了一位神道。何况老子也说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又说：「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这种论调在道士看来，又与阴阳家所希望的「长生久视之道」息息相通了。
由于这个原因，神仙之术便油然而生。本来，孟子主张尽性知命，主张顺性和安命，不主张用人为的力量勉强改造性命的际运，应当「修身以俟命」，因为这是不可抗拒的。道教可不同，他们以为性与命是可以改造的，若能性命双修，是可以长生不死的。这就正好投到了当时王者及士大夫阶级的所好。在独善主义的要求下，道士们就以方术的角度来解释老子，附会庄子。例如《河上公注老子》二卷(此书据唐朝刘子元说，是出于魏晋道士之假托)，多涉及吐纳导引之术。庄子中也有：「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之语(〈刻意篇〉)。老子的本意是 否即如道教的附会，实在大有问题。《庄子》中的描述，乃属于寓言性或象征性的，不是写实性的，则可断言。
魏伯阳与《参同契》日人小柳司气太说：「魏伯阳与葛洪，为制仙药集大成之人。此两人对于神仙术之研究，演成方法及根据，且断言其可能，遂成道教之学理的基础。」(《道教概说》第二篇第一章)
在魏伯阳与葛洪之前，乃至在道教未产生之前，可能是秦始皇时代，即已有了炼养服食之说，对于赋予学理的说明，则以魏、葛二人为首功。
魏伯阳在正史中无传，大概是后魏与西晋之间的人。据葛洪《神仙传》说：「魏伯阳，上虞人。贯通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参同契》。桓帝时以授同郡淳于叔通。」说他活动于汉桓帝时代，则未必可信。他的《参同契》，亦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至《旧唐书．经籍志》，始入于五行家中。在道藏目录举有十种，最着于世的则为五代彭晓的《周易参同契真义》三卷，宋代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
《参同契》的内容，是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易有「纳甲」之法，相传始于京房，是以月的晦朔弦望象卦体，而以月的出没方位纳之。《参同契》多借纳甲之法，以说明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要，又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此 书的最终目的是在延命长寿，所以顺乎天(自然)的原则而炼丹。丹分内外两类，书中对外丹之术有这样的记载：「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对内丹之方，又有如此的说法：「二气玄且远，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于心胸；阴阳配日月，水火为效征，耳目口三宝，固塞勿发扬。」此所谓外丹，是烧丹砂铅汞为黄金。内丹则是将阴阳的原理用之于人身，如果调和得法，即可与天地同寿。称此调和返元之气为真仙丹，或金丹。致有房中派以肾水称铅汞，御女术为阴阳调和，以女人为鼎炉，并且解释黄帝以九鼎升天，是交了九个女人的结果。
葛洪与《抱朴子》葛洪是丹阳句容人，其父曾做过晋朝邵陵地方的太守。葛洪则于十三岁时即成孤儿，唯其仍知苦读，卒以儒学知名。因爱神仙之学，曾入郑隐之门，又登鲍玄之室，并且做了鲍玄的女婿。郑鲍两人，乃是当代有数的方士。可是葛洪也在晋朝做过好几任官。当他晚年，听说交址出丹砂，故向朝廷请求要去句漏地方做县令，但他到了广州以后，竟被刺史邓岳留住，不得已而往罗浮山炼丹，可惜金丹尚未炼成，他已死了，享年六十一岁，时在晋成帝咸和年间(西元三二六─三三四年)。
葛洪所着的《抱朴子》，计有内外两篇，系以自号名书。此外尚着有《丧服变 除》一卷，《神仙传》十卷，《肘后方》六卷，《神仙药方》一卷。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抱朴子》，外篇是评论时政之得失及人事之臧否，不过一介文士的姿态，没有独特的思想，只是当时的清谈风气炽盛，他则站在反对的立场。至于内篇，据他自己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见外篇)他的理论是以「道」为宇宙的本体，修道可以与天地同寿。引证古今事例，主张神仙的存在。修道的要诀在于内保精气、外服金丹，所以详载炼丹的方法；又说明成仙之法除了炼养，尚须积善正行，故而非辛苦勤勉，难得仙术。金丹一派的理论，至此乃集大成，道教在哲学及伦理学上的基础，到此方告确立。
寇谦之与天师道
道教的最大目的是求长生不死，所谓外丹、内丹、吐纳、房中等术，都是为了不死为求成仙。可是，古来道士，又有何人真的不死？倒有好多帝王及士人为了服食金丹而中毒死亡的史实。世间那有不死的人和令人不死的药物呢？因此，道教内部就起了变化，寇谦之便是在此变化中的大功臣。
据《魏书．释老志》中说：「(北魏)世祖(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因此入嵩山修道达十年，至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西元四一五年)，造出《云中首诵新科诫》二十卷，托称是太上老君赏识他 修道热心，赐了他这部「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的仙书，并给他授了「天师之位」。又于泰常八年(西元四二三年)，假称「牧土上师」李谱文赐授他「天中三真太文录」，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
至于《云中首诵新科诫》，明朝的邱琼山说此书「即后世斋醮科仪所由起」。小柳司气太则谓：「此说殊误。因为谦之的教理，是包括其以前的斋醮科仪等，而补缀大成之，更垂之于后世的。」(《道教概说》第二篇第二章)。为了什么而有斋醮科仪的出现？《魏书．释老志》记有李谱文对寇谦之如此说明：「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
从上举事实看来，值得注意的有三点：1.向来的丹鼎之术，不能达成长生的目的，所以要改用斋醮科仪的诵经礼拜来争取信徒。2.天师道的正脉，本来行于南方，以江西龙虎山张盛所传的为嫡传；此时处身北方的寇谦之，却希望夺取这个道统而自称天师。3.自古以来，中国即有宗教的种种祭仪规则，寇谦之为了适应新的要求，起而发扬，编成斋醮科仪，集其大成，其中也有佛教的成分。
在此之际，尚有好多道士，模仿佛经，大事伪造道教的经典及文书。在南方的道教学者，以陆修静及陶宏景最有名。陆修静死于刘宋苍梧王元徽五年(西元 四七七年)，陶宏景死于萧梁武帝大同二年(西元五三六年)。
可谓因果循环，道教窃取了好多佛教的东西，充实他们的道藏内容，佛教也反转来向道教学习。相传《梁皇宝忏》、《水陆仪轨》，均创于梁武帝世(西元五○ 二─五四九年)，距离寇谦之出《云中首诵新科诫》已近百年，无疑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后来僧尼做佛事，也写表章文疏，宣读焚化，则亦取乎符籙派道士的作风。虽然佛教的密教也特重仪轨，密教仪轨的输入，却已是晚唐时代了。
这是题外话，但与寇谦之有关。此人也是一位佛教的仇视者，他以伪造的道书奏于北魏太武帝，得到宰相崔浩的内应，寇谦之的天师道便成了北魏的国教，并且藉此得宠机会大排佛教，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的第一次空前的法难。摧毁佛寺及佛经像，坑杀僧人。但在两年之后，寇谦之死了(西元四四八年，太平真君九年)。再两年，崔浩也因事伏诛。至西元四五二年三月，太武帝驾崩，长生的愿望皆成了泡影！
茅山与武当山
道教有好多派，天师道之内，分有张道陵派及寇谦之派，又分有丹鼎派及符籙派；天师道之外，尚有葛洪及陶宏景。茅山派的道教，就是天师道之外的另一派系，它与陶宏景有关。宏景曾立馆茅山，自号华阳隐居。但是茅山之得名，是由三茅君而来。《梁书．陶宏景传》中说：「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 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所引「太原真人茅盈内纪」来考察，三茅君是秦末汉初时人，远在张道陵之前。茅山在葛洪的家乡，江苏省丹阳的句容，他们崇奉三茅君，茅山的道士不结婚，故与天师道士不同。
出家道士的另有一派是武当道。武当山在湖北省，奉真武玄天上帝为主，以炼丹驱邪为其本领。明朝的张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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