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教化，有助于儒 学 学术空气的活跃，那么，注经解经的义疏形式的形成，则对儒学义理的衍化与丰富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
2.佛教对儒道思想的吸摄
佛教是外来思潮，在它传入中国的早期，就采取了一些较聪明的策略，与儒、道思想进行 比附，以便较顺畅地进入中国思想领域。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已成规 模，而儒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学的统治地位必然影响佛教的传播，佛教必须靠近 儒学，并吸取它的价值观念；道教是本土宗教，尽管佛教徒瞧不起道教，但也不敢直面顶撞 ，甚至要讨好道教。而且道教思想有较精密的思辨性，在表述运动、本体方面，有自己的特 长。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向儒、道学习，不仅是一种外来文化入境取得“护照”的必然态 度，也因为儒、道思想中有佛教所需要的因素。首先，我们看佛教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摄 。佛教对道家、道教思想的吸摄主要表现为借用道家的命题、范畴和运思方法。比如即色宗 代表人物支道林，在谈到理想人格时指出：“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 感通无方。……故千变万化，莫非理外，神何动哉？以之不动，故应变无穷。”[2](支道林 《大小品对比要钞序》，60页)无疑，“至人”范畴出于《庄子》，而其对“至人”的描述 也显然地深受《庄子》运思方式的影响，尽管支道林所追求的是佛教境界。再如僧肇，他在 《肇论》中大面积地借用了《道德经》、《庄子》中的思想资源。在《涅槃无名论》中， 僧肇描述涅槃就是借用《道德经》中描述“道”的语言手法进行的——“夫涅槃之为道也 ，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升，量太虚而永久。随 之弗得其踪，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摄其生，力负无以化其体。潢漭惚恍，若存若亡。” [2](僧肇《涅槃无名论》，158页)而在《道德经》中则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8](21章)在《般若无知论》中，僧肇对“一切知 ”的叙述是这样的：“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2](僧肇《涅槃无名论》，147页)这一思想的摹本显然也出自《道德经》，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 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8](47章)可见，中国佛教在阐发其思想过程中，确 实大量吸摄了道家的概念、命题和运思方法等思想资源的。
再看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入 世精神，二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从“入世”精神方面看来，佛教高僧大多把儒家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外王”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中。比如支道林认为，佛教彤淳反朴、绝欲归宗，为的是 辅 助王道，显外王之功。他说：“盖沙门之义，法出佛之圣，彤淳反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 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9]慧远则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 有之义。所谓“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 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2](慧远 《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82页)就连主张万物为假为空的僧肇，其根本精神并不主张 脱离社会、远离俗世，他说：“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 而顺适。”[2](僧肇《不真空论》，144页)可见，儒家入世精神确实被融入佛教思想中。从 伦理观念思想上看，儒家伦理的价值指向是现世的、济世的、忧世的、振世的，也就是说， 佛教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吸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入世”精神的吸摄的具体表现。慧远 认为，佛教教义就有入世、出世之说，入世佛教徒正可实践儒家伦理，而出世佛徒也有助于 社会风俗的净化。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 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 …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 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 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2](慧远《答恒太尉书》，99页) 慧远借用佛经的规定，而且把佛教出世规定为对风俗净化有意义的行为，从而把儒家伦理道 德轻松地纳入了佛教思想中。《提谓波利经》是北朝时期在家信徒遵奉的一部佛教经典，这 部经典也把儒家伦理道德置放其中：“人不持五戒者为无五行，煞(杀)者为无仁，饮酒为无 礼，淫者为无义，盗者为无知(智)，两舌(妄语)者为无信，罪属三千。先能行忠孝乃能持五 戒，不能行忠孝者终不能持戒，不忠不义不孝不智，非佛弟子。”[10]在这里，儒家道德伦 理被当作是佛非佛的标准。可见，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是通过中国佛教僧人阐释佛教典 籍过程中，自觉且广泛地贯注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完成的，这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 表现和基础。
3.道教对儒佛思想的吸摄
道教虽为本土所产，且以道家思想为根，但道教思想之理论性和丰富性是欠缺的。在思想 内容上，道教贫乏得不足以与佛教抗衡，因而它必须吸摄儒家伦理思想以充实自身；在修养 方式上，也较为简单，因而它又不得不向佛教讨教。
其一，道教对儒家入世精神与伦理思想的吸摄。我们知道，道家、道教是具有“在世”倾 向的，但同时必须指出，道家、道教的“在世”与儒家那种强烈的“入世”精神是有差别的 ，即儒家是直接参与社会，以济世救民为己任，道教则主要是一种肉体的关怀，且以个体为 重。但至葛洪时代，道教的“在世”明显表现出向儒家“入世”靠拢。葛洪说“内宝养生之 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世，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 则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11](《释滞》)不难看出，在葛洪思想中，参与社会 、济助人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道教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摄则是不遗余力。比如《正一法文 天师教戒科经》中云：“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 ，施惠不可不作。”又云：“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 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12](18卷，232页)可见，儒家的敬、孝、忠、仁 、义、信、贞等德目被吸收为道教基本内容，并规定，履行持守儒家伦理道德，才可成为真 正的道教徒。在道家经典中，像这样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引述，极为普遍。又如葛洪指出， 道家不唯养生一事，应兼济社会，儒家也不唯济世一事，应关注人生。所谓“所以贵儒者， 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 [11](《塞难》)儒家伦理道德就在葛洪的这种宽容中大摇大摆地坐进了道堂。此外，道教还 把儒家的礼转化为道教戒律。如《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云：“与人君言则惠于国， 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 则 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弟言则恭于礼， 与野人言则劝于农，与道士言则正于道，与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与奴婢言则慎于事。”[1 2](6卷，8页)在这里，儒家的礼被融于道教之中，成为道教戒律的基本纲架。
其二，道教对佛教伦理戒律思想的吸摄。道教有斋醮科仪，斋醮科仪中又有坛场转经，设 法师、都讲等职，这些都是仿照佛教相关仪式而来。如陆修静提出“斋有九等”，即金斋、 黄斋、明真斋、元斋、八节斋、自然斋、洞神三里之斋、太一斋、指教之斋等，并强调斋戒 为立德之本。而且，陆修静还认为，履行斋戒不是外在的，而要在心灵上做到“心行精至” 、“洗心净行”。所谓“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 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传以思神。”[12](9卷，821页)而所谓“杀盗淫动，恶言绮两 舌，贪欲嗔恚”，正来自佛教“十恶”之戒。难怪释道宣说他是“广制斋仪”以改造五斗米 道。另外，道教还把佛教的诵经、持戒修养方法吸收进来。这在《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详 细记载：“若不受此经，不名道士不得救治万病，但受此经，家中供养一切，鬼伏生死蒙恩 ，道不妄言。汝等信之，坐中大小各各求之，太上哀念一切，悉受之戒之，汝当受此经，不 得轻师，不得慢经，终身奉行，思神念道，后得升仙。”[12](6卷，19页)这段话大致是说 ，只要道教徒能诵经、持戒，什么疾病、官事、邪恶统统可以避免，并可由此“成仙”。此 见道教受佛教影响之重之深。著名道士陶弘景更是在融摄佛教教理上身体力行——“在茅山 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13]总之，道教在吸摄儒、佛思想方面 是积极而自觉的，也因此使较为贫乏的道教思想逐渐丰满起来。
相拒相斥：儒佛道关系的逆向开展
从对立统一关系讲，相摄必有相斥；由儒佛道三教各有不同特征的情形看，相斥也属正常 。由于佛教是外来思想，而儒道为本土所生，故两晋南北朝时期相斥主要表现在儒佛相斥、 道佛相斥。这里我们对之略为讨论，以使对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更为完整。
1.伦理价值取向之冲突
虽然儒佛道三教在伦理道德思想上有互…
《儒佛道三教关系探微——以两晋南北朝为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