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形态研究
吴虚领
[北京]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
96-104页
【作者简介】吴虚领，1971年生，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本文为其学士学位论文。
佛教研究
本文采取新的视角，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六个方面对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形态作了理论性的概述和剖析，提出并归纳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认为这种形态的一个基本点，即它不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入境随俗，在依附中求生存，在调和里图发展。宗教传播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而被传播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则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的状态和表现形式。按照这个定义，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形态，应该理解为佛教初传中国阶段的传播方式及其表象特征。这一时期一般限定在东汉和三国两个朝代之内。但由于佛教在中国各地传入的时间不一致，发展不平衡。故而个别的现象可能延续到西晋与东晋之交。那时，作为舶来品的佛教，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它，依附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并与之融合；而另一方面，因为是初传，依然是个洋种，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正宗印度佛教，又有别于后来“汉地”佛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佛教。这一有趣的现象，目前在学术界只有零星的论述，尚未系统地归纳总结；而这篇论文，不过是个初步研究，为初传中国时期的佛教勾画一幅素描而已。
依附于统治者
东晋僧人释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①这句话是总结了早期佛教的传播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说，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是与统治者的扶植息息相关的。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佛教初传中国是后汉明帝在位期间，材料来源于《后汉书•楚王英传》。这是由中国官方编撰的一部史书。内称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年轻时好游侠，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绢赎，刘英乃派人拿着三十匹绢送到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事的官员那里，官员上报明帝，明帝于是下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这件诏书清楚地反映出楚王英奉佛的情况。内中“伊蒲塞”、“桑门”为印度佛教徒的音译，说明楚王英宫中聚集着一批来自外邦的僧人，他们主持“洁斋三月，与神为誓”的宗教仪式；正是他们，依附于楚王英的势力，以求得到明帝为首的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从而生存发展，传播佛教的火种。佛教首先在王宫中传播，这就是汉文史料关于佛教传播中国的第一个“硬证据”中所披露的基本情况。
楚王英奉佛至少表面上得到汉明帝的支持，因而才下了那道诏书，客观上对佛教的传播有推动作用；至于明帝是否真正信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退赎诏书下达五年之后，亦即永平十三年(70)楚王英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终以“招聚奸猾，造作图谶”而获罪，株连人数以千计，为东汉初年有名的大案。楚王英的罪名是“谋反”，但他谋反的手段则是利用宗教、迷信。如果我们把它与《楚王英传》所记永平八年下诏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仔细分析，这里面或与刘英的奉佛有关。上述楚王英宫中的“伊蒲塞”和“桑门”很可能参与了这项谋反活动，而在数以千计的“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之中必有不少方士和佛教徒。明帝仅仅是利用宗教，而一当宗教妨碍他的统治时，就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绝不手软。②
由于汉明帝先支持佛教，而后又打击佛教，因而在楚王英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史书几乎没有关于佛教的正式记载，直到桓帝，这种情况才有改观。
汉桓帝是后汉有名的昏君，迷信鬼神，乞求长生，而信奉佛教尤为突出。他的大臣襄楷的奏章中曾提到当时宫中有“浮屠之祠”。③因为皇帝的提倡，佛教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不仅仅限于宫中，也不仅是王公、贵族，老百姓中也有信佛的人了。所以，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里谈到自明帝以来佛教的传播时，有一个简明的概括：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祠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范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关于明帝的奉佛，他用了“世传”二字，表示了一定的怀疑；“楚王英始信其术”则肯定了刘英是中国第一个奉佛的人，他的奉佛对佛教的传播显然有决定性的作用；中经桓帝的提倡，百姓才“稍有奉者”，佛教始由宫廷转向民间。在这里，范晔清楚地指出这种转向的推动者；“后遂转盛”则概括了佛教在楚王英和桓帝这些大人物的先后扶植下，得以在中国立足的事实。
三国之时，偏于江南的孙权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因而在战乱中逃到江南的外国佛教徒支谦便马上找到孙权，被孙权“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④并在孙权的大力支持下从黄武元年(222)开始，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译出佛经三十六部。赤乌十年(247)康僧会由交趾来到东吴的首都建业，也是借助孙权的力量宏扬佛法的。孙权并为他建寺，“以始有佛寺，故号为建初寺，因名其地佛陀里，由是江左佛法大兴”⑤。
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西域名僧佛图澄来到洛阳。次年通过石勒手下大将郭黑略谒见石勒，并得到石勒的信任，被称作“大和尚”，奉事石勒、石虎父子近四十年，利用他们的力量在中国北方迅速传播佛教，“中州胡晋，略皆奉佛”。⑥从此时开始，朝廷明令汉人可以出家，因而佛教徒人数大增，佛图澄身边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累计达万人之多，共建寺八百九十三所，佛教的社会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故评论认为，“佛图澄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争取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纳入国家保护之下，利用国家力量帮助佛教发展的僧人”。⑦道安是佛图澄的弟子，他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老师的经验并亲眼目睹佛教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发展之后有感而发的。
依附于黄、老、道教
宗教的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某个宗教的原生地与被传播地区不同文化的撞击，往往是影响宗教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后汉时期，除作为统治阶级核心的儒家学说以外，黄老和道家的思想也很活跃。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在中国立足，必须同中国传统的信仰协调，也就是说，它必须依附于中国本土的宗教。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明中国第一个奉佛的人刘英是将中国的“黄老”和印度的“浮屠”不加区别，同时崇拜；“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又说明他是将佛陀当作神来祭祀，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百年之后，中国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汉桓帝刘志也是“浮图、老子”并祠⑧，襄楷上桓帝的奏疏中亦称：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即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⑨
襄楷在这里大讲佛教教义是为了劝谏桓帝的胡作非为，但桓帝祀浮屠，显然不是因为信奉佛教的教义和伦理，而是把佛教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同等看待。他受炽烈的成仙愿望的驱使，在祭祀黄老的同时，祭祀浮屠。佛陀常被当作禳灾祈福的神灵来信仰。
楚王刘英和桓帝刘志对待佛教的态度代表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中国佛教信徒的普遍看法。早期译经把“涅槃”叫“无为”，襄楷的奏文称佛教为“道”，并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完全是老子那一套。《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牟子理惑论》称佛教为“佛道”，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沙门为“道人”，凡此，都可以说明人们是“用当时当地的中国流行的宗教观念和文化思想来认识佛教的”。⑩
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了二百多年之后，已有了相当的根基，渐渐不能容忍附庸黄老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佛、道争辩正邪的公案。西晋道士王浮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托言中国道教的祖师爷曾到西方天国进行教化，而后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见《辩正论》：
晋惠帝时，沙门帛远字法祖，每与祭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诤邪正，浮屡屈焉。既瞋不能忍，乃托《西域传》为《化胡经》，以谤佛法，遂行世。
但“老子化胡”之说并不自王浮始。早在襄楷的奏疏里就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语。这是汉文文献第一次出现的老子化胡说。百年后，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写道：“《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西晋初年，皇甫谧《高士传》谓：“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此均可看作是对襄楷奏章的补充。也就是说，《老子化胡经》早在公元二世纪中期佛教初传中国之时已经成型。
这个问题发人深思。为什么在佛教初传中国阶段会有老子化胡说？后世的佛教徒认为是道教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贬低佛教而捏造出来的。但那时，黄老、道教的势力十分强大，而佛教不过刚刚传入，尚未形成气候，一般人也不知佛教为何物，道教犯不上煞有介事地去攻击它。所以，最早“老子化胡说也许不是道教方面所故意捏造的，而是由佛教方面提出来的”，“是为使中国社会接受佛教做出的权宜之计”。(11)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它初传阶段，羽翼未丰的时候，依附于道教，借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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