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Ｂ１０不仅建筑宏伟，当时西明寺所拥有的碑文、壁画、题榜、书法等，也都是上乘的艺术珍品。更重要的是，西明寺藏有如来一藏，即日僧谭在《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中所说的“西明寺藏”。所以，西明寺是唐代最先收藏佛教经典的宝库之一，成为当时钻研佛学最理想的地方，故先后入寺的高僧除玄奘、道宣、道世、彗琳外，在空海入寺稍前，日本名僧永忠也曾留学西明寺。如果我们说长安是当时东方的文化中心，那么西明寺就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的佛教文化中心了。不难想象，空海当年住西明寺，于景仰佛图之际，颇收潜移默化之功。他后来的功业，除自身努力外，与李唐朝廷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空海入住西明寺之后，研经习字，博览内经外典，遍访诸寺名僧。公元805年5月下旬，与西明寺僧志明、谈胜等人往谒惠果阿梨(745～805)于青龙寺东塔院，请求传法。惠果大师得空海入门，喜道：“吾待汝久，来何迟矣。生期向阕，精勤早受。”Ｂ１１空海遂于年内得授三昧耶戒、胎藏灌顶、金刚界五部灌顶、传法阿梨灌顶，两次投华著于大日如来身上，故得授遍照金刚法号。高演在《弘法大师正传》中写道：“大师于是得两部密教，为本邦密宗之开祖，所谓秘密真言，此时而立也。”
密宗又称“密教”，是佛教中的重要宗派。约在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形成印度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唐开元年间(713～741)传入我国，后经深得密教金刚、胎藏两大法真谛的惠果融会贯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与印度密教有别的“唐密”体系。“唐密”是中国密教发展的最高阶段。空海得惠果大师亲授，把“唐密”真谛悉受于心，为东归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即“东密”奠定了基础。
惠果大师传空海法事后，于当年12月15日圆寂，翌年正月葬于孟村龙泉大师塔侧。会葬者僧俗千余人，空海被推为撰碑之人。其时长安城内外，大手笔攻文僧不乏高人，而堂堂一代宗师惠果的碑文，竟让仅有半年师徒关系的海外僧侣空海撰文并书字，由此足见其人品、文品、书法之高了。碑文近两千言，可惜在中土已亡佚，幸被日僧真济收入空海大师的《性灵集》，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美谈与见证。
空海原拟留学20年，既受真言密传，当遵师命早日归国。适遇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等船到，即上书请归，遂于唐元和元年(806)四月成行。临行前，平时交游的僧俗，赠诗送别的有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靖、鸿渐等人。朱千乘在赠诗及诗序中称赞空海“能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文字冠儒宗”Ｂ１２。郑壬也称空海为“异才”，其赠诗云：“承化来中国，朝天是外臣，异才谁作侣，孤屿自为邻。雁塔归殊域，鲸波涉巨津，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Ｂ１３
空海回国时，途经越州，曾向节度使求书，遂作《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思欲决大方之教诲，灌东垂之亢旱。”空海的求书范围很广，“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Ｂ１４，尽在其中。据空海大师于公元806年10月呈与天皇的《请来目录》(不包括外书，仅佛典即达216部，561卷)及其日后著述中所参照的汉籍推测，越州节度使确实满足了大师的要求，为佛、汉学进一步远播东土尽了一份力量。
三 空海大师东归后交游甚广，
并深得朝廷殊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业绩遍及佛学、文学、书法、文字学等领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少见的博学多能的天才使者。
公元809年，嵯峨天皇即位。空海大师同年入京，次年10月27日修《奉为国家请修法表》，以求弘扬佛法，其表曰：“沙门空海言：空海幸沐先帝造雨，远游海西，适得入灌顶道场，受一百余部金刚乘法门。其经也则佛之心肝，国之灵宝。是故，大唐开元以来，一人三公，亲受灌顶，颂持观念，近安四海，远求菩提。宫中则舍长生殿为内道场，复每七日，令解念诵僧等，持念修行。城中城外，亦建镇国念诵道场。佛国风范，亦复如是。其所将来经法中，有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佛母明王经等，念诵法门，佛为国王。特说此经，摧灭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己安他，此道秘妙典也。空海虽得师授，未能练行。伏望奉为国家率诸弟子等于高雄山门，从来月一日起首，至于法力成就，且教且修。亦望于其中间不出住处，不被余妨。虽蜉蝣心体，羊犬神识，此思此愿，常策心马，况复覆我载我仁王之天地，开目开耳圣帝之医王。欲报欲答，罔极无际。伏乞昊天鉴察款诚之心，不任恳诚之至。谨诣阙表，陈请以闻。”Ｂ１５
空海借上表之机，努力介绍唐朝的所谓“佛国风范”，倡导“佛为国王”，“护国护家，安己安他”，从而使自己的愿望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最终达到弘法立教之目的。于是，天皇准奏。空海如期在高雄山寺开坛讲法，于同月15日登坛灌顶，接受灌顶者有最澄、和气真纲、仲世等人。从此，空海继承恩师惠果遗志，着手在日本创立“东密”。公元816年，高野山金刚峰寺开基，成为“东密”的总本山。空海此后的主要佛教活动大多集中在金刚峰寺与京都的东寺，先后著《即身成佛义》、《大日经仪轨》、《金刚顶经开题》、《法华经开题》、《真言问答书》、《两部大法缘起》等，并于天长七年(830)，奉敕撰就《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10卷(略称《十住心论》)。这部著作集佛教各派、儒教、道教、古印度哲学于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精神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空海青年时代所著的《三教指归》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他晚年的思想总结，后与日本曹洞宗初祖道元(1200～1253)的《正眼法藏》一起，被誉为日本思想史上的双璧。
从空海高雄山弘法始，上自嵯峨天皇，下至黎民百姓，接受灌顶者不计其数，仅著名的弟子就有真济、真雅、实慧、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等十人，人称“十大高足”。“东密”不仅鼎盛于当时，而且影响深远。在日本，“至今已传到近60代，信徒逾5000万人”Ｂ１６。
空海大师幼习书法，青年时代即头角峥嵘。迨至唐土，又投师于韩方明门下，并汲取诸家草书之长，研磨切磋，笔力大长，遂被称为“草圣”，与饮誉东瀛的嵯峨天皇、橘逸势齐名，陵子胡伯崇曾赠诗云：“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Ｂ１７嵯峨天皇有《赏绫罗屏风御制诗》一首，也对大师书法有很高的评价：“深山居住振奇名，冰玉颜容心转清。世上草书言为圣，天纵不谢张伯英。暂乘云岭一念隙，书得绫罗四帖屏。初见笔精鸾凤体，请看墨妙虬龙形。高岑坠石未动地，绝涧长松岂扬声。乱点乍疑舞鹤起，赴湘连似旋雁行。华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对之观者目眩曜，共赏草书笑丹青。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既知臣骨无人拟，收置秘府最开情。”Ｂ１８
嵯峨天皇作为同时代的“三书圣”之一，尚对大师法书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至于日本的民间传说，那就更多更奇了。相传，空海在唐留学时，长安宫墙上有王羲之手书真迹，但已脱落缺字。唐帝请空海补之，空海口衔一笔，左右手足各持一笔，同时挥毫，瞬间而就。唐帝观之，与王书毫无二致，从此人称“五笔和尚”。又传，空海出外游历，某日至河畔，见牧童在水面上书一“龙 ”字上缺一点，空海随手补上一点，“ 龙 ”字摇身变成一条真龙，腾空而起，直上九霄。
空海虽擅长草书，但不少中日学者认为他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以汉字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平者全也，其字全假汉字之草书为之，如伊吕波是也”Ｂ１９。日本的假名文字确实源自汉字的草书，但是否为空海“始造”，有待进一步考证。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平假名的形成时期，不管是“始造”还是在演进过程中有所作为，空海大师对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曾经做出过贡献，是肯定无疑的。
空海还是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只不过他在佛学与书法界的盛名掩盖了文学业绩而已。其初，正值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治世，举国讴歌唐风。作为著名诗人、书法家的嵯峨天皇更是身体力行，极力倡导“文章经国”，先后命小野岑守、藤原冬嗣等人编集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两部汉诗集。其后，淳和天皇(823～833年在位)即位，又命良岑安世等编集了汉诗文总集《经国集》20卷(827)。空海大师能得两帝恩宠，且能与小野岑守等诸多文人达官交厚，多仰仗诗词文赋之能。今有空海大师的汉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略称《性灵集》)10卷传世。因他赋诗作文不打草稿，随作随弃，其高足真济常侍左右，深“忧兰桂压秋艾，师风不传后世”Ｂ２０，便随时收集大师书稿，辑成10卷。成书时间不详，一说完成于空海晚年，一说完成于大师圆寂的835年。但不知何时，卷8、卷9、卷10散佚。济暹(1025～1115)于承历三年(1075)仲冬上旬辑佚文，编成《续性灵集补阙抄》3卷，得以恢复10卷之数。因此，后人以为有少量伪作杂入，如《永忠和尚辞少僧都表敕答》(卷9)为敕诏，显然不是空海之作。
《性灵集》现存本收入的空海作品始于804年，止于834年，其中包括诗赋、上表、书简、碑铭、表启、愿文等，计113篇，内容涉及到日本平安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空海在唐期间撰写的…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高文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