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
吕凤棠
[杭州]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145-152页
【作者简介】吕凤棠，男，1963年生，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狱等学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恫吓和欺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民间极为流行。本文对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关 键 词】宋代|民间|佛教|信仰
一、宋代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
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狱的学说对广大的愚昧百姓进行恫吓，胁迫人们信从它。穆修说：“今佛氏之法，后三代而作，极其说于圣人之外，因斯民所恶欲而喻以死生祸福之事，谓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复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种夫恶，恶以之而出于后。其为贵、为富、为寿、为康宁，皆根夫善者也，而统谓之福；为贱、为贫、为疾、为夭，皆种夫恶者也，而统谓之祸。祸福之报不移也。世闻其说甚惧，谓死且复生，则孰不欲其富贵康寿而恶其贱贫疾夭？虽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违所恶而获所欲？曰：非去而为佛之秆，读佛之书，则不可。人所以悦其法而归其门者，为能得己欲恶之心乎？佛亦安能强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闻礼义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呜呼！礼义则不竞，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注：《穆参军集》卷下《蔡州开元寺佛塔记》。)
统治者亦想利用佛教来“精神慰籍”(实际上是精神麻痹)广大灾难深重的劳苦群众，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因此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历朝的皇帝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赵光义对宰相赵普宣称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的话，便是这种政策的意图所在。
在佛教徒的极力鼓动和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在宋代广为流行，深入民心。高登说：“夫佛法流入中国以来，为害之日久矣，风俗渐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论之，亦已详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注：高登《高东溪集》卷上《蠢国下》。)余靖说：“切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见内廷崇奉，则遽相扇动，倾箱竭橐，为害滋深。”(注：余靖《余襄公奏议》卷下《乞罢迎开宝寺塔舍利奏》。)陆游说：“自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其学者尤喜治宗室，穷极侈靡，儒者或病焉。”(注：《渭南文集》卷17《黄龙山崇恩祥院三门记》。)又说：“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注：《渭南文集》卷19《法云寺观音殿记》。)有鉴于儒衰佛兴，一些儒家士大夫颇多感叹，孙复在《儒辱》一文中无奈地说道：“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惑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其为辱也，大哉！”(注：《孙明复小集》卷3；《全宋文》卷401。)朱熹曰：“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绝。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5《学校》。)
从社会阶层来看，佛教信徒涉及的社会阶层颇为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
以皇室来说，除前面所说的帝王外，后妃公主等也不乏佛教信徒。《湘山野录》卷上载：“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号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
士大夫中参禅问道者亦极为普遍。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曰：“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其为愚惑甚矣。臣访闻慧林法云，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间，而又引其家妇人女子出入无间，参禅入室，与其徒杂扰，昏暮而出，恬然不以为怪，此于朝廷风化不为无损……”(注：《历代名臣奏议》第116卷《风俗》。)苏轼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注：《苏轼文集》卷25《议学校贡举状》。)王癖之《渑水燕谈录》卷三《奇节》曰：“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陆九渊说：“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注：《象山先生全集》卷3《与曹立之书二》。)例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说：“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子颙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除上述数人外，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补之、吕公著、赵抃等一大批文人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武官员中，更不乏虔诚的佛教徒，如王仁镐“性端谨俭约，崇信释氏，所得傣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恤色。当时称其长者”。(注：《宋史》卷261《王仁镐传》。)崔颂“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注：《宋史》卷431《崔颂传》。)北宋名相王旦，“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着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王宾“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为勤旧，故恩宠尤异，前后赐赉数千万，俱奉释氏”。(注：《宋史》卷276《王宾传》。)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忏，募板印施于人，惟愿见母。……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注：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一》。)“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终日食素……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暮年尚能礼佛，百拜诵经至晨。”(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2。)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孟珙“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注：《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宋史》卷412《孟珙传》。)
至于平民百姓，信佛之风更是盛行。如“鄱阳焦德一吉甫之母邹氏，平昔向善，寡言语，不谈人是非，唯笃志奉佛”。(注：《夷坚支志癸》卷9《焦母大钱》。)“丽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注：《夷坚支志丁》卷8《王七六僧伽》。)
二、宋代佛教信仰的具体表现
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庙神膜拜上。人们纷纷以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修建佛寺、塑像造塔、刻印佛经、许愿还愿、放生吃素、念经拜佛、广作法事、传经朝岳、结社集会等方式来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景仰和崇拜。
1.放生
佛教宣称以慈悲为本，如“佛言五戒，以杀戒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并宣称不杀生可得长寿。例《大藏经》云：人不杀得长从命报。如“爱护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长寿”。(注：《善诱文•仁寿必鉴》；《善诱文•五戒之首》。)《善诱文•好生之德》曰：“天地以好生为德，故羽毛鳞介，无一不遂其性。诸佛以慈悲为念，故蠢动含灵，无一不适其情。此无他，只是存心广大，一切众生，皆吾爱子；一切血属，皆吾性命。则放生讵可缓耶。世人当知戒杀，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与物为恩，又集无穷之福……”在这种观念下，“不杀生”已成为当时信佛者的基本戒律，如胡弈修“为笃信因果，平生未尝杀活物，在杭时，因其人喜食鲜，多细碎水类，日不下千万，公谆谆诱劝，食者遂绝，而业者为改”。(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19《故朝请郎直秘阁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赠徽猷阁待制胡公行状》。)“放生”则是不杀生的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普及，随唐以来逐渐形成的放生、食素习俗，至宋代渐趋普遍。
宋代的佛教寺庙建有放生池，供教徒和民众来寺庙烧香拜佛时放生。北宋天禧中，王钦若曾上奏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天台宗著名学者知礼也提倡在佛诞辰日举行放生会。每逢四月初八佛生日，西湖上照例要举行大规模的放生会，届时“舟楫甚盛”，参加者常达数万人。他们竞相购龟鱼螺蚌之类放入湖中，买飞禽走兽放归山林。(注：《武林旧事》卷3《浴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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