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
呂鳳棠
[杭州]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145-152頁
【作者簡介】呂鳳棠，男，1963年生，浙江大學出版社副編審。杭州 310028
【內容提要】宋代爲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獄等學說對廣大的人民群衆進行恫嚇和欺騙，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在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民間極爲流行。本文對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
【關 鍵 詞】宋代|民間|佛教|信仰
一、宋代佛教的中國化和世俗化
宋代爲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獄的學說對廣大的愚昧百姓進行恫嚇，脅迫人們信從它。穆修說：“今佛氏之法，後叁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之外，因斯民所惡欲而喻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複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惡以之而出于後。其爲貴、爲富、爲壽、爲康甯，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爲賤、爲貧、爲疾、爲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禍福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複生，則孰不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爲佛之稈，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爲能得己欲惡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聞禮義而後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注：《穆參軍集》卷下《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統治者亦想利用佛教來“精神慰籍”(實際上是精神麻痹)廣大災難深重的勞苦群衆，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因此自宋太祖趙匡胤以來，曆朝的皇帝都對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趙光義對宰相趙普宣稱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3。)的話，便是這種政策的意圖所在。
在佛教徒的極力鼓動和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宋代廣爲流行，深入民心。高登說：“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注：高登《高東溪集》卷上《蠢國下》。)余靖說：“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廷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橐，爲害滋深。”(注：余靖《余襄公奏議》卷下《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奏》。)陸遊說：“自浮屠氏之說盛于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宗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注：《渭南文集》卷17《黃龍山崇恩祥院叁門記》。)又說：“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注：《渭南文集》卷19《法雲寺觀音殿記》。)有鑒于儒衰佛興，一些儒家士大夫頗多感歎，孫複在《儒辱》一文中無奈地說道：“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惑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叁。籲，可怪也！……其爲辱也，大哉！”(注：《孫明複小集》卷3；《全宋文》卷401。)朱熹曰：“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絕。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複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注：《曆代名臣奏議》卷115《學校》。)
從社會階層來看，佛教信徒涉及的社會階層頗爲廣泛，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
以皇室來說，除前面所說的帝王外，後妃公主等也不乏佛教信徒。《湘山野錄》卷上載：“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爲尼。真宗即位，遂乞削發。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號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嫔禦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叁十余人，皆隨出家。”
士大夫中參禅問道者亦極爲普遍。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殿中侍禦史孫升上奏曰：“比來京都士大夫顧不自信其學，乃求問于浮屠之門，其爲愚惑甚矣。臣訪聞慧林法雲，士大夫有朝夕遊息于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禅入室，與其徒雜擾，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爲怪，此于朝廷風化不爲無損……”(注：《曆代名臣奏議》第116卷《風俗》。)蘇轼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于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注：《蘇轼文集》卷25《議學校貢舉狀》。)王癖之《渑水燕談錄》卷叁《奇節》曰：“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禅理。”陸九淵說：“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注：《象山先生全集》卷3《與曹立之書二》。)例北宋禅僧歸雲如本在《叢林辨佞篇》中說：“本朝富鄭公弼，問道于子颙禅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于臺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笃也。……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琏、石門聰並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般般見諸禅書。……近世張無垢參政、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輝電掃，脫略世俗構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渙。”除上述數人外，王安石、蘇轼、黃庭堅、晁補之、呂公著、趙抃等一大批文人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文武官員中，更不乏虔誠的佛教徒，如王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傣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恤色。當時稱其長者”。(注：《宋史》卷261《王仁鎬傳》。)崔頌“笃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注：《宋史》卷431《崔頌傳》。)北宋名相王旦，“性好釋氏，臨終遺命剃發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注：司馬光《涑水記聞》卷7。)王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爲勤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赉數千萬，俱奉釋氏”。(注：《宋史》卷276《王賓傳》。)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余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曆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忏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忏，募板印施于人，惟願見母。……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注：沈括《夢溪筆談》卷9《人事一》。)“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終日食素……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暮年尚能禮佛，百拜誦經至晨。”(注：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2。)韓世忠“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孟珙“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注：《宋史》卷364《韓世忠傳》；《宋史》卷412《孟珙傳》。)
至于平民百姓，信佛之風更是盛行。如“鄱陽焦德一吉甫之母鄒氏，平昔向善，寡言語，不談人是非，唯笃志奉佛”。(注：《夷堅支志癸》卷9《焦母大錢》。)“麗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瞻敬”。(注：《夷堅支志丁》卷8《王七六僧伽》。)
二、宋代佛教信仰的具體表現
宋代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人們的廟神膜拜上。人們紛紛以燒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齋僧、修建佛寺、塑像造塔、刻印佛經、許願還願、放生吃素、念經拜佛、廣作法事、傳經朝嶽、結社集會等方式來表達對佛教或菩薩的景仰和崇拜。
1.放生
佛教宣稱以慈悲爲本，如“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並宣稱不殺生可得長壽。例《大藏經》雲：人不殺得長從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注：《善誘文•仁壽必鑒》；《善誘文•五戒之首》。)《善誘文•好生之德》曰：“天地以好生爲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爲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則放生讵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與物爲恩，又集無窮之福……”在這種觀念下，“不殺生”已成爲當時信佛者的基本戒律，如胡弈修“爲笃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喜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爲改”。(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後集卷19《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荊湖製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製胡公行狀》。)“放生”則是不殺生的另一方面。隨著佛教的普及，隨唐以來逐漸形成的放生、食素習俗，至宋代漸趨普遍。
宋代的佛教寺廟建有放生池，供教徒和民衆來寺廟燒香拜佛時放生。北宋天禧中，王欽若曾上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生池。天臺宗著名學者知禮也提倡在佛誕辰日舉行放生會。每逢四月初八佛生日，西湖上照例要舉行大規模的放生會，屆時“舟楫甚盛”，參加者常達數萬人。他們競相購龜魚螺蚌之類放入湖中，買飛禽走獸放歸山林。(注：《武林舊事》卷3《浴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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