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国民之互助，方得生养存活，故吾应有以酬其益报其惠焉。否则，吾身于世即有所损，既增他人之累，亦加自己之责；堕落不免，胜进奚冀！故学佛之道，即完成人格之道。第一须尽职业，以报他人资吾身命之恩；第二乃勤志业，以净自心进吾佛性之德。必如是，佛乃人人可学；必如是，人乃真真学佛”！
三月(“二月”)，武汉信众迎高野山学密归来之持松任洪山宝通寺方丈，学密之兴趣倍深(自传十六；海五、四“事纪”)。四月，仇亦山、张慎盦来访，时将去英国。大师与谈政治，称美中国政治：“为治之根本，皆为随顺人情之所好恶而调剂之，使之无过不及，合乎中道”；于西洋政治，立法以强人服从为未善(谈东西学术及政治；书与仇张二君谈话后)。大师应泰东图书局赵南公请(康寄遥转请)，为撰“王阳明全集序”──“论王阳明”。于“良知”及阳明“四句教法”，以唯识义而解其深密，颇多新意(自传十六；海五、五“通讯”)。是年春，王又农从大师出家，字以大刚。大勇则以暮春去北京，从白喇嘛进学藏密(自传十一；十六；菩提道次第略论序)。按：自传以大勇初夏去北京，误。旧“四月初二”，大勇已来函报告抵京。二十三日，印度诗哲泰戈尔抵北京。佛化新青年会道老等，于二十六日，开会欢迎，赏丁香花于法源寺，徐志摩传译，庄蕴宽等作陪(佛化新青年月刊泰戈尔专号；海五、五“事纪”)。席间，泰戈尔赞美佛法。大师乃作“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勉以勿如中国“无行文人”、“无聊政客”说过完事！大师时作“佛法之分宗判教”，立“化俗”、“出世”、“正觉”三教，遮破内院“教一乘三”、“法相唯识分宗”。五月十一日，佛诞。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庐山世界佛化新青年会改名)，就中华大学开成立大会。大师及宗藻生、李隐尘、李慧空等均有演说(海五、五“事纪”)。十六日(“十三日”)，日本融通念佛宗布教师清原实全，过佛学院访问大师(海五、五“事纪”)。
二十六日(“二十三日”)，大师于武昌佛教会，开讲金刚经，六月十一日(“五月初十”)圆满。薰琴笔记，成“金刚经述记”。陈元白始从大师受皈依(自传十六；海五、五“事纪”；海五、七“事纪”)。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十月间事，误。暑假期前，大师为武院学生“论教育”，满智记。析教育为“动物教育”、“人伦教育”、“天神教育”、“佛化教育”四类。德国乐始尔博士来佛学院，访大师以大乘佛法，陈维东译语(与德国乐始尔博士之谈话)。六月十五日(“五月十四日”)，武院暑期毕业，得六十余名。大师初拟彻底改革办法：酌留优材生为研究部；续招新生，以比丘为限，(志在建僧)注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整理僧制之基。惟以李隐尘表示异议，未能通过，乃曲从诸董事意，一仿过去办法(自传十六；十八；海六、一“事纪”)。
十七、十八日(“五月十六、十七两日”)，佛学院礼请持松来院，开坛传密(海五、七“事纪”)。暑期前后，泰戈尔来武昌(“今来鄂渚，榴火正红”──欢迎词)。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参加武昌之泰戈尔欢迎会。大师与泰戈尔及徐志摩，曾作一席谈(自传十六；访记)。按：自传以此，为十二年夏事，误。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春月”，湖南旅鄂沙门漱芳、居士唐大定等，有“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海五、四“通讯”)。次有江浙同学，“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三事为请。时圆映、禅斋等，均答以赞勉之覆函(海五、七“通讯”)。北京之佛化新青年会，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映、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名义，发出快邮代电，谓佛教：“三十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修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于是提出八大使命，充满革命情绪：“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习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电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此外，传单攻讦老僧，亦不一而足，如印老致唐大圆书云：“妄造谣言，编发传单。……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传单有三数千言，想亦早已见过矣”！
(上来文件，并见海五、八“通讯”)。佛化新青年会之动机与八大使命，应有其理论根据与时代背景。然不求以事实获取信众同情，张皇卤莽，徒欲以虚声夺人，致受打击而挫折，为可惜也！七月七日(“六月六日”)，日本权田雷斧于潮州开坛，传授密法，一星期而毕(王弘愿“震旦密教重兴纪盛”)。王弘愿得传法灌顶，为广东居士传密之始基。大师先闻权田来，曾致书王弘愿曰：“读敬告海内佛学家书，知日本雷斧僧正将至中国，此诚一大事因缘也！以近年闻密教之风而兴起者，多得力于居士所译雷斧诸书者；而雷斧于日本密教之学者中，洵亦一代泰斗！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闻之演华师，其年七十余时犹娶妾(闻日本僧皆如此，已成通俗)，所行殆不亚居士非议于净土真宗之某某上人者。夫密教贵行，空言无行，则祗能以哲学者视之，不能以密教阿阇黎视之也。故私意，当请其周行讲学，等之杜威、罗素，而不应有开坛灌顶之事。质之居士，以为何如”？
王弘愿大不以为然，且因此深植僧俗、显密之诤根。时东密勃兴，动辄以“六大缘起”为究竟，凌铄诸家。大师乃作“缘起抉择论”以折之：“(业感、赖耶、真如、法界、六大)五种缘起，于所知法，于能知人，皆当以六大缘起为最浅”！大师综缘起说为六，大分为三：以六大缘起、业感缘起为“色心缘起”；以空智缘起、无明缘起为“意识缘起”；以真心(法界)缘起、藏识缘起为“心识缘起”。论意识缘起，以为：“起信论之缘起义，乃以登地以上菩萨心境而说。无漏无间续生无漏，无漏无间忽生有漏，可云真如缘起或如来藏缘起。有漏无间忽生无漏，有漏无间续生有漏，可云无明缘起”。此约等无间缘说缘起，以通起信论，为其后“起信论唯识释”之所本。论心识缘起，以为：“各现各种，现现增上遍诸法；顿起顿灭，起起不到摄十世”。
此二义为唯识与华严之共义。大师年来讲成唯识论，于唯识之缘起义，欣尚日深，故极赞：“立言善巧，建议显了，以唯识为最”！是月，大师偕武汉缁素上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中国到湖北了尘、湖南性修、江苏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纲、四川王肃方等十余人；日本推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帝大教授木村泰贤来会，史维焕为传译；英、德、芬、法而自承为佛教徒者数人(中有艾香德)(自传十七；海五、八“事纪”)。会期三日：七月十三(“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商讨中日交换教授学生，唤起缅暹等联合；议决明年于日本开会，定名“东亚佛教大会”。会期中，常惺、木村泰贤、黄季刚、李政纲均有演讲。大师讲“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以为“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东洋文化乃进善人性之文化”(自传十七；海五、八“事纪”；海五、十二“事纪”)。其后，木村泰贤发表其观感(“支那佛教事情”)：
“其间计划周详，规模宏远，屹立长江上游，有宰制一切之威权，操纵一切之资格者，则为武汉之佛学院与佛教会。佛化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等杂志，皆其宣传之机关报。对于佛化运动，甚为活泼而有力也！是等运动，不出于职业宗教家之僧侣，而出于侧面之护法精神。彼等所唱之高调，碻信能救济世界之人心”。大师以明年须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应合法推出代表，乃与李隐尘等发起筹组中华佛教联合会，先成立筹备处(海五、八“事纪”；五、十“事纪”)。会毕，大师偕常惺东下。时常惺嗣泰县光孝寺培安法，以寺产过丰，绅学界常与为难；因发起礼请大师讲经，以资调和(自传十八；常惺法师塔铭并序)。大师抵沪，觅大勇未见，即晚往镇江(康寄遥“上太虚法师书”)。超岸寺主晴峰，约退居守培、焦山智光、观音阁仁山、卢润州等宴叙(自传十八)。
按：大师自传，忘经沪之行。大师偕守培等过扬州，寂山(反对佛教协进会者)伴游瘦西湖、平山堂诸胜(自传十八)。大师偕寂山、仁山、让之、守培、智光、晴峰、常惺、象贤等，抵泰县光孝寺。时大愚闭关于此；机警(大醒)始于是见大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大师开讲维摩诘经；八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圆满(自传十八；海五、七“事纪”；五、八“事纪”)。法会中，奘老自宁波来听经，法会传为盛事。八月十三日，大师为卢敬侯等士绅二、三十人，授三皈依；一改向来轻蔑佛教之风。大师教以结念佛社，作“泰县念佛社序”，为泰县佛教居士林前身。求受皈依者接踵而至，方便开示，无虑千人(自传十八；海五、八“事纪”)。二十日，大师，应如皋绍三等请，往如皋。经净业寺，小憩说法。抵如皋，佛教利济会(读大师志业与职业一文而组织)潘海观等，热烈欢迎。设座县议会，大师讲“佛教与东西洋之文化”(自传十八；海五、九“事纪”)。按：自传之中途经姜堰西方寺，停一日；准嘿庵所记“太虚法师在泰县净业寺说法记”，知净业即西方，但留半日。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先期派张纯一来如皋礼请。二十三日，大师偕常惺、张纯一等去上海。二十四、五两日，大师讲于居士林，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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