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大同”，孙中山之“天下为公”，而目标则仍在佛教：“宗教修养，即大同的道德教育之纲骨”。“修养之究竟，莫过于圆成正觉，普济群生”。是年夏，谢慧坚(铸陈)编成“太虚法师文钞”。初集凡三编：雅言，世论，佛学；交中华书局印行(无言“太虚法师文钞初集跋”)。

　　大师约晤胞妹于上海敬心寺。时止安将往厦门，于敬心寺亲见之(止安为编者说)。考自传原稿，于生母病卒下，有“母亲遗在李家的三个弟妹，也更无消息。在民国十六年，偶过长安，闻一熟人谈及”。书至此，即勾去之。大师必从是得弟妹消息，故一度约晤。七月大师至杭州灵隐寺休夏，得住持慧明、监院玉皇之厚遇(自传二十一)。时欧阳竟无发表“论作师”一文，主在家得为出家者之师，得受出家者之礼拜。大师不以为然，作“与竟无居士论作师”，决言住持佛法为出家者之责。结论云：“于秽土中，七众律仪，大小共遵。非别出家在家即为小乘，而大乘无出家在家之分宜也。于此七众律仪，不惟住某众不守某众戒条为毁犯，其住某众不安某众之分，如以近事凌躐比丘，尤为毁坏七众全部律仪，亦即为毁一切菩萨律仪。故具大悲方便而护法护有情者，此宜知慎”！大师编“佛法救世主义”，亦名“净化主义”，十九为剪裁旧作缀辑而成。论以“心的净化”(立志、修行、成德)，“器的净化”，“众的净化”为次。时大师休夏灵隐，“静居观物变，浑欲入山深”(诗存)，态度颇为消极。潮音编者云(海八、八“图”)：“友人造访归来言：法师近似抱有消极之观念。尝曰：今佛法既衰，僧亦不振，外摧内腐，其何以自存哉！余虽力竭声撕，其奈如聋若哑之僧徒何”！

　　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反*。八月十二日，蒋中正辞职下野。夏秋间浙江省府有逐僧之议。上海程雪楼、施省之、王一亭等，组佛教维持会，向当局呼吁(追念王一亭长者)。时弘一在杭，致书有关当局，推荐由大师与弘伞出为整理(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九月，蒋中正电邀大师游奉化雪宝寺(黄膺白时称道大师于蒋氏之前，因有此约)。大师抵雪窦，与蒋氏长谈竟日。因相偕(及吴礼卿，张文白)游千丈岩。翌日(十日)，“中秋”，大师寓溪口文昌阁。相与赏月，为蒋氏夫妇(经国之母)，及张吴等略说心经大意(自传二十二；诗存)。大师即景赋诗，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句。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大师和玉皇赠蒋归隐诗以赠(诗存)：“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贻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十一日，大师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赴欧美游化之意。蒋氏因嘱陈果夫，以三千元为助(自传二十二；寰游记)。二十七日(“九月二日”)，大师于厦门主持闽院秋季开学礼。时常惺以王竹村邀，先于暑期离闽，赴滇弘法；教务由蕙庭主持，会觉、满智为教师(自传二十一；常惺法师塔铭并序；海八、十“佛化新闻”)。大师留厦期间，于闽院讲“救僧运动”，谈玄记。大师极言：住持佛教，“必须有出家的真僧”。所论救僧之道，积极则：“真修实证以成果”，“舍身利众以成行”，“勤学明理以传教”。消极则：“自营生计以离讥”，“严择出家以清源”，“宽许还俗以除伪”。“帝制于神民制于佛之根据”，亦此时讲。十月十四日，观音诞。大师致书常惺，劝以勿去西藏学密：“融摄魔梵，渐丧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宝之根本。“经书十倍华土”，“圣证多有其人”，藏僧夸言，未堪保信！且试探藏密，僧俗已有多人；法师自可游心三十七菩提分法，以之奋追千古，宏范三界，何用门头户底去依傍之也！因有相知之雅，敢尽进言之责。非太虚不能言此，非法师不足信此！若息缘之处，则泉州雪峰亦上选也。愿法师决之”！大师偕会泉、陈定谟，游漳州南山寺，访白云岩朱熹解经处(自传二十一；诗存)。时湘省佛教，以唐生智老师顾净缘，组佛化会，秋初办两湖佛教讲习所，强力接收寺院财产，逮捕住持，枪杀佛学院学生素禅，全湘骚然。迨唐以十一月下野，佛化会解散，僧魂乃得稍定(海九、三“通讯”)。十月，大师回杭，住灵隐寺，潜心著述。撰现实主义(自传二十一)。后改名真现实论，且以当时编集，为真现实之宗依编。本论规模宏大，极其量，足以贯摄一切佛法，破摄一切世学。大师独到之思想，多含摄其中。其以现实论为名，盖深有苦衷。如“救僧运动”云：“今时从唯物论产生出来的科学思想，根本与佛教异趣。……现代最普遍之思想，则有人本主义与实验主义。这二种，立足在人身眼耳鼻舌所能见能闻能嗅能味之上。佛法“以心为本”，而所说的三世因果，五趣流转，几成为他们射矢之的”。大师为此而论现实，论彻底之现实。即常前具体之变现事实而析其因素(现变实事──无始恒转)，因素非事变外，故不得执色等质素为本以成事。据此变现事素而明实性(现事实性──无性缘成)，实理非事素外，故不得执实理为本以起事。即此现事理性以如实觉(现觉实性──无相真如)，则如理实证，不偏不谬。本此现觉以观实变(现觉实变──无元心枢)，则变非心外，乃显“无元心枢”之不思议现实。此本现实如是，而唯佛能实证实说，唯佛法能尽现实之量：大师如此以成立“以心为本”之佛法。进言之，则唯佛法乃为真现实，如云：“何谓现实主义乃佛陀无主义之主义耶？除佛陀外，莫不为非现实而有主义之主义故。宗教执唯神故；哲学与科学，执唯我或唯物故；实验主义或实际主义、实用主义、又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似为现实主义，然未脱唯我或唯物之执；孔家哲学似为现实主义，然未穷现实之量而犹有拘局；故佛陀为无主义主义之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虽镜涵万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简别世俗现实主义，故名曰真现实论”。十一月基督将军冯玉祥，下毁佛令，河南佛教被摧残殆尽。十二月大师著自由史观，为大师名作之一。大师谓：“第三活动系(有情)，完备“聚散变化”、“死限生殖”、“永续统摄”、“自觉进化”之四潜能也，故有充分自由活动而表现为有情类也”。“动物而至人类，其自由性遂臻高度，然其被囚之桎梏犹在焉。得身体而生也，则为身体饥寒、淫疲、病死所因；依社会而存也，则为社会制度、习惯、风尚所囚；藉根境而知也，则为心境、时空、名数、事物所囚。故吾人正当之所为，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动，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以增进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大师以为：专权而反自由之原理，为唯神、唯我、唯物。近代史上之自由运动，为唯神、唯我、唯物之各式帝国主义所障碍而未能完成，故应以佛陀现实主义之自由原理──四真观境，八正道行，三德藏果──而完成之。其要在：创建自由史观之世界教育，社会经济，国际政治。而“真社会主义之经济，与真民治主义之政治，皆待真共和之世界教育而成功”。此项思想，盖仍民元来社会革命观点而完成之(自传四)。是冬明春大师多评论世学之作：“评郭沫若论文化”，“评(迈格文)佛家哲学通论”，“说四度以上的事”，“论(韦尔斯)世界史纲”，“评(渡边秀方)中国学术史概论”，“东方杂志短评四则”，“评胡适戴震哲学”等。大师于论世界史纲，提出“无始进化说”，有其独到之见：“其法，应剖三史：曰人文史，曰地质史，曰天体史。以现今实际之人物地球星系天空为立足点。从作史之年，逆推而上。……先广搜地球人类一切文语传记，旁参诸现存之古刹古物为材料，细心推析，以忠实之纯客观，察果求因，以叙其后先之变嬗。上推至无复文语传记而止，约六千余载，曰人文史。从是，石器岩层更上推之，曰地质史。远至地球由日裂生、与各星及天空中无数恒星系；且观此太阳系未成以前，此处为一空洞无物之以太电子界，曰天体史。于是为察因求果之推断，结论今此地球人类之果，由若何演成；并预言今后之人物地球当若何，以至今后此一太阳系终当坏灭，再为空洞无物之以太电子果”。如此，则世界为无始恒转之世界，不断流转于“成住坏空”之历程，进化仅为片面之真理。时吴稚晖受梁漱溟等影响，误会佛法，以佛法为“人死观”，大师特致长函，与论佛法及政治(书)。发表告徒众书。大师初冬有海潮音停刊之议，徒众多有筹商维持者。大师因指出佛教运动之重大危机，为“俗之僧夺”，“僧之俗变”，而告觉社以来之根本主张：“夫此(佛法救世)运动之失败，旧佛徒不足责，独责出家在家之新佛徒，昧于分宜耳！在家新佛徒昧其分宜，不及者，则腐化僻化于旧僧，于是遂欲以斋公斋婆放生念佛了之；或由有钱及欲发财以过安闲生活了之；江浙之在家佛徒比比然也。太过者，则以僧之无能而不足崇也，欲夺住持佛教之僧位而代之，为法相、真言之学者又比比然也。殊不知其分内所宜为者，当上摧隐逸之僻化，下破迷俗之腐化，敬佛法僧，信业果报以安定心志，行十善法、作四摄事以立身处群”。“出家新佛教徒昧其分宜，不及者，亦腐化僻化于旧僧，遂欲以当寺职、充院主了之；或欲以逸居无事，念佛等死了之。太过者，则唯知以办学、宣传、服务、作工为事，而欲取僧之寺院产业，皆化为基督教青年会式而后快。无法以达之也，则纷纷退僧而返俗，以自寻其新式之生活。殊不知其分内之所宜为者，固当以持戒、忍辱、苦行为本，深入僻僧中以自为出世之修证，而开发彼为法为众之悲愿；深入腐僧中以潜行应世之教化，而引起彼求学持戒之惭愧”。觉社以来对于佛法之一贯宗旨，即三宝观。今摘其第一项：“佛之根本观念，必在释迦牟尼佛”。“一切经律，皆源本佛所宣说之声教，由佛徒历次结集而成者”。“胜义僧宝，虽在三乘圣众或贤众中，但此土之住持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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