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必在出家五众，尤在苾刍众”。海潮音，后得泰县信徒钱诚善、王诚普发心，移泰县居士林编发，第九卷得以续刊(第九卷海潮音续出之新希望)。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丁卯──戊辰)，大师四十岁。
一月九日，大师一度来沪，与玉慧观、山田谦吉等，作中日佛教徒联谊之聚餐，希予创办中之寰球佛教图书馆以协助(海九、一“佛教史料”)。大师度旧年于祖籍之崇德(明耀──古华法子──为佛性说)。今存“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诗存)。时大师心情陷于极度失望，大有民初光景。出关来以佛法救世之雄心，民十受挫于净慈，知凭藉禅林以改进之不易。十三年再受挫于武院，知凭藉信众资助之不易。革命洪流澎湃，而新起之法相真言学者，唯日争住持佛教之分；新起之出家众，则唯宣传虚嚣而甚或离佛以去。何以适应大时代而扶佛法！大师颇有舍僧入俗之意趣。十六年，过长安；夏，约晤其胞妹；兹又度旧年于崇德。大师与故乡、俗眷而生关系，唯独此年。贯串以寻，不难见其心迹。且此固大师所明确论及者，如告徒众书云：“就出家之新佛徒言：余近在闽南演说之“救僧运动”：一、真修实证以成圣果，二、献身利群以勤胜行，三、博学深究以昌教理。……就在家之新佛徒言……：能有一领袖以团结之，皆十善菩萨为中心的新社会也”。
“余则徘徊瞻顾于积极救僧运动之第二(献身利群)第三项(博学深究)，或转身从事于十善菩萨行，犹待观机再为选定焉”。“或转身从事十善菩萨行”，即入俗之意。然大师信愿真切，决非一般舍佛之类。就大师观之，佛法唯是随宜适化。如出家而有益于佛教，则出家；使在家而更有益于佛教，则在家。出家在家，胥视适应而异。而其本则造次弗离。了解大师对于佛法之心境，此固无可非议者也。二月十二日(“正月廿一日”)，武昌佛学院院董会改组，推王慧力(森甫)为院董长(海九、二“武昌佛学院新生命”)。按：佛学院院董会略史，误以此为十八年事。十四日，“立春有感”(诗存)：“微雪明明见，寒云密密封。远山增黯淡，流水自叮咚。人已度新岁，天犹带旧冬。乾坤不终蛰，一震起潜龙”！是月，大师命大醒、芝峰先后去闽南佛学院，主持学务。去冬，闽院发生学潮。会觉离院去南山寺；蕙庭解决乏术，事态恶化，寺务院务均陷停顿。蕙庭及学生代表传戒(巨赞)来杭迎大师；大师委大醒、芝峰往为整理。下学期始复正轨。其后数年中，闽院遂为大师教育事业中心(自传二十一；略史；大醒会觉巨赞为编者说)。大醒去厦门不久，编行“现代僧伽”，多涉人之臧否，为老派痛心。如净心致大师书云：“旧派意见，不难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阅现代僧伽一书，批评谛老、印老、及王一亭、黄涵老等。……任意污谤，云是猪头长老，蛆虫居士”。按：自传以蕙庭离厦，至夏初闽院发生学潮，全误。又闹学潮之主要者，为怀璞、悟开，自传所记之慈航、谈玄等，实无多大关系。盖大师未曾亲处其事，仅泛忆有此几人耳。是春，大师仍住灵隐。德人卫礼贤，于佛郎府大学组中国学院，函聘大师为院董，并请往讲学(自传二十二；寰游记)。
按：自传以此为去年秋冬事，今姑依当时之记。(一月)蒋中正复任总司令职。春，游杭之灵隐。与大师、玉皇(却非)合影以为纪念(自传二十一；海九、三“图”)。按：此照片流传甚广。不知何人剪去却非，仅留二人相。三十七年，编者亲见三人合影照相于灵隐寺。程演生、赵寿人，过灵隐相访(诗存外集)。暮春一别十年之老友昱山，重晤于灵隐，盘桓三日(人物志忆九)，大师和其韵三首(诗存)，一云：“春满湖山花满林，连朝阴雨阻探寻。老天不解如人意，何日方能慰此心！傥得狂风腾虎啸，尽教枯木作龙吟。浮云扫却晴空现，涌出红曦换绿霖”！大师于失望中雄心犹昔，与前立春有感诗同。昱山赠诗慰之(诗存外集)：“性定曾经悟上乘，廿年煆炼更相应。青莲火里光华灿，信是人间第一僧！“佛法双肩早自承，青年逸气逐云腾。道宏世浊相知少，欧海波澜展未能”！时大师集抉择大乘，或抑或扬以导归中正之旧作，编为大乘宗地引论，交光华书局发行。是春多评内院之作：“生活与生死”，对吕澄“印度佛教史略”作；“论掌珍论之有为空量”，对吕澄“因明纲要”作；“再论唯识与法相”，对欧阳竟无“摄大乘论大意”作。三月，内政部长薜笃弼，有改僧寺为学校之议(海九、四“佛教史料”)。中大教授邰爽秋，有庙产兴学之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常惺“僧界救亡的一个新建议”)，僧界大受震动。现代僧伽社等呼吁反对。大师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时革命空气尚存，即专志净土之印老，亦考虑僧制之整建，谓：“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海九、二)。然时佛教犹无政府认可之合法组织，交涉殊感不易！四月二十一日，大师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大师计划之佛教革命方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曾略述谓：“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一、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二、革改；甲、遯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三、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就其建设次第，称为三佛主义──佛僧、佛化、佛国；即“建设”之乙丙丁三项。大师首重建僧，故极力抨击抛弃佛僧主义而空言佛教之社会化。如云：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大师自谓：训词本以作革命僧团运动之纲领者，惜为大醒、芝峰公开发表，致革命僧团未曾实行组织(略史)。二十三日，沈嗣庄以克鲁泡特金译稿相访，因作“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善行学”。一般所称之伦理学、人生哲学、道德学，大师以为名“人生善行学”为当(文)。大师应之江大学约，讲“生命之研究”。春杪，大师病神经痛，移沪医治(自传二十一)。五月三日，日兵于济南造成惨案；七日陷济南。大师以“中国全国佛教会议代表”名义，与莹照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望其劝日本当局撤兵(致日本佛教徒电)。
时大师在沪，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主消除僧界之歧见(新旧之争)，容纳各种提案，成为全会决议，然后成立佛教统一机构以资执行(恭告全国僧界文)。时江浙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组织，圆映入京请愿(叶性礼“圆映老法师事略”)。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请，讲“人生的佛学”。以后人生佛教之甚多讲述，内容不外乎此：“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
“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徵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六月二十三日，大师应蒋总司令之邀(以大师电告放洋日期)，偕莹照自上海赴南京，寓毗卢寺，谒蒋于总司令部。翌日，偕游汤山。大师谈及：“佛学为世界人类最高理想之表现，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学术宗教所可及。必适应时代之思潮，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能组织一能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美之效”。蒋氏赞同其说，因为作函介绍，往晤谭组安、蔡孑民、钮惕生、薛子良(笃弼)、王儒堂(正廷)、李协和(烈钧)、张子■(静江)诸氏，洽商进行(自传二十一；略史；海九、五“佛教要闻”)。按：佛教要闻谓：大师与蒋氏同车晋京，盖传闻之误。
七月二十八日，大师于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开预备会三日。此即得蒋总司令介绍访晤之成果。初拟称佛教会，以蔡孑民、张静江等，谓此时不便提倡宗教，以设立佛学会为宜。至此，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雏型。尚不能揭出“佛教”名义，其艰苦何如！会中决议：推观同、惠宗、王一亭为筹备主任；成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远行及唐大圆负责；编中国佛教旬刊，由宁达蕴负责(恭告全国僧界文；中国佛学会会名说明；略史；海九、八“佛教史料”)。其间，大师发“恭告全国僧界文”，告以决先组佛学会，催开佛教徒代表会议。大师列举意见，且告以即日出国。佛教会事，希各方好自为之(文)！时大师为维护佛教，先后多所论述：“佛教僧寺财产权之确定”，“条陈整理宗教文”，“为礼制官制致薛部长书”，“呈五次中央执监会、国民政府请愿文”。八月一日，大师在南京毗卢寺，开讲“佛陀学纲”，凡三日而毕。李烈钧来参预法会。黄忏华、宁达蕴记(文“注”；略史)。学纲虽简单，实集大师思想之综汇。大目为：一原理──现实主义(法尔如是)二动机──平等主义(大慈悲)三办法──进化主义(由人生成佛)四效果──自由主义(无障碍)大师回沪。偕陈维东访问证道学会(陈维东“证道学会访问记”)。十一日，大师偕译人郑太朴(松堂)、赵寿人，乘安特雷朋号，离沪西游。民国十四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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