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偏邪，诱摄世学者以向佛宗。如以圆觉经之四相以论哲学之优降，以十二缘起格量天演，以唯识论荀子等。教育新见，立“相对的个人主义”，以“养成人人皆为自由人，使就其各个人之相对者(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化合之而能经营其自由业”为教育鹄的，揭示“大同世界圆满生活之教育”，最能表现大师融合社会主义与佛法，由人类一般而阶进大乘之思想。

　　是春，了老任普陀山普济寺(前寺)住持，大师每为主文稿(自传八)。五月九日，袁政府部分承认日本二十一条之要求。夏初，许良弼来访，以“辨严译”各篇，集题曰“严译小辨”，付之刊印流通(自传八)。是年夏起，专心于楞伽、深密、瑜伽、摄大乘、成唯识论，尤以唯识述记及法苑义林章用力最多，将及二年之久。时又涉览律部，留意于僧制(自传八)。而后知：“整僧之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以法相，奉以为能令久住正法、饶益有情之圭臬”(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时(“夏季”)大师“哀华人之盲趋冥行，及悲欧蛮之大相斫”，作“墨子平议”。末曰：“彼海西诸族，殆皆墨翟之苗裔欤！夫痴见共流，爱慢同穴，无所简择而务驰骋，亦苦乐杂然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此风今日且靡靡天下，一墨则不足以相捄，众墨则适足相挠斗。毗墨之道，一往而无所回顾，则今之世，其去吾人所爱之和平，益以远矣。悲夫”！王一亭来山晋香，访大师于关中，以诗持赠，因相契重(自传八；追念王一亭长者)。是夏，以日本要求传教自由，孙毓筠、杨度、严复等乃承袁政府意，发起“大乘讲习会”，邀请月霞、谛闲主讲。八月，筹安会帝制议兴，孙毓筠等名列六君子，月霞称病南还。独谛老于京盛讲楞严，传袁克定受皈依焉(自传八；蒋维乔“谛闲老法师传”)。秋(“七月”)，与陈诵洛书，为论墨子，泛及先秦学术(文)。却非来任普济寺职，时袖诗过访(自传八)。是秋，大师读及陈某“中国之阿弥陀佛”，历言日本密宗之教义。乃有一究密宗之心(自传八；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十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卅一条，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教产之大权。是条例，内务部长朱启钤，商承谛老意见而产生(蒋维乔“谛闲老法师传”；宝静“谛公老法师行状”；自传八)。北京觉先，首揭此出谛闲请求，指为卖教，呼吁取消；大师亦撰文反对(自传八)。十二月，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是年冬，大师痛于管理寺庙条例，审度时势，欲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乃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一经意之结撰(自传八；编阅附言五六；略史；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本论内容凡四品：一、论僧，以“中国本部有八十万僧伽”为准。别佛徒为住持部，信众部，与章太炎之建立宗教论同。其言曰：“非舍俗为僧者，不足证法身，延慧命；非信僧居俗者，不足以资道业，利民生”。“汉土所流传尊崇者，其学理全属大乘系统，而律仪则重声闻乘。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汉土佛教化仪之特色乎！……在俗菩萨，既摄在人天乘，则形仪随俗而不能住持像教。入僧菩萨，则摄在声闻，声闻乘众以波罗提木叉为师，依毗奈耶处住”(僧依品)。此以住持佛教之责，属在僧众，故严为训范，以佛法之修习为中心而旁及近代思想，以备弘扬佛法，觉世救人。取僧伽之形仪，重菩萨之精神，为大师整僧之根本意趣(此可参略史)。二、论宗：“上不徵五天，下不徵各地”。统隋唐来大乘以为八，小乘附焉。曰：“务使八十万僧伽，皆不出于八宗之外，常不毗于八宗之一。始从八，最初方便学，门门入道；终成一，圆融无碍行，头头是道”。“然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大乘八宗，各有特胜而无不究竟，平等普应，为大师此期思想纲要。此上承藕益之说而发者。所论分宗专学，颇足针对由来儱侗之病：“初学贵在一门深造，乃能精义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归，宁虑局道相斫！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者也。数百年来，学者病在汗漫，惟汗漫乃适成纷拏。佛法深广，人智浅狭，取舍莫定，茫昧无归；以故学不精察，心不明了。……欲袪斯病，则端在分宗专究耳”(宗依品)。三、论整理制度，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别别为之议制。实行集产制度；立法苑、莲社(即忏摩与异方便)；均同旧议。惟“历制”主月历，“衣制”主袍衫如旧，倾向于僧仪之保守，与昔革命时代不同。四、论筹备进行：分三期，以达到政府之废除管理寺庙条例，承认政教分离，由僧伽自组统一自主之僧团为鹄的。然上须得政府之承认，下须得僧众之愿意，殊未易实现；“所以必须筹备圆满，时机成熟，乃得张而施之，而未可卤莽从事焉”(筹备进行品)。统观本论，依乾隆旧籍，而定论现今僧数之多；以江浙一隅，而例论全国教产之富，均不符实际。所论大乘八宗，上不徵五天，则其源塞；下不徵各地，则其流隘。局于中国内地，拘于旧传八宗，不独有武断之嫌，且亦无以应国际文化交流之世。况大乘八宗，其时或形骸仅存，或形质久绝，乃必欲八宗等畅，宁复可能！尤以“政教分离”，决非中国政情所能许！富思考而未克多为事实之考察，自不免智者之一失！然所论僧制之改革，要为唯一有价值之参考书。大师又作“人乘正法论”，以为在家信众(正信会)之道德轨范。使五戒十善之佛化，得以深入民间，而达改良社会、政治、风化之益。由此正信会之普及，与前住持僧之深入，期以实现佛教救世之精神(略史；自传八)。“禅关漫兴”，亦是冬作，可据以见关中之生活心境：“海岛幽栖似坐船，管宁传说隐楼颠。心斋恰是涵虚白，门闭原非草太玄。缕缕炉香经案静，重重灯影佛台圆。易驱惜命偷油鼠，难护轻生赴火蜎。半壁图书连坑瀣，满壶冰雪耐熬煎。惯闻喜鹊墙头叫，默透驯蛇瓦眼穿。送到寺钟催早起，朅来吟伴扰迟眠。诗思偶逐秋声壮，疟势曾因暑病添。却忆狂风惊拔木，每临清沼念池莲。雨看千嶂烟岚积，晴放一房光气鲜。老树窗前青未了，乱山檐下紫堪怜。朝霞灿灿生寒浦，暮色苍苍接远天。被絮新装任冬尽，瓶梅斜插欲春研。禅超物外空余子，锁断人间更几年！月影夜窥花不动，潮音日说偈无边。文殊漫把圆通选，此意难教口耳传”！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乙卯──丙辰)，大师二十八岁。

　　春初，小病，“病中得聊叟咏雪二绝次韵却寄”(诗存)。昱山出关，大师和其圆关诗(诗存)：“人在永嘉天目间，点红尘亦不相关。三年牧得牛纯白，清笛一声芳草闲”。六月，袁世凯死，政局日紊。“首楞严经摄论”，于是夏脱稿(告徒众书)。本论为大师是期专论佛法之名作。楞严经为中国佛学之“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一

　　宗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普入”。“该禅净密律教五，而又各各宗重，各各圆极”(文)。大师本楞严以总持大乘，得中国佛学纲要，洵当时思想之结晶！按：告徒众书与略史，并言五年作摄论；海刊(八，十一──十二)且曾特为声明。惟楞严大意，以此为民国三、四年作，自传亦取三年说，二说相左。依自传，摄论之作，与悟入楞严心境有关；然于此不能无疑。考自传原稿(二十八年三月初写)但云：“于会合台贤禅宗关于起信楞严的著述，加以融通抉择；从此二书，提唐以前中国佛学纲要”。而三十四年七月修正补充为：“于会合台贤禅的起信楞严著述，加以融通抉择──是(三年)冬，每夜坐禅，专提昔在西方寺阅藏时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圆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则心断后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再闻前寺之晨钟矣。心空际断，心再觉渐现身器，符起信楞严所说。从兹有一净身果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乃从楞严提唐以后的中国佛学纲要，而楞严摄论即成于此时”。又原稿云：“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后修正为：“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是则二十八年，犹无悟入楞严心境之说。二十九年二月，大师为访问团员说“我的宗教经验”，乃始有之。再考之摄论：论初有：“吾别有论，──不出八宗”，即四年冬完成之僧伽制度论。而大师四年夏间，始专究唯识；摄论即多以唯识名义通楞严。是则以摄论为民三所作，盖难取信。大师谓三年冬悟入楞严心境，因著楞严摄论，殆以近代学者，以楞严为华人所造；大师忠于所学，乃不惜为之方便证成欤！今略之以存疑。是年，大师于唯识义有所悟入。自传(八)云：“民五，曾于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参看我的宗教经验)。从此，真俗交彻，表现于理论之风格一变。幽思风发，妙义泉涌，万非逞辩竞笔者能及；因每有肇端而不克终绪之论片，如“成大乘论”，“法界论”，“三明论”，“王阳明格竹衍论”等作(自传八)。“夏杪自题”，自称死于此年，应于此悟有关：“一扇板门蚌开闭，六面玻窗龟藏曳，棺材里歌薤露篇，死时二十有八岁”(昧盦诗录)。是夏，方稼荪偕其姑瘦梅来山晋香，时过关论诗，相为唱和。坚索诗稿付印，大师乃集为“昧盦诗录”与之，有江五民等作序。秋季，诗录刊行(自传八；昧盦诗录跋)。八月，道老──是夏讲楞严经于宁波报恩寺，经筵既罢──来山，过锡麟堂禅关，与大师抵掌剧谈，言无不畅(自传八；南岳道阶法师小传)。二十五日，孙中山以察视舟山群岛之便，偕胡汉民等来山，了老与道老陪游。孙氏为大师手题“昧盦诗录”，署姓名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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