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部派思想之杰出比丘尼──悟殷法师访谈录
邱敏捷(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教授)
一、前言
笔者为探讨“印顺学派的成立、分流与发展”(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NSC98–2410–H–024–015)，乃于2010年9月25日(周六)，在电话中与悟殷法师(1955–)访谈。这是本研究案的第二十二次访谈活动。
悟殷法师是我非常敬佩的法师。她对于佛教的研究非常用心，除单篇论文外，主要著作有：《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勘订与资料汇编》(上)(下)(台北：法界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部派佛教上编——实相篇、业果篇》(台北：法界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中编——修证篇》(台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部派佛教下编——诸部论师的思想与风格(一)》(台北：法界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循流探源——印顺导师印、中佛教史研究论集》(台北：法界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中国佛教史略──原典资料汇编》(台北：法界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等。在阅读部派佛教资料时，总想到悟殷法师，也曾请教过一些相关问题。法师总是不吝惜提供她研读的心得，使笔者获益良多。
二、笔者问：请法师谈谈学佛与出家之因缘？
法师答：
每个人都有他的得度因缘，而我出家学佛的因缘，单纯又简单。在出家前完全没有佛教概念，也没有看过出家师父，却因身体的自然反应──不能吃荤，而开始长期蔬食。之后，在北埔往竹东的客运车上，看到一位穿着黑色长衫的比丘尼法师。蒙同事告知，法师住在北埔金刚寺(即斌宗法师之师父妙禅长老辟建的道场)，还热心的带我去；由此机缘，认识了寺里的二位法师。一年后，成为他们的师弟。
1981年7月30日，在竹北犁头山莲华寺出家，三月后受具足戒。之后，师父送到福严佛学院求学。记得入学考试，连西方教主、五蕴、五浊恶世都写不出，近乎交了白卷。在此之前，我没有真正读过佛书，也未曾听闻任何法师讲经说法。我接触的第一本佛书是印顺导师(以下简称导师)《成佛之道》。那是在家时，在报上看到慧日讲堂免费赠送《成佛之道》(偈颂本)，去信索取回来的，可说完全看不懂。出了家，忙着背诵早晚课，学着佛门规矩，只看过师父给的书──明代见月老人的《一梦漫言》。
三、笔者问：法师在何机缘底下与导师思想结缘？
法师答：
1981年出家、受戒，插班入了福严佛学院就读。是时，刚出家，什么都不懂，又是插班生，还来不及适应，三周后期末考，一年级上学期就结束了。要说“在何机缘底下与导师思想结缘”，该说我是自闭、怯弱又带有叛逆个性。在学院，晚上熄灯后，都要坐在床上，至少打坐半小时，才能躺下睡觉。当时，我根本没有学过打坐，看到同学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也依样画葫芦坐着。为了避免睡着，只好想想今天上课的内容，或者拿日文文法在那里研究一番。不久，对佛法慢慢有了疑问──佛法中有似乎矛盾的说法，难道都是佛陀亲口宣说的吗？尤其，上《唯识二十论》时，唯识学者破有部、破经部以成立“外境非实有”的唯识义，我心里总兴起──评破别人，也不见得你的理论就是最圆满的念头。自闭、退缩的个性，既不敢请教老师，也没有和同学商讨，就闷在那里。
旅居新加坡的演培长老(1917–1996)回到福严，为我们开讲导师写的〈印度佛教流变概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课，但“印度之佛教有数次流变”的概念，解决了许多困扰，进而兴起想要读印度佛教史的意念。不过，当时学院没有开“印度佛教史”。课程的安排，虽然是导师拟定的，但实际的开课，则要看是否聘请得到适合的教师；上课的教科书，也是由每位老师自行决定。因此，在福严读了二年半又二十八天的佛学，说真的，当时的我，实在不了解导师的思想。
1985年，我到阳明山的妙德兰若，蒙老师能净法师(1937–)收容。在老师精心策划下的“慧观学处”──“私塾”性质的学团，过着学院化的生活。老师非常慈悲，总为几位学子聘请最专业的老师授课。1986年，特别聘请当时在福严佛学院教授国文、对印公导师《妙云集》深有研究的昭慧法师(1957–)，来带领学子仔细的研读《妙云集》。这时候，才开始有系统的研读导师著作《妙云集》，才渐渐地发现导师著作的精彩。
我发现导师著作非常精彩的关键性文章是──〈中国宗教的兴衰与儒家〉。昭慧法师上课的第一单元是“宗教观”。我是第一组组长，第一个上台报告导师〈我之宗教观〉那篇文章，很不理想。已经过了二十四、五年，至今犹记忆深刻，在“序文”部分，就被法师连续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反宗教，什么是非宗教？二者有何不同？一个报告下来，就是一个“惨”字可得，真是震撼教育！第二次轮到要上台报告〈中国宗教的兴衰与儒家〉，因为有了惨痛经验，认真的研读，却因学识不足，在准备的过程中，困窘万分，但也因此机缘，突破了一些关卡，真正发现导师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话，就是一个典故，或是一段的思想史，真是越读越有兴趣。透过昭慧法师的指导，认识导师思想的博大精深，体会佛陀教法的智慧与慈悲。
我常说，在修学佛法的路上，若没有遇到昭慧法师、没有读到导师的书，也不知道流浪到哪去了。当然，饮水思源，我也非常感恩设立慧观学处的能净老师。
四、笔者问：法师接触导师思想后，在佛教思想观念上最大的转折是什么？在修行上又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法师答：
从1986年开始有系统的研读《妙云集》，每一阶段，皆有不同的体会与改变。在此之前，我很认真学日文，看日本学者的作品；此后，发现导师著作思想的深刻，汉文藏经的丰富，便渐渐以导师著作及汉译藏经为主，日文变为辅助。
心性怯弱又自卑，让我愿意长期研读佛法，把我从自怨自艾情绪中拯救出来是因阅读导师的著作。导师《成佛之道》云：“通论解脱道，经于种熟脱，修证有迟速，非由利钝别。”那个触动，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过去蒙昧，没有种下善根种子，今世如果再一味蹉跎，沈浸在负面情绪，永远也改变不了。现在知道了，就要赶快熏习，种下种子，才有成熟、解脱的希望。因此，我不再旁徨，也不会光只羡慕别人的境遇，而是耐烦地默默研读，思惟佛法，安住于佛法。
我出家的那个年代，最盛行的修行法门，似乎是打佛七、念佛。出家后，常听老一辈的人说：“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听起来，感觉蛮恐怖的，心里毛毛地。
不过，这种意识，在我看到导师〈谈入世与佛学〉的一席话后，有了转变。导师该文说：
“急证精神复活了的最上乘，当然是根源于印度的。但专心一意于自求解脱，甚至将在佛法中所有种种福德、慧解，看成与本分无关，可说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晚唐以来，佛教渐向衰落阶段，这种情形就越来越显著。学佛的人，如这一生而没有了脱生死，似乎死了就前功尽弃，死了非堕落不可！例如说：“若还不了道，披毛戴角还。”这不但将业果看作还债，而对于出家持戒、闻法、弘化、庄严道场等一切功德，看成毫无用处，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如泰、缅等国，也有“若还不了道，披毛戴角还”的信仰，会有人人出家一番的习俗吗？又如说：“无禅无净土，铜床并铁柱。”这等于说：没有究竟悟证，往生极乐，那死了非堕地狱不可，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在中国佛教中，很少能听到：此生幸得闻法，幸得出家，死而无憾。更没有听说：临命终时，念施、念戒、念天而心无恐怖。一般信佛的，布施、诵经、念佛、礼忏，求现生福乐的多，而为消罪业，死了减少(鬼)地狱的痛苦着想，是大多数(这是经忏特别发达的原因)。少有人说：以此礼佛因缘，闻法因缘，听法供僧因缘，布施因缘，持戒因缘，将来一定解脱，一定成佛；充满信心与理想，而生活于三宝光明的摄护之中。不知(归依三宝)发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与一般不同，都倾向于出世，为成佛作因缘。反而将归依、布施、持戒，一切为法为人的善行，看作与本分事一无用处，死了就前功尽弃。中国佛教向高处发展，但从浅处看，在业果相续中，倾向三宝，而福慧展转增长，直到成佛的理论──从世间而渐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劲了！死了变鬼，一死而前功尽弃的习俗信仰，深深的影响中国佛教。”(《无诤之辩》，页194–196)
看完这段话，我豁然开朗，不仅大为安心，也生起无限信心，深信导师：“(归依三宝)发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与一般不同，都倾向于出世，为成佛作因缘。”(《无诤之辩》，页196)更相信，“以此礼佛因缘，闻法因缘，听法供僧因缘，布施因缘，持戒因缘，将来一定解脱，一定成佛。”(《无诤之辩》，页195)因此，我庆幸出家，得以生活在三宝光明的摄护中，充满着光明与希望。
五、笔者问：法师阅读导师的著作，有无亲自请教过导师相关的问题？
法师答：
我请教过的问题不少。有些是书上的相关问题，有些是导师前后期的异说，有些是出处，有些是与藏经记载不同，可能是笔误的地方。第一次在慧观学处请教导师“如何研读佛法，读不懂怎么办？”导师慈悲的说：
“因为不熟悉，所以不懂。就如他不认识我，第一次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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