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多几次就认识熟悉了。读书也一样，多读几次就会熟悉。读书，要多思惟。而且，要多看，不要只读一本书。读到不懂，经过思惟还是不懂，就暂时搁置那个问题，继续读下去，越读越多，融会贯通了，自然会懂。或看多了，甲书的问题，从乙书得到解答，自然迎刃而解。”

　　 其余比较重要的问题如下：

　　 (一)1999年3月26日，前往华雨精舍请教导师有关“说转部”是现在实有，或是三世实有学派的问题。导师说：“说转部非说经部，他应属三世实有学派。至于“异生位中有圣法”，不一定要解说为现在实有，如三世实有的有部，未来无漏法已经具足，只是未显现而已，只要靠著有漏闻修，把他引现出来即可。”

　　 (二)1999年夏季，导师在南投鹿谷山区度夏兼养病。8月28日，我前往请教导师《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真常唯心论”之第二节“真常唯心论述要”：“别有一要义也，佛说六尘、六根、六识为十八界。有力能生者为根，即有引发六识之功能体。……后世之唯识论者，尚不解何故以种为根，自更难知净心在缠之发为六根。有欲于唯识外立唯根，则亦未知其所以异也。”(页278–279)导师看了原文，微笑地说：“这是一个重要思想。”导师大致解说了文意，并要我看《楞严经》，就可知“唯根论”的依据。导师示寂后，依着导师提供的线索，我写了〈真常唯心论之“别有一要义”〉，发表于《印顺导师永怀集》，也收录于拙着《循流探源——印顺导师印、中佛教史研究论集》一书。

　　 (三)在福严佛学院，请教《中国佛教史略》：“西晋竺法护历游西域，乃深慨于“真丹比丘习俗之行”，责其“高望游步，世人无异，求好衣服，学世辩辞”。”(《佛教史地考论》，页14–15)的意涵。

　　 导师当下就说：“出自竺法护所翻译的经典中，至于那一部经，一时想不起。”再者，请教该书：“然传译时即有诤论，即阿梨耶为在缠真净而不失自性者，抑真性在缠不守自性而妄现者。勒那摩提以梨耶为净识，即法性真如；故“计法性生一切法”，“计于真如以为依持”，主“现常”；以授慧光，其道行于相州南道。菩提流支以梨耶为真识不守自性而虚妄现者，故“计阿梨耶以为依持”，“计梨耶生一切法”，不许法性真如能生，主“当常”；以授道宠，行于相州北道。”(《佛教史地考论》，页14–15)

　　 导师说：“出自天台宗的章疏。”导师马上拿起《大藏经》翻找出处。我眼见导师手拿藏经都有一些发抖(太重了)，于是向导师说：“导师，没关系，学生知道出处来源，那就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找到。”侍者拿着导师的午餐进来，我们也趁机告退，用午餐去。午后一点四十分，起床铃一响完，室内电话就响，明圣法师(1941–)打来说，导师要我过去。原来，答案出来了，藏经册数、页码都有了。

　　 (四)在福严佛学院，请问《北印度之教难》之“迦旃延与僧伽罗刹的忠告”。导师提到经中指责比丘们的种种恶行(《佛教史地考论》，页300–301)。当时，导师特别指出“寺院家庭化”是最大弊病，是造成法灭的主因。我一时无法理解“寺院家庭化”的情形。请问：是像日本佛教吗？导师摇摇头，还是强调“寺院家庭化”。几年以后，我才理会到，那就是，出家众不守清规，以出家的身分，在寺院里娶妻生子，如文中所云：“展转相侵欺，以自养妻息。”

　　六、笔者问：法师的著作中，如《中国佛教史略──原典资料汇编》与《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勘订与资料汇编》(上)(下)等，对导师著作之资料汇编与勘订，其出发点为何？

　　 法师答：

　　 导师的著作很难读懂读通，怎么说呢？我在慧观学处时，在昭慧法师的指导下，研读《妙云集》，就发现导师著作的深刻，往往一、二句话，就是一个典故，或是一段思想史。稍一不慎，就忽略了书中要义，及导师卓越的特见。而且，在昭慧法师的训练下，养成查藏经原文的习惯，并存有“问题意识”，看书时，很自然地会追根究柢。《中国佛教史略》前后听讲二次。第一次，在福严第四届的高级部旁听；第二次，在福严第五届的高级部旁听。陆陆续续收集不少资料。

　　 此《资料汇编》之所以能够成册，重要的推手是昭慧法师。1991年，妙峰长老回国参加福严精舍重建落成，向昭慧法师赞叹《中国佛教史略》思想的博大精深，而阅读上有很大困难──因为不详史料出处，对于该书所述及的史实与思想，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妙峰长老期望昭慧法师能为该书作完整的注释，以方便有心向学者。当昭慧法师谈起这件事，我自然地毛遂自荐，愿意承揽找资料的工作。在这里，我要还原一个历史真相，《资料汇编》虽挂名“悟殷”，实则付出极大心血的，是业师昭慧法师。我学养不足，只作收集整理汇编的工作。四十几万字的内容，昭慧法师投注了整个暑假的时间与心血，仔细的标点、增删与润文等。《中国佛教史略》原文，由导师与妙钦长老──师生合作完成，此《资料汇编》亦如此，是师生共同完成。对导师《印度之佛教》作资料汇编与勘订，在〈汇编者序〉中，其实已作了说明。

　　 《印度之佛教》，1985年在台湾再版。我一获得出版讯息，马上请了一本，看了非常喜悦，却是越读越不懂，不管是出处也好，典故也好，都有进一步查索的必要；另外，各部派的思想，大乘三系的义理及彼此的异同，不但空有之诤，内部亦各自分流。该书既深广又精致，要读懂读通，实非易事。《印度之佛教》有许多篇章都述及到“部派思想”，若不懂部派思想，只能是字字都认识，却不知其所以云。导师在第十二章之第二节“性空论之前瞻”，点明了声闻部派思想之困境，性空大乘应运而兴之真义；第十四章之第三节“唯心论成立之经过”，第十五章之第一节“思想之渊源及成立”，则串连了声闻部派与大乘两大唯心论的思想关系。

　　 《印度之佛教》写于1942年，它是导师治史的最初成果，也是代表导师思想的第一部著作。由于“本书是叙述而少引证，引证也没有说明出处”，导师在往后的著作中，或更深入经论要义，或因考古资料出现，内容已经作了部分的修正与补充。如导师〈重版后记〉云：“本书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有些是应该修正的，如十二分教；《阿含经》的集出；有部内在的三系等。注明参阅某书，凡所说而与本书不同的，就应该依据这些后出的作品来改正。”(页5)因此，本书再版时，导师在某些章节中，加上附注，以方便读者检索。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之勘订，是依据导师后期的著作资料来勘订《印度之佛教》，千万别误会了。《印度之佛教》最重要的勘订，在“鸠摩罗陀、马鸣、师子比丘”年代的勘订。可详见拙着〈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勘订与资料汇编简介〉一文(《第八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论文》，页1–28)。

　　 “鸠摩罗陀、马鸣、师子比丘”这三位的年代，条理如下：

　　 一、有关“鸠摩罗陀出世的年代”，《印度之佛教》作“佛元二、三世纪间”。《唯识学探源》、〈略说罽宾区的瑜伽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等，都说是“西元二、三世纪间”。依据新疆库车考古资料及《大庄严经论》本身记载推论之，应以后者为准。因此，“鸠摩罗陀出世的年代及其思想”，导师皆作了修正与补充，论定鸠摩罗陀是西元二、三世纪人，是内重禅观，外精于通俗教化的譬喻师。此一年代的变动，使得本书的相关内容必须修改。

　　 二、马鸣的年代，新疆库车考古资料的出现，经学者考证：中国古传马鸣造的《大庄严(经)论》，其实是鸠摩罗陀所造。所以，本书有关马鸣的记载，亦有修正的必要。

　　 三、师子比丘，是禅宗的祖师之一，传说师子比丘被弥罗掘所杀害。师子比丘何时被杀？匈奴弥罗掘何时灭法？1957年，导师作〈北印度之教难〉，推定师子比丘的法难事件，发生在200至250年之间；推定匈奴王密希拉古拉的法难事件，发生在470左右(《佛教史地考论》，页303–321)。亦即有关师子比丘与弥罗掘的年代，导师在〈北印度之教难〉已作了补充与修正。

　　 本《资料汇编》出版的推手，也是昭慧法师。可以说，为了想要瞭解《印度之佛教》，我边读边查藏经，并记上册数与页码；若发现书上记载之内容，与导师的《妙云集》、《华雨集》及其专书论著有关，即找出相关部分，加以对照，并于眉批处志以标记。久而久之，即留下为数甚多的资料。

　　七、笔者问：法师在部派佛教着力甚多，著有《部派佛教上编——实相篇、业果篇》、《部派佛教中编——修证篇》、《部派佛教下编──诸部论师的思想与风格》等。在这之中，最大的乐趣与收获有哪些？

　　 法师答：

　　 很庆幸研读“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是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教之桥梁，从原始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部派佛教是处于中介站，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性地位。懂了各部派佛教义理，似打通了任督二脉。以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读部派佛教，深刻体会到导师“依蕴立我”和“依心立我”之两大思想动脉；由此，帮助我理解大乘三系的理论架构，乃至中国三论、天台、华严与禅宗等之根本大义。

　　八、笔者问：法师认为导师在部派佛教上最出色的观念是什么？

　　 法师答：

　　 导师从传说纷纭的学派分化次第…

《研究部派思想之杰出比丘尼──悟殷法师访谈录(邱敏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