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个概念已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这个奋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不知不觉中物的价值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心理生活之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于是，我们正同弗洛姆(E,Frcmm)所说的：“在这个程序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活变成了物的附属品，整个生活被“拥有”的价值所吞没。生活的目标原来是完美的人，现在变成了完美的物。”我们有物才有安全感，同时也只有为物工作，似乎才是正常的生活态度。于是生活本身的价值与生活活动脱了节。
这一来，我们的精神生活丧失在对物的追求之中。我们以拥有物的多寡来鉴别生活是否光采，以能消费更多美酒佳肴，表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我们用物来娱乐自己，自己却变得更贪婪、更匮乏、更空虚。我们想尽办法用酒色财物来防卫自己，却永远填补不了心中空虚不安的黑暗之洞。
我们把奉行几千年的伦理和道德格律，视若具文，当做故宫里的古董、珍玩来谈论，或者当做装饰品来打扮自己，而很少能把它当做生活的格律和引发精神振作的火石薪传。
我们很爱面子，却打肿脸充胖子。爱说冠冕堂皇的格言，骨子里则说而不做。我们爱讲情面，但往往把是非与情面搅不清楚。而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物质化的人际和交易性的价值。这种物化的价值与本性中追求意义的天性，发生严重的割裂，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空虚感。
人越是渴望物质来填补空虚，就会越变得贪婪。到最后，则会因为物欲薰心而疯狂。不但失去理性，失去真情流露的情感受，同时造成了生活上的错乱。
当生活被物“境”牵著走的时候，自己便有著不能自制的无力感。爱、责任、慈、悲、喜、舍等等代表生命活力的本质，就被抑制在潜意识，形成了一种不安的心理动力，引发了价值的紊乱。
我们已经遭到许多精神生活被境转的实际困难。当人们得到某些财物时，便显得得意忘形的激动，或者刺激寻求更多的囤积，成为真正的“物奴”。当人们在追求权力时，也同样表现出对权力的错乱，想拥有它，错认它为一种引以为傲或防卫机制的护墙，疏忽了权力本身是一种责任的神器。至于爱情那就更不用说了，对许多人而言，爱是一种被物化的东西，不是人类相互关怀，相到给予与尊重的美德。然而，对现代人而言，爱情是有对等条件的，是可以交易或剥夺的。大家把爱当做一种心理需要，那是一种低级层次的认知。真心的爱是一种光明主动的人性流露。
我们确实因为对爱的错解，已经导致许多麻烦。大部分的人相信婚姻就是性生活的别称，而性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婚姻赖以维持的重要活动。结果性行为似乎是因爱而起，相反地，把千奇百怪的性行为或倒错行径误作是爱。这就犯了罗洛梅(Rollo May)。所谓的割裂(schizod)当我们处处是在“作为”时，我们是被色、受、想、行、识牵著走，便失去了如如不动的本质。那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病症。
现在我们连家庭制度和最完美的家庭伦理也开始动摇了。就拿离婚率来说吧，根据七十四年的统计，国内有十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二对结婚，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八，而离婚者则达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九对，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一。这个数目看来并不起眼，但是如果把当年结婚与离婚的对数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每一百对结婚者之中，就有十四对离婚。这是一个惊人的大数字，也表现了在我们的社会，正走向缺乏真爱的现象，而将来会有更多无辜的孩子，成为离婚父母的牺牲者——他们得不到正常的爱和心灵的滋润。
精神力量是维持一个人坚守原则，维护正义的主要根源。我们的学校教育虽然强调精神教育，但是所给孩子的都是知识，或者要他们记忆一些考试时可取分数的抽象观念，很少涉及到知与行之间的融合、体验和历练。这种没有实际体验与回馈的认知，充其量只是一种知性化的东西。它很难达到荀子所说：“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的境地。行为与道德的知识，一定要在与别人相处中相互回馈而学得。只有知性的了解，所造成的知性作用，不中能实现为真正的善行。
我们新一代的社会责任低落，内心空虚，一味追求唯感的享受。许多心理学者认为它是青少年时期的自然现象。我不敢断言那不是自然现象，但我敢肯定如果不透过有效的指导，让他们负起责任，品触到自制自立的喜悦，他们将沦为唯感的奴隶。
当一个人作了主的时候，就是被境转了。这时候很容易被引诱，无力自制与自拔，这就是犯罪的原因。我国的犯罪人数每年在增加，六十六年犯罪人数为十四万七千九百零六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八点七。到了七十四年犯罪人数高达二十二万一百零九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十一点四，为六十六年时的一倍半。其中以财产犯罪居首位，犯罪者以小康之家为最多，占全部犯罪的百分之四十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了现代人并不能“衣食足而知荣辱”，而是严重的拖物化，只顾贪图享受，而成为物奴。
感性的价值观
价值观念是我们衡酌待人处事的天秤，是引导我们思考、创造和如何实现人生的契机。追求价值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价值观念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没有价值观念。因为失去价值观念便失去做人的原则。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念可以彼此不同，但不可以否定人性，或者违反人性。因为否定与违反人性，等于绝灭了人类赖以活得幸福的通路。
人类的价值理念，就其分类而言，可分为理念文化、中庸文化和感性文化。理念文化崇尚性灵的追求，而忽略了生活的本身。感性文化强调感官的满足，因此所有看不到的，不能证验的，都被否定，以致失去了属灵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引进欧美的科技文明，力求建立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中国原有的理念文化渐渐式微，而走入价值的歧途。我们唯利是图，视声色之娱为常道。感官成为对错、真假与价值判断的根据。于是我们失去了超感的经验，失去与宇宙相互交流，并享受“与天地等参”的生命意义。
感性的价值使我们生活在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的生活模式里。我们用数量来看周遭的事物，美和喜悦悄然消失。我们用感觉去了解生活，自己就成为物的追逐者。我们追求唯感的享受越多，越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富足。在乏味的经验主义和庸俗的功利观念下，我们变得贪婪，在意志上不堪一击。而心灵生活变得空虚与窄化。
在唯感的生活价值体系下，大部分的人失去高级宗教信仰，失去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等实践性美德，而使自己的精神振作不起来。感官原先是一种工具，是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则本末倒置：为了追求享乐，却牺牲了宝贵的精神力量。于是我们缺乏遭遇挫败时的抵抗力，产生精神生活上免疫力不全的症候。因此精神官能症的人开始增加，性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或身心证(psychopysiological disorder)，以及生活适应不良的人口不断遽增。最常见的精神生活困扰是空虚、不安、焦虑、失眠、紧张、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失去理念性价值系统，加上感性文明下机械式生活与无止尽的竞争所引起的。
根据七十四年的调查，目前台湾地区之精神疾病者为数颇多，其中需要医疗照顾者约为总人口的千分之三，即五万六千人，除了“需要医疗帮助者”外，精神生活苦闷，而难以自处者，为数更为可观。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人令人警惕的现象：目前台湾十大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是第九位(按：台北市为第八位)。
为什么说那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呢？根据佛洛伊德(S.Freud)的理论，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有求死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是人类成长进取的动力，它是绝对第一优先的动能运作方向。但是，当求生的动能无法实现时，人就有寻求死亡的本能的企图。试想，正常的人求生存都来不及，而一个精神苦闷者，却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其精神生活所受到的折腾有多严重。
我们被感性的社会价值牵著走。它已经是我们文化形态的主要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不从中超越出来，寻求下一个中庸的精神生活，就会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业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受害者。
在感生文化体系里，娱乐是大从不可缺的一环。因此，大部分人休闲活动就是坐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呼朋结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首先我们说娱乐吧，从娱乐的性质来看，就是我自己快乐不起来，空虚或无聊，所以我需要藉著外来的调侃，逗得自己乐而忘忧。就本质而言，需要娱乐似乎表示自己已经失去快乐，然后像饥渴一样，需要畏哺，需要被娱乐。试想，当我们的心灵贫瘠到需要用庸俗的娱乐来填补时，我们又是何其穷困呢？在理性文明的时代，诗歌与音乐，文学与艺术，无一不是开启心灵，引领我们走入怡然自得的悦乐。但是现在的娱乐似乎不是为了开启性灵，引领悟入完美自由的心灵宇宙，与大自然得到相契的清馨之喜，或实现与生活相即的圆融。现在的歌舞与流行歌曲，是用来消遗的，用来打发无可奈何的寂寞。
再看看我们的教育，在理念上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但实际上是为了升学，为了把孩子推向无止尽的考试与读书竞争。谁都知道那是错误的，但那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家都在不得不如些的情况下，把孩子送上考试之路，任由考试来摧残孩子身心的成长。我们的错觉是只要考取大学就有前途，因为大学的学位是看得见的“名器”，有了它就有了交化，就尽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但是在我的辅导经验中，发现许多大学生的心智与情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启发。孩子的理性与情感往往因为记诵太多考试的琐碎题目，而疏忽对性格与情感的引导，变得有些疏离。学校是读书或升学的地方，而不是孕育生活智慧与心智的地方，那上目前教育的缺憾。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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