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法相唯识学为己任。他直接皈依谛闲法师，于天台宗教义了然于心。又受华山法师开示，深信净土法门，后又多于净土宗印光大师交往问学，于净业多有所得，一生修持未曾间断。尤其应注意，古农于太虚大师亦颇为尊敬，对于太虚所主办的《海潮音》杂志颇为尽心尽力相助，又受太虚所委托主持编辑“佛学百科全书”。中国近现代佛教，既有居士与僧界的争议，即就如僧界内部，如太虚、印光、谛闲、圆瑛四大法师之间，也有不少分歧。范古农处事超脱，凡事均以弘法之旨归为依据，以弘法大业为行事的准绳，专注于佛教书籍的出版和弘法讲经活动，心不旁骛，颇得各种流派、组织以及居士、僧人的尊重。他所主持的佛学书局，所办的佛学刊物、报纸，对于弘法信仰之士全方位开放，使得佛学书局及其所办的刊物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佛教图书、杂志、出版流通的中心。比如对于法相唯识之学的疏释，明显有以太虚为首的武昌佛学院一派与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的争议和分歧，但范古农所主持的佛学书局不偏不倚，对于两派所奉达之论文、书稿均同等视之，照刊不误。这种不依傍、自主独立的品格和作为，颇得时人好评。正如深知此段历史实情的东初法师在其所著《中佛教近代史》中所言：
沪杭一带，本为谛闲、圆瑛、印光、太虚四大师化区。在家佛弟子，不是皈依印光，就是皈依太虚或圆瑛、谛闲法师者。民国以来，佛教新旧的分岭，以谛闲、印光、太虚为当时中国佛教三大派。至民国二十年，以太虚、圆瑛为新旧派领袖。时中国佛教会改选，太虚大师一系，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沪杭一带名流居士不忍圆瑛一系失败，于是从中制造是非，散发传单，不唯破坏和合僧，更有失学佛的风度。唯有范古农居士，不特道德文章，早为佛教界所钦佩，即立身处世之风格，亦复为居士中所仅见。他虽皈依谛闲法师，但不属谛闲法师一派。他对印光、圆瑛、太虚三大师，虽未举行皈依仪式，但奉书必称弟子。既未偏袒任何一方，态度超然，实居士中之模范。但对佛学研究，似乎较接近太虚大师。
范古农居士虽在佛教中有相当地位，但却很少参加教团组织。经常除到处讲学，写文章之外，很少作其它活动，平常生活也极简朴。1931年。他50岁时，许多学佛的教友欲替他作寿，都遭他拒绝，一切以切实修行佛法为勉。[③]
东初法师对于范古农的这一综合评价，颇为中肯、恰切。不过，东初法师所说“很少参加教团组织”一语，似乎有疏漏之处[④]。且不说早年他于嘉兴组织的“佛学研究会”，晚年在上海组织的“法相学社”，即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及其主办的“星期佛学研究会”、“上海佛教净业社”及其此社所主办的“净业莲池海会”、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等居士团体，范古农都是热心的资助者、参加者与组织者。不过，在这些机构中，范古农一般不大占据显著的位置而已。
现将可以考见的范古农所参加的组织及其任职情况罗列于后：
1、1929年，范古农刚刚移居上海就参加了世界佛教居士林，出任佛学书局总编辑，主持《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务。后来又成为世界佛教居士林研究会主任，任职时间大致在1931年前后。此外，在1930年—1933年，范古农任世界佛教居士林“通俗宣讲团”主任[⑤]。1931年，居士林设立“星期佛学研究会”，范古农任指导[⑥]。1948年，范古农被推举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是为第六届。
2、1936年5月，范古农参与了丙子息灾法会的筹备工作[⑦]。1942年10月，范古农任上海佛教净业社学教部主任[⑧]。
3、作为上海佛教界名流，范古农热心赞助上海市青年佛教会的工作，此为1946年春开始。
4、范古农由浙江至上海后就参加了中国佛教会的工作。1935年10月，他与太虚、唐芗铭等人在《佛学半月刊》发表专论为中国佛教会征求会员[⑨]。1945年，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聘请范古农为“设计委员会委员”[⑩]。
5、1935年，范古农参与了中国佛教会上海分会的组织工作[11]。
占据范古农身心的有四项大事：第一，修持净业。第二，讲经说法。第三，佛教典籍、著述的出版、流通。第四，佛教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第三、第四项为范古农弘教传法的最大贡献之所在，拟专文评述。在此，现就第二项业绩作些补充说明。
范古农从1912年开始讲经说法始，终其坐化，始终未曾停歇。起先，他以净土法门为主，后来逐渐以法相唯识学与净土法门并弘。现将可以考索的范古农在上海讲经之时日、内容叙述如下：
1、1931年，范古农应世界佛教居士林之邀请，在居士林内将《八大人觉经》、《观无量寿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
2、1938年，范古农应省心莲社之邀请，从中秋节起，于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在莲社内讲解《大乘起信伦》以及净土宗之“三经一论”。“三经一论”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往生论》。
3、1938年11月，范古农应世界佛教居士林的邀请，在居士林内讲解《观无量寿佛经》。
4、约于1939年，范古农又应上海省心莲社之邀请，于社内开讲《唯识三十颂》以及《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
5、1941年，应中国崇德会邀请，范古农与其它僧尼、居士一起，合讲四十卷《华严经》。
6、1943年2月起，应省心莲社之邀请，范古农在莲社内，于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开讲《大乘入道次第章》。
7、1944年秋，范古农又于省心莲社讲解《成唯识论》，时间为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五时半至七时。
8、1947年—1951年，范古农于法相学社开讲《大乘五蕴论》、《百法明门论》、《阿毗达磨杂集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
范古农是民国时期，在江浙沪一带很有影响的一位佛教居士，很得僧界的尊重和在家信徒的崇信。他在《佛学半月刊》创办伊始就开辟了“问答专栏”，广泛回答信众的疑问。全国各地读者凡有质疑，古农都能如鼓应桴，剖析精允，问者弥不悦服。此事正如古农自己所申言：“佛学论文不易作。即作，也透机不广。若不透机，则作者徒劳，读者无益。不若设为问答，使问者问所欲知，答者答在问处，庶几作者易为力，读者易为功矣。”[12]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范古农长期坚持这一弘法举措，以后在其编辑《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之时，仍然沿用。此举一时风靡全国，被许多佛教报刊所仿效。1936年，受佛学书局委托，刘士安居士将范古农从1930年至1935年12月间发表于《佛学半月刊》上的若干答问，以及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的若干答问，汇集为一册，命名为《古农佛学答问》七卷，于1936年7月由佛学书局出版。此书一甫出版，反响甚为热烈，以后多次重印，发行甚为广泛。随着此书的发行，范古农的法缘遍及全国，甚至扩展至海外。
范古农于民国初年讲经授徒，在松江、绍兴、上海、无锡、杭州等地定期讲经，三十余年来受其感化而皈依佛门者不计其数。再加上于“佛学答问”栏目上所结之佛法因缘，范古农在佛教信众中的地位甚为崇高。此可以借助于东初法师所提及的“五十寿诞”之事见出。
1931年，正好是范古农的五十大寿。古农在上海的道友及其弟子提议为其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范古农坚决不同意如此铺张。后来，古农之道友及其弟子决定用“征诗文结集”之形式作一纪念，其征文启事发表于《佛学半月刊》第10期(1931年3月1日)上，标题为“范古农先生五秩纪念特刊征诗文启”。范古农自己则发愿选集佛教经籍之中有关生死问题的语句汇编成册，名其名曰《生》，由佛学书局出版流通于世。范古农自己亲自撰写《生日纪念序》置于书首，封皮后则印有古农自撰之小启，其文曰：
古农行年五十，家人欲为吾庆。余以为光阴如水，逝者不来，安用庆为？惟既叨生于世，允宜知生之所以以及何以善其身者，因集经典之说生者辑为一编，出版问世，除赠送亲朋外，概归书局流通。以此弘法功德藉消多生业障，余愿足矣！
世之庆其生者，取是编而重印流通焉，则以续佛慧命者，延己寿命者延己寿命，有不如操左券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范古农已经于1930年开始编辑《生》一书，并于次年出版。1931年初，上海一些道友及其弟子开始张罗为范古农祝寿，后以结集出版祝寿文集之形式举行。而范古农自己则编辑出版《生》一书以示纪念与回向信众。——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范古农此时已经在信众之中有了相当的感召力了。
二
近代佛学研究有两大思潮的对峙：一是以梵艾、巴利文佛典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中国传统佛学多有微辞，反而以印度佛学为正宗。二是重视汉文佛教资料的独特、重要的价值、竭力维护和认同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修学实践。前者以支那内学院为代表，后者则以太虚一系为骨干。从这一分野观之，范古农是认同后一研究倾向的。此可以从范古农协助太虚编辑“佛教百科全书”以及汇编早期《海潮音》所刊论文成“海潮音文库”见出，也可以从对当时争论颇为激烈的中国佛教经典的态度看出。这样的倾向蕴含着范古农可贵的中、印佛学以及中国佛教诸宗皆应平等对待的观念。
如有人问：“《大乘起信论》或谓系伪造。《楞严》、《华严》、《法华》亦有以为有人伪造。若诸经论皆系伪造，则一切经典皆难确信。”范古农回答：“此等谤法之言，不足为据。”[13]答语简约，但却将其提到“谤法”的高度。实际上，因为上述经典是中国化佛教诸宗的立宗根据。若将这些经典认定为伪说…
《近代佛学巨擘范古农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论略》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