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学巨擘范古农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论略
中国近现代佛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居士佛教的兴起。在家居士不仅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佛法的信受者和襄助者，更重要的是作为弘法讲经授徒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居士群体之中，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资财襄助者，而且有深通佛教义学的佛学家，以及投身佛教经籍、著述出版事业的图书出版家。范古农居士正是集上述三者于一身的著名的佛教学者和佛教图书出版家。在弘法利生、佛学研究以及佛教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范古农都作出了扎实的贡献。他于1929年起任刚刚成立的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并任《佛学半月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总编辑。所著《古农佛学答问》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范古农主持上海佛学书局长达十余年，主编佛学书刊多份，在佛教书籍的出版流通等方面，做出了扎实的贡献。从其业绩看，特别是对上海近代佛学的复兴而言，范古农理应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认真地整理、研究范古农富有特色的佛学思想，概述其弘教弘法的业绩，对我们今日的佛学研究，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遗憾的是，在近现代佛教研究日益引起注意、出现了许多成果的今日，截止目前，无论是港台，还是大陆，都未能见到介绍其人生平和论述其思想的专门论文[①]。本文拟对其生平事迹以及佛学思想以及贡献，作一梗概式巡视，以期引起佛学界的注意。
一
范古农(1881-195l年)，字寄东，号幻庵，法名幻修，笔名海尸道人。浙江嘉兴月河里人，生于清末光绪七年(1881年10月10日)。他的父亲文质公，以耕读传家。范古农自幼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攻读经史子集。他生性勤奋好学，加以聪颖过人，在乡里颇有赞誉，年仅十五岁就以冠军入泮。十八岁时，范古农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数年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之后，古农负笈至杭州求是学院求学。在此校，范古农与同学蒋百器交往甚为亲密。蒋百器之父亲蒋智由在天津办报纸，一直以东西方哲学教诲百器，并且特别赞扬佛教哲理的殊胜。受百器之影响，范古农于是对于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次，范古农偶然于书肆购得《圆觉经直解》一书。初步阅读，古农并未充分理解其涵义，但心中却十分喜好之。古农当时正在学习《几何原本》，其书有按语曰：“学此书者，但当依照所定之理解决问题，切不可怀疑，亦不可杜撰。”受到此语的启发，古农领悟到阅读佛教书籍也应当如此。也就是信受佛语，不可妄解，也不可怀疑。此段经历，是范古农对佛法产生信仰的肇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范古农结婚成家，娶妻戚瑾良。婚后，范古农留在家乡创办了毓秀女子学校，开创了嘉兴女子教育之先河，在当地反响甚为巨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古农告别家乡，东渡日本求学。是时，杨仁山的弟子桂伯华、黎端甫等人也在东京求学，并且相与研究佛法。范古农与他们结识，交往甚为深厚。对于范古农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件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受《苏报》案牵累，出狱后流亡日本东京。范古农得以与其交游、问学，收获颇为丰富。受此三人启悟，范古农此时于法相唯识之学稍有心得。其后，又得到《大乘起信论直解》、《大乘起信论义记》二书，范古农认真研习之后，对于佛学传统之一的“性宗”之义理也有了初步了解，信仰佛教之心日益坚定。清宣统二年(1910年)，范古农离开东京回国，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校务、教学之余，范古农广泛搜求佛典，潜心研究，手不释卷，至俗事家务于不顾。1911年，范古农前往浙江平湖报本寺听华山法师宣讲《阿弥陀经疏钞》，神游领悟，对于净土法门发起信向。在此期间，古农根据杨仁山所定的佛学课程，自行研读修持，精进不懈，所得良多。
民国建立之后不久，范古农在嘉兴组织佛学研究会，会址设于精严寺内，会中设有大藏经以及各种佛学书刊，设立阅览室备人阅读。佛学研究会定期举行讲经会，范古农自任主讲。这是他讲经的开始。古农此举，影响更为深远，并且波及到临近地区。不但在嘉兴受其开示泽被者数以千计，附近信众闻之，也产生了欣慕之心。于是，范古农就利用寒、暑假，分别至上海、杭州、松江、绍兴等地讲经说法。自此，范古农的法音远播，声名远扬。范古农于嘉兴所设立的佛学研究会，是近代几个成立较早的佛学研究机构之一，特别是在江、浙、沪，实为首创。
1917年，范古农皈依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法名幻修，同时禀受优婆塞满分戒，在寺中随众听谛闲法师讲经，由此通达天台宗教义。古农弘法讲经，最初以天台、华严并弘，同时称扬净土宗，对于三论、唯识则稍微提及。后来，范古农感觉到，学理高深莫测，非论难得理解；而疏解义理之严整又莫过于慈恩宗。于是，他又接续前业，再行精心研习法相唯识宗章疏。古农曾经说过，学理高深莫过于《成唯识论》，行持方法莫详于《瑜伽师地论》。他以此两点教诲学人，强调解行并重，修持为本。不过，在许多时候，范古农在各地弘法讲经仍然以《净土十要》、《普贤行愿品》为主。
当时有名士李叔同，由朋友介绍，专程至嘉兴拜访范古农，而人相见如故。李叔同此时已经有了出家的念头，古农则相当赞同。并相邀如果出家之后，暂时不习惯住寺，可到嘉兴佛教研究会居住。1918年夏历七月初旬，李叔同决心出家。7月13日，李叔同至杭州虎跑寺礼拜了悟上人为师剃度，9月到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10月就到嘉兴住在佛学研究会中。这位李叔同，法号弘一，后来成为南山律宗大师。古农安排弘一法师一边阅览，一边给佛学会中佛教书籍标签编目。此时，嘉兴人士知晓李叔同出家之后住于佛学会中，不时有人登门求请墨宝。弘一法师以能否仍如其往以字送人相询。范古农则认为，如果以佛语作为书写内容，是为求字者播种净因，这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方式。于是，弘一法师就请古农代为购置笔、砚、纸、墨，书写佛语以奉送信众。弘一法师以笔墨文字接应学人，以此为始。弘一法师在佛学会住了数月之后，至杭州玉泉寺安居，专门研习律部。古农与弘一大师的交往，一直绵延未曾间断。
1929年1月，上海热心弘扬佛法的居士，以股份制形式组织“佛学书局”，专门出版佛教图书典籍，并且供应佛教文物法器。佛学书局以李经纬为总经理，沈彬翰为副经理。缘于范古农的佛学造诣和弘法的声望，佛学书局聘请范古农为总编辑。古农接受邀请，举家迁居上海。从此，范古农的弘教活动转而以上海为中心。古农主事佛学书局编务十余年，出版了大量的佛教书籍，并且主办了多种佛教书刊，为上海佛教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与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下将专节论述，兹不赘。
1937年8月，上海中日战事爆发，古农归浙江天目山，住于禅源寺，栖息林壑，专志净土法门。1938年，范古农又应上海省心莲社的邀请，离开天目山至省心莲社讲经。同时，他又应蒋维乔的委托，将江味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整理校订出版，前后逾时两年。抗战胜利之后，范古农重归浙江嘉兴，时年65岁。然而，他仍然不辞劳苦，巡行于平湖、松江、苏州等地讲经说法。古农怜悯故里儿童失学，特舍宅第兴办范氏小学，收留乡里儿童以培育之。
1947年，上海诸多道侣想念古农，翘慕至殷，于是迎请古农重返上海。古农到上海，仍然住于省心莲社。当时，古农年近七旬，发须皆白而精神矍铄，弘法之志老而弥切。1948年，范古农创办“法相学社”。同时列名发起的有范古农、方子藩、蔡济平等37人。社址设在陕西北路慈惠北里(即原省心莲社社址)。范古农为培养佛学研究人才，亲自撰写缘起，订立章程，编订课程。学社于当年12月7日正式开学。学员有沈心师、许国培、章伟川、余雷等数十人。范古农在亲自撰写的《法相学社缘起》中说：“唐代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归译经论，弟子传习为法相宗，此盖与他宗对立而言。论其实际，法相乃佛学之通途，凡学佛者皆当宗之。”同时古农也感到，一些佛教青年，均奋然有学佛之志，“然以教诲汪洋，莫之能涉。诸宗既各有所长，契机亦难于一致。为法相学，则摄三乘以为教，遍五性而普益，抉择所得，学友攸归。爰议组织法相学社，以资进修。”
法相学社的主要修学课程共分为五期：
第一期：《大乘五蕴论》、《广五蕴论》、《显扬圣教论·五蕴章》、《显扬圣教论·五法章》、《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
第二期：《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摄大乘论世亲释》、《辨中边论》。
第三期：《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
第四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
第五期：《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瑜伽师地论·摄释分》。
第六期：《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料简》、《成唯识论述记》。[②]
在法相学社中，范古农除了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亲自讲课之外，还举办通讯研究班，编辑《法相学社刊》，刊行法相讲义以及各种回答法相宗义的通讯，同时也刊行相关的论文，以作学员修学之助。其所办《法相学社刊》曾经特约上海《觉有情》、《觉讯》两刊另辟专栏发表，约出版十余期。
1948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改组，范古农被推举为第六届林长，领导居士林工作。
1951年春，范古农在法相学社主讲《显扬圣教论》，3月21日讲毕，22日示微疾，4月12日病逝于医院。他临终前，神志清明，念佛不辍，一笑坐化。10日后火花，安葬于浙江灵岩山。世寿七十一岁。
范古农的佛学素养深广通博，对中国佛教诸宗思想都有所知解。早年受金陵刻经处一系的影响，对法相唯识学有过较深的研究，晚年尤其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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