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學巨擘範古農的生平及其佛學思想論略
中國近現代佛學複興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居士佛教的興起。在家居士不僅僅作爲傳統意義上的佛法的信受者和襄助者，更重要的是作爲弘法講經授徒的一支重要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居士群體之中，不僅有傳統意義上的資財襄助者，而且有深通佛教義學的佛學家，以及投身佛教經籍、著述出版事業的圖書出版家。範古農居士正是集上述叁者于一身的著名的佛教學者和佛教圖書出版家。在弘法利生、佛學研究以及佛教書籍的出版流通方面，範古農都作出了紮實的貢獻。他于1929年起任剛剛成立的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並任《佛學半月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總編輯。所著《古農佛學答問》在當時産生了廣泛影響。範古農主持上海佛學書局長達十余年，主編佛學書刊多份，在佛教書籍的出版流通等方面，做出了紮實的貢獻。從其業績看，特別是對上海近代佛學的複興而言，範古農理應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占據一席之地。認真地整理、研究範古農富有特色的佛學思想，概述其弘教弘法的業績，對我們今日的佛學研究，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的。遺憾的是，在近現代佛教研究日益引起注意、出現了許多成果的今日，截止目前，無論是港臺，還是大陸，都未能見到介紹其人生平和論述其思想的專門論文[①]。本文擬對其生平事迹以及佛學思想以及貢獻，作一梗概式巡視，以期引起佛學界的注意。
一
範古農(1881-195l年)，字寄東，號幻庵，法名幻修，筆名海屍道人。浙江嘉興月河裏人，生于清末光緒七年(1881年10月10日)。他的父親文質公，以耕讀傳家。範古農自幼受傳統的私塾教育，攻讀經史子集。他生性勤奮好學，加以聰穎過人，在鄉裏頗有贊譽，年僅十五歲就以冠軍入泮。十八歲時，範古農肄業于上海南洋公學，數年來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畢業之後，古農負笈至杭州求是學院求學。在此校，範古農與同學蔣百器交往甚爲親密。蔣百器之父親蔣智由在天津辦報紙，一直以東西方哲學教誨百器，並且特別贊揚佛教哲理的殊勝。受百器之影響，範古農于是對于佛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次，範古農偶然于書肆購得《圓覺經直解》一書。初步閱讀，古農並未充分理解其涵義，但心中卻十分喜好之。古農當時正在學習《幾何原本》，其書有按語曰：“學此書者，但當依照所定之理解決問題，切不可懷疑，亦不可杜撰。”受到此語的啓發，古農領悟到閱讀佛教書籍也應當如此。也就是信受佛語，不可妄解，也不可懷疑。此段經曆，是範古農對佛法産生信仰的肇端。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範古農結婚成家，娶妻戚瑾良。婚後，範古農留在家鄉創辦了毓秀女子學校，開創了嘉興女子教育之先河，在當地反響甚爲巨大。光緒叁十四年(1908年)，古農告別家鄉，東渡日本求學。是時，楊仁山的弟子桂伯華、黎端甫等人也在東京求學，並且相與研究佛法。範古農與他們結識，交往甚爲深厚。對于範古農影響較大的還有一件事，國學大師章太炎受《蘇報》案牽累，出獄後流亡日本東京。範古農得以與其交遊、問學，收獲頗爲豐富。受此叁人啓悟，範古農此時于法相唯識之學稍有心得。其後，又得到《大乘起信論直解》、《大乘起信論義記》二書，範古農認真研習之後，對于佛學傳統之一的“性宗”之義理也有了初步了解，信仰佛教之心日益堅定。清宣統二年(1910年)，範古農離開東京回國，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在校務、教學之余，範古農廣泛搜求佛典，潛心研究，手不釋卷，至俗事家務于不顧。1911年，範古農前往浙江平湖報本寺聽華山法師宣講《阿彌陀經疏鈔》，神遊領悟，對于淨土法門發起信向。在此期間，古農根據楊仁山所定的佛學課程，自行研讀修持，精進不懈，所得良多。
民國建立之後不久，範古農在嘉興組織佛學研究會，會址設于精嚴寺內，會中設有大藏經以及各種佛學書刊，設立閱覽室備人閱讀。佛學研究會定期舉行講經會，範古農自任主講。這是他講經的開始。古農此舉，影響更爲深遠，並且波及到臨近地區。不但在嘉興受其開示澤被者數以千計，附近信衆聞之，也産生了欣慕之心。于是，範古農就利用寒、暑假，分別至上海、杭州、松江、紹興等地講經說法。自此，範古農的法音遠播，聲名遠揚。範古農于嘉興所設立的佛學研究會，是近代幾個成立較早的佛學研究機構之一，特別是在江、浙、滬，實爲首創。
1917年，範古農皈依甯波觀宗寺谛閑法師，法名幻修，同時禀受優婆塞滿分戒，在寺中隨衆聽谛閑法師講經，由此通達天臺宗教義。古農弘法講經，最初以天臺、華嚴並弘，同時稱揚淨土宗，對于叁論、唯識則稍微提及。後來，範古農感覺到，學理高深莫測，非論難得理解；而疏解義理之嚴整又莫過于慈恩宗。于是，他又接續前業，再行精心研習法相唯識宗章疏。古農曾經說過，學理高深莫過于《成唯識論》，行持方法莫詳于《瑜伽師地論》。他以此兩點教誨學人，強調解行並重，修持爲本。不過，在許多時候，範古農在各地弘法講經仍然以《淨土十要》、《普賢行願品》爲主。
當時有名士李叔同，由朋友介紹，專程至嘉興拜訪範古農，而人相見如故。李叔同此時已經有了出家的念頭，古農則相當贊同。並相邀如果出家之後，暫時不習慣住寺，可到嘉興佛教研究會居住。1918年夏曆七月初旬，李叔同決心出家。7月13日，李叔同至杭州虎跑寺禮拜了悟上人爲師剃度，9月到西湖靈隱寺受具足戒，10月就到嘉興住在佛學研究會中。這位李叔同，法號弘一，後來成爲南山律宗大師。古農安排弘一法師一邊閱覽，一邊給佛學會中佛教書籍標簽編目。此時，嘉興人士知曉李叔同出家之後住于佛學會中，不時有人登門求請墨寶。弘一法師以能否仍如其往以字送人相詢。範古農則認爲，如果以佛語作爲書寫內容，是爲求字者播種淨因，這是弘揚佛法的一種方式。于是，弘一法師就請古農代爲購置筆、硯、紙、墨，書寫佛語以奉送信衆。弘一法師以筆墨文字接應學人，以此爲始。弘一法師在佛學會住了數月之後，至杭州玉泉寺安居，專門研習律部。古農與弘一大師的交往，一直綿延未曾間斷。
1929年1月，上海熱心弘揚佛法的居士，以股份製形式組織“佛學書局”，專門出版佛教圖書典籍，並且供應佛教文物法器。佛學書局以李經緯爲總經理，沈彬翰爲副經理。緣于範古農的佛學造詣和弘法的聲望，佛學書局聘請範古農爲總編輯。古農接受邀請，舉家遷居上海。從此，範古農的弘教活動轉而以上海爲中心。古農主事佛學書局編務十余年，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書籍，並且主辦了多種佛教書刊，爲上海佛教乃至全國佛教的複興與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下將專節論述，茲不贅。
1937年8月，上海中日戰事爆發，古農歸浙江天目山，住于禅源寺，棲息林壑，專志淨土法門。1938年，範古農又應上海省心蓮社的邀請，離開天目山至省心蓮社講經。同時，他又應蔣維喬的委托，將江味農居士的《金剛經講義》整理校訂出版，前後逾時兩年。抗戰勝利之後，範古農重歸浙江嘉興，時年65歲。然而，他仍然不辭勞苦，巡行于平湖、松江、蘇州等地講經說法。古農憐憫故裏兒童失學，特舍宅第興辦範氏小學，收留鄉裏兒童以培育之。
1947年，上海諸多道侶想念古農，翹慕至殷，于是迎請古農重返上海。古農到上海，仍然住于省心蓮社。當時，古農年近七旬，發須皆白而精神矍铄，弘法之志老而彌切。1948年，範古農創辦“法相學社”。同時列名發起的有範古農、方子藩、蔡濟平等37人。社址設在陝西北路慈惠北裏(即原省心蓮社社址)。範古農爲培養佛學研究人才，親自撰寫緣起，訂立章程，編訂課程。學社于當年12月7日正式開學。學員有沈心師、許國培、章偉川、余雷等數十人。範古農在親自撰寫的《法相學社緣起》中說：“唐代玄奘法師遊學印度，歸譯經論，弟子傳習爲法相宗，此蓋與他宗對立而言。論其實際，法相乃佛學之通途，凡學佛者皆當宗之。”同時古農也感到，一些佛教青年，均奮然有學佛之志，“然以教誨汪洋，莫之能涉。諸宗既各有所長，契機亦難于一致。爲法相學，則攝叁乘以爲教，遍五性而普益，抉擇所得，學友攸歸。爰議組織法相學社，以資進修。”
法相學社的主要修學課程共分爲五期：
第一期：《大乘五蘊論》、《廣五蘊論》、《顯揚聖教論·五蘊章》、《顯揚聖教論·五法章》、《百法明門論》、《二十唯識論》。
第二期：《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攝大乘論世親釋》、《辨中邊論》。
第叁期：《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
第四期：《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第五期：《瑜伽師地論·攝抉擇分》、《瑜伽師地論·攝釋分》。
第六期：《成唯識論》、《成唯識論料簡》、《成唯識論述記》。[②]
在法相學社中，範古農除了每星期二、四、六下午親自講課之外，還舉辦通訊研究班，編輯《法相學社刊》，刊行法相講義以及各種回答法相宗義的通訊，同時也刊行相關的論文，以作學員修學之助。其所辦《法相學社刊》曾經特約上海《覺有情》、《覺訊》兩刊另辟專欄發表，約出版十余期。
1948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改組，範古農被推舉爲第六屆林長，領導居士林工作。
1951年春，範古農在法相學社主講《顯揚聖教論》，3月21日講畢，22日示微疾，4月12日病逝于醫院。他臨終前，神志清明，念佛不辍，一笑坐化。10日後火花，安葬于浙江靈岩山。世壽七十一歲。
範古農的佛學素養深廣通博，對中國佛教諸宗思想都有所知解。早年受金陵刻經處一系的影響，對法相唯識學有過較深的研究，晚年尤其以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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