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从下文分析可知，此四句实为三阶佛法核心思想的概括。惠恭依从审禅师为师，大概在武德末年。此时信行弟子本济的徒弟道训、道树仍在慈门寺传播三阶教。惠恭于慈门寺“苦行精诚，年逾十载”。然细观碑文，惠恭似乎于此十年当中又从另一禅师习禅三载。碑文称：“……禅师者，佛法之机衡，幽途之炬烛。心滋有待，智入无端。名称普闻，众所知识。”此段落颇费思量。从语气看，不象是对审禅师的赞语。因其特意标示法号，另起称呼，似指另一禅师为妥。下文复云：“稽首接足，亲承问道，摄念归依，习禅三载。”因前已讲过归依审禅师之语，故再言“归依”必指另一僧无疑。那么，这另一禅师指谁？有两种可能：一指本济弟子道训或道树；二可能指化度寺僧邕。两者相比，后者可能性更大。原因有二：其一，自从信行弟子裴玄证、本济先后圆寂后，唯有化度寺僧邕方可配得上以上赞语；其二，从惠恭所弘禅法看，与僧邕精通的僧稠一系相同(此点下文再析)。
释僧邕，俗姓郭氏，太原介休人。“年十有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禅慧通灵，戒行标异。即授禅法，数日便诣。稠抚邕谓诸门人曰：“五停四念，将尽此生矣。”仍往林虑山中，栖托定门，游逸心计。”北周武帝灭法时，隐住白鹿山。隋初复兴佛教，“有魏州信行禅师，深明佛法，命世异人。以道隐之辰，习当根之业。知邕遁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与行相遇，同修正节。”开皇九年，信行被召入京，僧邕随师同至京城。开皇十四年(594年)正月四日，信行圆寂。僧邕“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15]，实为接替信行教众的掌门人物。化度寺位于长安南门之东，慈门寺位于长安南门之西，二寺相距不远。故惠恭完全可能在不改变寺籍的情况下跟随僧邕习禅，直至贞观五年十一月僧邕圆寂为止。顺便指出，此亦可作为贞观五年后惠恭移住法门寺的考释依据之一。
惠恭移住法门寺的原因，除了法门寺本身的独特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法门寺所在地岐州乃是隋末唐初三阶教的流行地区之一。《续高僧传》卷三十“德美传”载，德美“开皇末岁，开化京师，受持戒检，礼忏为业。因往太白山诵《佛名经》一十二卷，每行忏时，诵而加拜。人以其总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陇先有僧邕禅师，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为师导。”[16]由此可知，隋开皇末年，僧邕曾住于距法门寺不远的太白山中弘持三阶佛法。又据唐释怀信《释门自镜录》记载，慈门寺孝慈“幼小以来，依信行禅师说三阶法，以修苦行，常乞食为业，六时礼忏，著粪扫衣。随所住处，说三阶佛法，劝诱朦俗”。“后于一时在岐州说三阶佛法。……于大斋日禅师为众说三阶法，当此之时，座下万人来。”[17]此记载本是其它宗派为丑化三阶教而写下来的。然而剔除其夸张扭曲之处，仍可见出当时三阶教对于岐州僧俗的影响。孝慈于扶风传三阶教恰为隋末唐初。这些，都为日后惠恭的弘教事业打下了基础。
惠恭移住法门寺后，“上士稽首，中庸归命”，影响逐步扩大。数年后，惠恭觉得“惠日明代，非开寂灭之域，遂别安禅院，清净住持。”至此，方才与三阶教僧不与别宗僧人杂居的规定相合。三阶禅院的建立，说明法门寺三阶教僧人已有了相当数量，信徒已较广大，且于法门寺佛事中占据相当地位。是为惠恭法门寺站稳脚跟的标志。顺便指出，有人依据“清净住持”之句将惠恭称作法门寺住持[18]是不对的。此处之“住持”二字为“轨持正法”之意，与寺院僧职不相干。
碑铭再曰：“夙夜翘诚，供养灵塔”，此是惠恭又一重大举措，也符合三阶教僧人见一塔影皆旋转礼拜的修持方法。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唤起信众对三阶佛法的信仰，故而惠恭“便烧二指，发菩提心”，请出埋于塔基下的佛骨示众。“清净大众，宛如初会。倏睹尊仪，情如新灭。岂止灵光浮景，空惊迦叶之心；实相澄辉，似入阇王之梦。”可见，此次剖示佛骨舍利，崇拜的人数也相当多，许多人都看到了舍利及舍利所射出的灵光。这就是碑文所讲的“贞观之末，沐浴舍利”之事。这次剖示，仅见于此碑记。大概距贞观五年剖示相距仅十多年，而与后来僧俗杜撰的“三十年一开”的所谓“古制”不合，故皆隐匿不载而已。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敕令法门寺僧惠恭、意方主持整修佛塔，并“施绢三千匹”，以为供养。一九八七年出土于法门寺塔下地宫中室右壁顶部的惠恭“支提之塔”残碑，仅碑铭尚存，文曰：“大唐岐州歧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惠恭支提之塔”。由此可证，唐高宗曾敕封惠恭为“检校佛塔大德”之号。这次重修，工程浩大，不仅将塔上用材总换以柏，编石为基，而且以佛塔为中心从整体上完善了法门寺的基本格局。据宋元载记，唐代法门寺有二十四院。有唐一代，对法门寺的整修数此次规模为最大，故而可知，即使二十四院于此时并未完全形成，仍可能至少已具备二十四院十之七、八。据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惠恭、意方：“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经过此次重修的法门寺已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沢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罔而抱头。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载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19]这里面无疑凝结着惠恭大德的心血和智慧。用佛家的话讲，无论对于唐代的佛教，还是对于法门寺历史文化，都是功德无量的。
其实，显庆元年开始的修葺法门寺塔寺的工程，只是数位僧人策划的鼓励高宗迎奉佛骨的第一幕。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
显庆四年九月，内有山僧智琮、弘静见追于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上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以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疋，以充供养。(下线为笔者所加)[20]
从引文的划线语句可以看出，唐高宗李治在智琮、弘静游说之前并不知晓法门寺佛骨之事(贞观五年李治才五岁！)。“三十年一开”既标为“传言”，无异于说其并非确凿不移之事实。说到底，可理解为数位僧人力图为以后定期迎奉佛骨所拟定的理想周期而已。其实，高宗之前，法门寺佛骨只具有地区意义，并未有全国影响。为了唤起高宗对佛骨的崇信，智琮、弘静等僧人共同导演了一出虔诚得舍利的“瑞相”，请观下文：
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厉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桶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畟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须臾既久，光盖渐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见群僧。方知圣隐，即召来使，同睹瑞相。既至像所，余光薄地，流辉布满，赫奕润滂，百千种光，若有旋转，久方没尽。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枚。总置盘水，一枚独转，绕余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21]
由僧人的游说和“灵瑞”的感化，高宗方才下定了迎奉佛骨的决心，“显庆五年春三月，下勅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22]“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23]两年后，佛骨方从东都洛阳奉迎还本塔。显庆年间的迎奉佛骨，是唐代确立法门寺为皇家寺院的关键时节，由此才真正建立了唐代“三十年一迎奉”佛骨的惯例。此前不过是“传言”而已。故深知个中原委，且亲自参与策划的道宣不由感慨系之：“三十年后非余所知！”[24]作为高宗下敕任命的“检校佛塔大德”，惠恭于此次迎奉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他曾于京师长安求法十年，熟悉朝廷的运作情况，与京城诸大德很易于同声应和。因此，这次迎奉也可以算作惠恭大德对于法门寺的又一大贡献。
至永昌元年(689年)，惠恭大德于法门寺内立碑，时年七十岁左右。立碑之举费解处有二：一是碑文之叙述人称；二是立碑动机。碑铭称为“[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尾又署“法门寺僧惠恭树”，文内又有不少颂扬溢美之辞。从碑刻署名看，应为自我立碑。这种自我颂扬的做法甚为罕见，然而信行弟子裴玄证就“生自制碑，具陈己德，死方镌勒，树于塔所。”[25]要之，惠恭此举系摹仿前辈而为。碑文虽以第三人称道之，实际上侧重于阐述惠恭的佛学见解，故又不同于裴玄证之举。问题是，惠恭为何要刻经于石碑呢？一般而言，佛经刻石原因有二：一是因纸或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而以石刻之则易久存；二是因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刻藏石经遂成风气。如“北齐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藏，閟封岩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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