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翻译成就，可以从其译籍的分类、翻译的风格以及义学思想等方面来说明。

　　从中国佛教史上看，玄奘的译籍数量最多、品类最齐全。

　　玄奘从印度回来以后，仅仅准备了一百天工夫，就从事他毕生的翻译事业。十九年中，翻译地点虽然迁居了好几处(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此外，在随时应召陪伴皇帝的间隙，在皇宫等临时住地玄奘都没有停止翻译工作。玄奘共译出佛教经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巨大数量，比新旧译家和玄奘齐名的罗什、真谛、不空的所译全部，还要多出六百余卷。而从翻译作品的类型上说，尽管他心仪的是瑜伽行派，但他仍然立足于全面地翻译介绍佛教的整体内容，举凡佛教经、律、论，大乘、小乘，几乎所有品类的经典，都有译本现世。

　　玄奘的翻译不光有翻译实践的示范，也有对于翻译佛典活动的理论思考。这一方面的理论成果就是“五种不翻”说[⑤]。

　　关于“五种不翻”的出处，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最先揭示出周敦义《翻译名义序》(这篇序文写于绍兴二十七年，即公元1157年)中。而曹仕邦1979年发表的《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中指出：“举凡治佛教史或研究翻译方法的学人，莫不知唐时玄奘三藏(602—664)提出所谓“五种不翻”之说，谓遇到五种情形，对梵文仅译音而不译意。此说一般人均误以为保存于南宋周敦义为释法云(1088—1158)编集的《翻译名义序》(《大正藏》编号2131)一书所撰的序文中。仕邦以前亦有此误解。实则奘公之说，保存于《翻译名义集》卷一《十种通称》的“婆伽婆”条中，周氏不过节引之而已。”

　　《翻译名义集》卷一中法云原文抄录如下：

　　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除了南宋法云外，北宋释赞宁在他的《宋高僧传》卷三中也提到“五种不翻”：“逖观道安也，论“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赞宁此记载早于法云，但并未解释玄奘“五种不翻”的具体内容，也未提及资料来源。

　　作为佛教经典翻译之千古第一人以及伟大的佛教大师，玄奘佛典翻译过程中可能有许多经验和原则，但现今留下来的仅仅这么简单的几条规则。

　　对于玄奘的上述理论的实际内涵，近代学者阐述不一。如梁启超将玄奘的“五种不翻”列入遣词、定名之列，仅称之为“忠实审慎，其所定程序，可供今日之参考者，固不少也”。梁启超以为“五不翻”是遣词、定名时所用的一种规范。换言之，此说仅仅是一种技术性规范。台湾学者王文颜则称““五种不翻”是玄奘最具体的译经理论。……内容全属“音译”佛教名相问题。”。“玄奘久游印度，对于印度境内的各种语言，了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优秀的梵文造诣，再加上精通汉文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音译的名相，自然较前人准确。在《大唐西域记》及他所重译的经典之中，我们随处都可发现他订正旧译的例证，而“五种不翻”就是他处理音译的准则。”王文颜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他以为““五种不翻”，才是玄奘译经理论的重心，这方面的成就也最为可观。”这说法颇不严密，因为现今所保存的这一段文字，可能不是玄奘对于佛典翻译问题的全面系统论述，将“五种不翻”当作玄奘翻译理论的重心并围绕“五种不翻”来研究与评价玄奘的翻译工作，显然不可能获得玄奘翻译理论的真实面貌。

　　玄奘的翻译从古到今都评价很高。长期以来，大凡研究玄奘翻译及其佛学思想的，都一致认为，玄奘的翻译，最忠实于印度原本，历来被看作是罕见的精确直译之文。因而玄奘的佛学思想，最忠实于印度佛学思想，玄奘所传的唯识学，基本上照搬了印度的唯识思想。然而近代以来则有不同观点。

　　呂澂在研究玄奘的翻译及其佛学思想时，却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呂澂研究佛学，喜欢利用各种文字的资料，对勘各种佛典，以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他在研究玄奘翻译的《观所缘释论》时，对勘了陈真谛的译本、唐义净的译本和西藏译本，发现玄奘和义净的两个译本，所以有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者，奘净两家所用原本未尝有异也，而奘译翻译修辞改之。”意思是说，玄奘和义净两家翻译所用之原本，并没有两样，只是玄奘在翻译时，在文辞上作了修饰。由此，他认为，义净的翻译“近于直译”，玄奘的翻译则“近于意译”。所以“两家虽有文质繁简之殊”，实际上“其原本犹无害为一类”。他接着又说：“奘译力求整齐，每释皆先引全颂，于是文句未能分段落者必改组而断句，意有未尽者亦必引而足之，错综其词，庐目遂非。”这是意译的一种格式。同时，“奘译据文敷演，不觉其词之酣畅”，这又是意译的一种格式。所以他认为，“奘译原本不必与净译异，特译文敷畅，见其文采有殊而已。”

　　“二者，奘译之润文非但畅意而已，亦取注释家言以改论”。意思是说，玄奘的翻译还不仅仅是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使之词意通畅而已，而且还常常采用注释家的言论来改变论文的原意。在他看来，玄奘的翻译，有许多地方都是采用了护法所作疏中的言论和观点。

　　“三者，奘译改论非真宗护法之解也，乃别取诸后起之说”。意思是说，玄奘的翻译还并不都是直接依据护法的注疏以改变论中之文，有些地方还另外采取了护法以后的一些佛教学者的理论，“奘译文义大同护法而不尽同，其所依据殆在继承护法而变其说者”。他所说的护法以后的学者，大概就是护法的门下弟子胜子等三家，或者就是指戒贤其人。

　　吕瀓先生通过分析、研究，将《观所缘释论》的四种译本互相对勘，终于对玄奘的翻译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无宁谓为畅达之意译。”第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无宁谓为信于所学。”第三，“奘译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无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

　　后来，呂澂进一步对玄奘的译籍作了全面考订，更加肯定他认为，玄奘的翻译是不忠实于原本的意译。他在与熊十力论学的书信交往中说：“奘译喜以晚说改译旧文，谨严实有不足。如以《瑜伽》说改《般若》，时见唯心所现与无性为自性之义。又以《毗昙经》改《本地分》，而有言说性与离言性平等之义。又以慧护遍计执余之说改《摄论》，以清辨和集说改《二十颂》，以护法五识说改《观所缘》，几乎逐步移观，终不以完全面目示人。”最后，他在《覆熊十力书七》一文中“断定奘译为不忠于原本之意译”。

　　如果听从呂澂先生的研究结论，则玄奘的翻译活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直译”，而是以“直译”面目深深地隐藏了“宗派诠释学”意图。奘门弟子以其师的译文来批评真谛等的唯识学，称其为“旧译”。这一结论，有一些依据，但也不尽然。将玄奘译文与真谛译文的差异完全归结到翻译的方面也有偏颇之处理。由于玄奘、真谛翻译时所依据的“原典”已经遗失，所以，现在无法确定这些差异有多少是由于“诠释学意图”造成，又有多少是由于二位三藏所依据的“原典”略有差别而造成的。

　　三、玄奘翻译经论编年

　　下文依据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唐智升《开元释教录》以及经论“译后序”等相关资料，参照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编成玄奘翻译经论年表，文字顺序是先标翻译年月，再列经论名称、卷数，然后是翻译地点，最后是主要助译者。

　　贞观十九年(645年)

　　五月二日至九月二日，《大菩萨藏经》二十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智证、道宣证文。

　　六月十日至岁暮，《显扬圣教论颂》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辩机等笔受。

　　七月十四日，《六门陀罗尼经》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辩机等笔受。

　　七月十五日，《佛说佛地经》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辩机等笔受。

　　十月一日，开始翻译《显扬圣教论》，长安弘福寺翻经院，智证等笔受。

　　贞观二十年(646年)

　　正月十五日，完成《显扬圣教论》二十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智证等笔受。

　　正月二十日至闰三月二十九日，《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玄颐等笔受。

　　五月十五日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灵会、明浚等笔受。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继续翻译《瑜伽师地论》，长安弘福寺翻经院，灵会、明浚等笔受。

　　二月二十四日，《大乘五蕴论》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大乘光等笔受。

　　三月一日，开始翻译《摄大乘论无性释》十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大乘巍、大乘林等笔受。

　　五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三日，《解深密经》五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大乘光等笔受。

　　秋八月六日，《因明入正理论》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弘福寺沙门明浚等笔受证文。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继续翻译《摄大乘论无性释》十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大乘巍、大乘林等笔受。

　　三月二十日，《天请问经》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辩机等笔受。

　　五月十五日，历时两年，完成《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翻译，长安弘福寺翻经院，灵会、明浚等笔受。

　　五月十五日，《胜宗十句义论》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云隽等笔受。

　　五月二十九日，《唯识三十论颂》一卷，长安弘福寺翻经院，大乘光等笔受。

　　十月一日，《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坊州玉华宫弘法台，杜行顗等笔受。

　　十一月十七日，《大乘百法明门论》一卷，北阙紫微殿右弘法院，玄忠等笔受。

　　十二月十八日，开始翻译…

《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三节 玄奘归国后的译经活动》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