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卢海山
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论学和南方的摄论学；第二个时期为唐贞观十九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来，系统地翻译了唯识学的经典以及唯识宗的形成。这两个时期的唯识学：既有前后的继承性，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要系统地了解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那么对于地论学、摄论学的历史考察，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初期唯识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从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般若经以来，直到姚秦时期鸠摩罗什系统翻译龙树、提婆的《中论》、《百论》等经论止，般若性空学，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般若性空学的长期传译、研习，为中国佛教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般若性空学只破不立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人们对般若实相的进一步了解；一切皆空的偏激观点，又在无情地撤毁它所奠定的基础。中国佛学发展到罗什、僧肇时期，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中国佛学必须在般若学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才能迎来较大的发展。
(一)《涅槃经》的传译
在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前，中国僧人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等人从长安出发，到天竺求取佛经。法显在中天竺，得到《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方等泥洹经》等，在师子国，又得到《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等。法显从师子国附商船从海路回国，晋义熙九年来到建业，义熙十四年(418年)在道场寺与印度禅师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6卷本《大泥洹经》(即《大涅檠经》。《大涅檠经》的译出，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为中国佛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涌现出一大批弘扬、研究《涅槃经》的义学僧，被称为涅檠圣的竺道生，提出了许多孤明先发的论点，如“顿悟成佛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义”等。从此，涅檠佛性说就成为中国佛学的主要思潮，得到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在北凉统治下的中国西北，也形成了一个传译《涅檠经》的佛教中心。中天竺人昙无谶，从西域展转来到姑臧，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的支持下，从玄始三年(414年)至玄始十年(421年)先后译出了《大涅檠经》的前分和中分，共40卷。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凉译《大涅檠经》传至江南，引起较大的影响。439年，北魏政权攻灭北凉，北凉的佛教中心解体，其中有的人逃往西域，另一部分僧人逃到江南，大批僧人成为北魏的俘虏来到代北，《涅檠经》也随之带到代北。
《涅檠经》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人也包括其中，其直显佛性的思维方式与般若类经典有很大区别。《涅檠经》的传译和研习，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为唯识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楞伽经》等经典的译出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从师子国泛海来到广州，被迎入京师建业。他得到了名僧慧严、慧观及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崇敬，在祗洹寺等地集义学僧译出《杂阿含经》《法鼓经》、《胜鬘经》、《楞伽经》、《相续解脱经》等众多经典。其中《楞伽经》、《相续解脱经》(即《解深密经》中的一部分)，与唯识学思想直接有关，并且是唯识宗所遵从的六部经中的两部。这两部经都是用唯识学的理论来组织学说的。可以说，求那跋陀罗是首先将唯识学传译到中国的。
另外，在求那跋陀罗之前到中国来的佛驮跋陀罗，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在建业道场寺译出了60卷《华严经》。《华严经》在理论上将说明世界、人生本原的十二因缘说统归到“唯是一心作”上，因此，《华严经》的传译对于唯识学理论的传播具有先导作用。北凉昙无谶除翻译《大涅檠经》等经典外，还翻译了《菩萨地持经》，这部经相当于《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地》。
以上这些僧人，都是直接来自印度本土，他们活动的时代都早于或同于无著、世亲的时代，在他们的翻译中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前瑜伽．行派的理论内容，他们成为在中国传播早期唯识学的先声。
二、唯识学经典的大规模传译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掀起了第一个大规模翻译唯识学经典的高潮，在北朝，形成了以菩提流支等人为中心的翻译集体；在南朝，形成了以真谛等人的翻译集体。
(一)菩提流支等人的的译经活动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于北魏永平(508～512年)初年，经西域来到洛阳。北魏宜武帝下勒引劳，供拟殷华。当时洛阳有七百梵僧，勒令菩提流支为译经领袖。据《续高僧传》载，菩提流支自永平初到洛阳至东魏孝静帝天平(534～537年)年间，20余年间，共翻译经论39部，127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经，及《胜思维》、《大宝积》、《法华》、《涅檠》等论(参见《续高僧传》卷1)。菩提流支翻译的经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十地经论》。勒那摩提，中天竺人，正始五年(508年)来到洛阳，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了《十地经论》，又翻译了《究竟一乘宝性论》、《宝积经论》、《法华经沦》等六部经典，计24卷。佛陀扇多，北天竺人，从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9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经论11部，计11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摄大乘论》2卷，普泰元年(531年)译出。瞿昙般若流支，南天竺人，从元象初年至兴和末年(542年)，在邺城译出经论14部，计85卷，其中重要的有《正法念处经》、《回诤论》、《业成就论》和《唯识无境界论》。(以上参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又有毗目智仙，在邺城译出五部经典。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其明显的特点，是所译大部分经论都是无著、世亲等人的论著。无著约生活在公元400～470年，世亲约生活在420～500年。(参见吕激《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84页)在世亲去世后不到十年，唯识学就迅速传译到中国，这在古代学说传播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菩提流支等人直接来自印度，减少了西域的流传转译环节，可以说他们所译的经论，保持了唯识学的原始面貌。它既不象罗什所译龙树学那样，是从西域转译的。也不象玄奘所译的唯识学那样，是经过唯识后学发展了的理论。
菩提流支等人译经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得到了北魏、东魏统治阶级的支持。据《续高僧传》载，菩提流支奉敕翻译《十地经论》时，“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续高僧传》卷一)宣武帝亲自任笔受，可见《十地经论》的翻译，受到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崔光在《十地经论序》中说：“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流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一千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由此可知，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也得到了北魏儒士的支持。崔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参加了《十地经论》的翻译，而且担任了《顺中论》、《三具足经论》、《法华经论》的笔受工作，他一直是北魏译经的有力支持者。(参见《大唐内典录》卷四)据《魏书·崔光传》载：他“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愈甚”，“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好为二经义疏30余卷。”除崔光外，北朝时期还有不少儒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在研究佛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仅限于两家理论的简单比较，而是要深入到实践层次上。在实践层次上，儒士们既可以对君忠，对父孝，又可以礼佛念经，二者并不存在矛盾，佛教反而是对个人心理、思想境界的一种补充。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由于得到了北朝统治者和官僚、儒士的支持，为唯识学的传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这是唯识学在北朝得到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真谛等人的译经活动
真谛，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续高僧传》卷1)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随梁使从扶南国来到中国南海，太清二年(548年)来到梁都建业，被安置在宝云殿供养。真谛准备“传翻经教”，“更出新文”(同上)，恰遇梁末侯景之乱，他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转展富春、豫章、始兴、全陵、南康、晋安等地。在这动乱时期，真谛虽然“栖遑靡托”，却仍是“随方翻译”，因“道缺情离，本意不申”(同上)，他几次都想乘船返还西国，最后来到广州，受到剌史欧阳颜父子的资助，才得以安定下来。在中国僧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等人的协助下，真谛翻译了大量经典。太建(569年)正月，真谛因病而逝。真谛在中国漂泊了20余年，在众多的来华译经僧中，真谛的经历是最悲惨的。
真谛从梁武帝末年到陈宣帝即位23年间，所翻译的经论记传，共64部，278卷。(参见《续高僧传》卷1)真谛翻译的主要是印
·498·度瑜伽行派的论著，如《摄大乘论》、《唯识论》、《十七地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释》及《俱舍论》、《执异部论》等。同时，真谛还撰写了许多论疏。
真谛是继菩提流支等人之后，将瑜伽行派经典传人中国的著名译经大师，然而他在中国南朝却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真谛到中国后，恰遇梁末侯景之乱及梁陈之际的战乱，他的译经活动没有能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其次，真谛的译经没有受到南朝僧徒的重视，与南朝所流行的时尚有关。“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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