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高僧传·法泰传》卷一)梁武帝时，对《成实论》的研究成为时尚，出现了一批成实论师，他们混淆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界限。梁武帝末年，才有所纠正，开始重视《三论》。到了陈朝，三论学逐渐取得主流地位，成为当时的显学。纵观梁陈两代佛学，仍属中观学之余流，佛学仍与玄学密切结合，缺乏创新精神，在思维方式上与瑜伽行派有许多汗格。真谛所译的经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广泛流传，就是必然的了。第三，真谛所传的思想与梁陈时期的意识形态可能有矛盾。“时宗、恺诸僧，欲延(真谛)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续高僧传》卷1)这里既暴露了那些身居显位僧侣的狭隘心理，又说明真谛所传“无尘唯识”的理论，是“言乖治术，有蔽国风”的，即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或者是相左的，致使统治阶级有意地通过国家命令限制真谛译经的广泛流传。这一点，吕澂先生早就注意到了。(参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此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一)北方地论学派
菩提流支等人所译的诸多经论中，有许多经论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如佛陀扇多译的《摄大乘论》，瞿昙般若流支译的《唯识无境界论》等，可能是由于文本简略，给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不能适应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在众多的论著中，只有《十地经论》等少数经典，得到广泛传习、研究，并形成了以《十地经论》为中心的佛学高潮，造就了一大批擅长该论的义学僧，形成了对北方佛学影响最大的学派，即地论学派。
《十地经论》为什么能在北朝佛学中居于主导地位
”首先，该论与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前面讲过，在翻译《十地经论》时，北魏宣武帝在译经的第一天，亲自担任笔受。可见该论的翻译，在当时是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的。其次，《十地经论》适应了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论中讲述的菩萨修行的十个层次，为北朝僧侣提供了具体修行的方法、步骤和目的，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第三，《十地经论》义理繁富，是大乘佛学的基础和纲领。崔先在《十地经论序》中对该论评介说：“《十地经》者，盖是神觉之玄苑，灵慧之妙宅，亿善之基舆，万度之纲统。包群藏之秘，义冠众典之奥，积渐心行，穷仁学之源；崇广住德，极道慧之府。”可见，《十地经论》在北朝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
这里，我们只拟对地论学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作此粗略的考察。
1．地论学北道派
在《十地经论》的翻译过程中，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由于各自的师习不同，已有分歧，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北道派与南道派。
北道派的主要人物是道宠。菩提流支翻译《十地经论》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道宠“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道宠“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成匠学士，堪可传道者，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续高僧传》卷7)
据《续高僧传》说，道宠原名张宾，在高齐元魏之际，曾是国学大儒雄安生的著名弟子。他与雄氏门下另一弟子李范并驾齐驱，有很高的声望。年将壮室时，他率领学徒千余人，路过赵州元氏县堰角寺，向寺僧索水，被一沙弥难问，立即认识到佛法难思，便解散学徒，出家为僧。道宠在邺都讲经时，魏收、邢子才、杨休之都在座听讲，三人原曾作过道宠的弟子，便奏闻朝廷，因道宠德溢时命，“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同上)
地论学北道派，其初也曾极盛一时，但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便逐渐衰落了。
2．地论学南道派
中天竺僧勒那摩提，是南道派的开创者，他博通经论，尤明禅法，在佛教义理方面，他与菩提流支等人合作翻译了《十地经论》等经典。同时，他传授禅法，是北朝禅法的开创者之一。据《续高僧传》说：“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土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续高僧传》卷7)北齐著名禅师僧稠就是勒那的门下。在勒那身上，禅师、义学、戒律三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北朝佛学，多数地论师都精明律学，禅视又与地论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
地论师的领袖，无疑应是慧光。他13岁随父到洛阳，拜著名禅师佛陀为师，(佛陀与佛陀扇多是二人)学习经论，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当时人们称他为圣沙弥。此后，他又学习律部经典，原来，《四分律》在中国流通不广，只有道覆等少数律师对《四分律》进行研究，道覆著有6卷《四分律疏》，仅只是科文而已，至于提举宏宗，却词理精玄，并撰《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删定《羯磨戒本》。这些著作，对中国律宗的创立都影响很大，因此，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把慧光归入《明律篇》，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慧光在佛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十地经论》的弘扬。据道宣说，佛陀禅师任少林寺主时，勒那摩提首先翻译《十地经论》，以后又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慧光“时预沽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净，取舍由悟，纲领存焉。”(《续高僧传》明律上)关于《十地经论》在中国的翻译过程，文献记载颇有出入，仍是一历史悬案。从慧光的传记看，慧光也参加了《十地经论》的翻译工作，以后又会通了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的要歧，进行了取舍，自此以后，“《地论》流传，命章开释”。(同上)慧光除撰有《十地经论疏》外，对当时流行的经典《华严》、《涅檠》、《维摩》、《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同上)并注释《胜鬟》、《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著有《玄宗论》、《大乘义律章》等多种著作。
在慧光的著述中，有《涅檠经疏》。在北朝佛学中，《涅檠经》及《十地经论》，是最受佛徒重视的，尤其是地论学者，无一不重视《涅檠经》。涅檠佛性义与地论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不能将涅檠学单独抽取出来，另行成立涅檠学者，否则就会破坏北朝佛学的完整性。
另外，在慧光著述的文风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是，“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文旨清肃，见重时世”(《续高僧传》明律上)有人认为“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是北朝佛学的特点，是继承了汉魏佛学的传统。从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看，恐怕不完全如此。即使北朝佛学真有“穷其枝叶”的特点，也不是继承了魏佛学的传统，而是由于法相唯识学辨析名相的特点所决定的。法相唯识学是一种新的佛学思想，与南朝玄学式的佛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慧光在北魏高齐之际，参与了国家对僧徒的管理工作，“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人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续高僧传》明律上)北魏、北齐时期，全国僧侣有数百万众，其中不乏有学问的高僧，但也夹杂着许多为逃避徭役、赋税的农民，甚至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混迹于僧侣之中，因此，对僧徒的有效管理，就成为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僧官也就成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要官员。慧光在任僧官期间，卓有成效。慧光以后，地论学派的僧徒出任国僧都、国统以及各州僧官的大有人在。如慧光的著名弟子法上，就担任国统四十余年，在北齐朝野很有影响。北朝佛学的实践性，不仅仅是表现在禅法上，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更显示出地论学派的社会实践意义。
慧光对北朝佛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了许多弟子，“时光诸学士，翘颖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人室惟九。有儒生凭变，光乃将人数中。”(《续高僧传》明律上)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现在已弄不清楚了，不过慧光门下比较知名的，有法上、道凭、昙遵、僧范、惠顾、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隐、洪理、道云、道晖、凭变等人。
慧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道宣将他与历史上著名高僧道安相提并论，认为“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草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同上)可知慧光不论在当时或以后，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地论学经过慧光的弘扬，及其门下众弟子的推动，就如日中天了，成为北朝佛学的主流。
以上对慧光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地论学有以下特点：其一，地论学与禅关系密切，慧光的老师佛陀、勒那摩提都是著名禅师；其二，地论学与涅檠学合而为一；其三，地论学师多明律学；无闻于世。慧光受具足戒后，又博听律部，随文奉行，讲解僧祗律，其四，地论学师出任僧官者很多，参与了国家对僧侣的管理工作。
慧光以后，地论学传承不绝，一直到唐初武德末年，《十地经论》才不再有人讲述。慧光以后的地学派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述了。
(二)南方摄论学派及其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1、南方摄论学派
真谛在广州等地，翻译了大量唯识学典籍，“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续高僧传》卷一)智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蛙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指《摄大乘论》和《俱合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同上)智恺为僧徒们讲授《俱舍论》，讲到《业品疏》第九卷，构疾而卒。智恺的去世，对真谛震惊很大，“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同上)《摄大乘论》是唯识学的重要论著，真谛翻译该论用力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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