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叁論》”。(續高僧傳·法泰傳》卷一)梁武帝時，對《成實論》的研究成爲時尚，出現了一批成實論師，他們混淆了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界限。梁武帝末年，才有所糾正，開始重視《叁論》。到了陳朝，叁論學逐漸取得主流地位，成爲當時的顯學。縱觀梁陳兩代佛學，仍屬中觀學之余流，佛學仍與玄學密切結合，缺乏創新精神，在思維方式上與瑜伽行派有許多汗格。真谛所譯的經論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能廣泛流傳，就是必然的了。第叁，真谛所傳的思想與梁陳時期的意識形態可能有矛盾。“時宗、恺諸僧，欲延(真谛)還建業，會楊辇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續高僧傳》卷1)這裏既暴露了那些身居顯位僧侶的狹隘心理，又說明真谛所傳“無塵唯識”的理論，是“言乖治術，有蔽國風”的，即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不一致的，或者是相左的，致使統治階級有意地通過國家命令限製真谛譯經的廣泛流傳。這一點，呂澂先生早就注意到了。(參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對此問題，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叁、地論學派與攝論學派的形成與發展
(一)北方地論學派
菩提流支等人所譯的諸多經論中，有許多經論並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如佛陀扇多譯的《攝大乘論》，瞿昙般若流支譯的《唯識無境界論》等，可能是由于文本簡略，給研究者帶來理解上的困難，也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如不能適應北朝佛學實踐性的特點。在衆多的論著中，只有《十地經論》等少數經典，得到廣泛傳習、研究，並形成了以《十地經論》爲中心的佛學高潮，造就了一大批擅長該論的義學僧，形成了對北方佛學影響最大的學派，即地論學派。
《十地經論》爲什麼能在北朝佛學中居于主導地位
”首先，該論與統治階級的提倡有關。前面講過，在翻譯《十地經論》時，北魏宣武帝在譯經的第一天，親自擔任筆受。可見該論的翻譯，在當時是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的。其次，《十地經論》適應了北朝佛學實踐性的特點，論中講述的菩薩修行的十個層次，爲北朝僧侶提供了具體修行的方法、步驟和目的，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第叁，《十地經論》義理繁富，是大乘佛學的基礎和綱領。崔先在《十地經論序》中對該論評介說：“《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綱統。包群藏之秘，義冠衆典之奧，積漸心行，窮仁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可見，《十地經論》在北朝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
這裏，我們只擬對地論學派在發展過程中的幾位主要人物，作此粗略的考察。
1．地論學北道派
在《十地經論》的翻譯過程中，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由于各自的師習不同，已有分歧，在以後的傳承過程中，形成了北道派與南道派。
北道派的主要人物是道寵。菩提流支翻譯《十地經論》後，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影響，道寵“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叁冬。”道寵“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邺下榮推。”成匠學士，堪可傳道者，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續高僧傳》卷7)
據《續高僧傳》說，道寵原名張賓，在高齊元魏之際，曾是國學大儒雄安生的著名弟子。他與雄氏門下另一弟子李範並駕齊驅，有很高的聲望。年將壯室時，他率領學徒千余人，路過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向寺僧索水，被一沙彌難問，立即認識到佛法難思，便解散學徒，出家爲僧。道寵在邺都講經時，魏收、邢子才、楊休之都在座聽講，叁人原曾作過道寵的弟子，便奏聞朝廷，因道寵德溢時命，“日賜黃金叁兩，盡于身世。”(同上)
地論學北道派，其初也曾極盛一時，但在以後的傳承過程中，便逐漸衰落了。
2．地論學南道派
中天竺僧勒那摩提，是南道派的開創者，他博通經論，尤明禅法，在佛教義理方面，他與菩提流支等人合作翻譯了《十地經論》等經典。同時，他傳授禅法，是北朝禅法的開創者之一。據《續高僧傳》說：“勒那叁藏教示叁人，房、定二土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續高僧傳》卷7)北齊著名禅師僧稠就是勒那的門下。在勒那身上，禅師、義學、戒律叁者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一特點也深刻影響著北朝佛學，多數地論師都精明律學，禅視又與地論學有著較密切的關系。
地論師的領袖，無疑應是慧光。他13歲隨父到洛陽，拜著名禅師佛陀爲師，(佛陀與佛陀扇多是二人)學習經論，旁通博義，窮諸幽理，當時人們稱他爲聖沙彌。此後，他又學習律部經典，原來，《四分律》在中國流通不廣，只有道覆等少數律師對《四分律》進行研究，道覆著有6卷《四分律疏》，僅只是科文而已，至于提舉宏宗，卻詞理精玄，並撰《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刪定《羯磨戒本》。這些著作，對中國律宗的創立都影響很大，因此，道宣在《續高僧傳》中，把慧光歸入《明律篇》，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慧光在佛學上的最大貢獻，在于對《十地經論》的弘揚。據道宣說，佛陀禅師任少林寺主時，勒那摩提首先翻譯《十地經論》，以後又與菩提流支合作翻譯。慧光“時預沽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淨，取舍由悟，綱領存焉。”(《續高僧傳》明律上)關于《十地經論》在中國的翻譯過程，文獻記載頗有出入，仍是一曆史懸案。從慧光的傳記看，慧光也參加了《十地經論》的翻譯工作，以後又會通了勒那摩提與菩提流支的要歧，進行了取舍，自此以後，“《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同上)慧光除撰有《十地經論疏》外，對當時流行的經典《華嚴》、《涅檠》、《維摩》、《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同上)並注釋《勝鬟》、《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著有《玄宗論》、《大乘義律章》等多種著作。
在慧光的著述中，有《涅檠經疏》。在北朝佛學中，《涅檠經》及《十地經論》，是最受佛徒重視的，尤其是地論學者，無一不重視《涅檠經》。涅檠佛性義與地論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似乎不能將涅檠學單獨抽取出來，另行成立涅檠學者，否則就會破壞北朝佛學的完整性。
另外，在慧光著述的文風上，也有值得注意之處。道宣對慧光著作的評價是，“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文旨清肅，見重時世”(《續高僧傳》明律上)有人認爲“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是北朝佛學的特點，是繼承了漢魏佛學的傳統。從道宣對慧光著作的評價看，恐怕不完全如此。即使北朝佛學真有“窮其枝葉”的特點，也不是繼承了魏佛學的傳統，而是由于法相唯識學辨析名相的特點所決定的。法相唯識學是一種新的佛學思想，與南朝玄學式的佛學是有明顯區別的。
慧光在北魏高齊之際，參與了國家對僧徒的管理工作，“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人邺，綏緝有功，轉爲國統。”(《續高僧傳》明律上)北魏、北齊時期，全國僧侶有數百萬衆，其中不乏有學問的高僧，但也夾雜著許多爲逃避徭役、賦稅的農民，甚至社會上的閑雜人等也混迹于僧侶之中，因此，對僧徒的有效管理，就成爲國家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僧官也就成爲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要官員。慧光在任僧官期間，卓有成效。慧光以後，地論學派的僧徒出任國僧都、國統以及各州僧官的大有人在。如慧光的著名弟子法上，就擔任國統四十余年，在北齊朝野很有影響。北朝佛學的實踐性，不僅僅是表現在禅法上，參與國家的管理工作，更顯示出地論學派的社會實踐意義。
慧光對北朝佛學的貢獻，還在于他培養了許多弟子，“時光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人室惟九。有儒生憑變，光乃將人數中。”(《續高僧傳》明律上)慧光門下的十大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現在已弄不清楚了，不過慧光門下比較知名的，有法上、道憑、昙遵、僧範、惠顧、靈詢、僧達、道慎、安廪、昙衍、昙隱、洪理、道雲、道晖、憑變等人。
慧光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道宣將他與曆史上著名高僧道安相提並論，認爲“自正道東指，弘匠于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缁素草風，廣位聲教，則慧光抑其次矣。”(同上)可知慧光不論在當時或以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地論學經過慧光的弘揚，及其門下衆弟子的推動，就如日中天了，成爲北朝佛學的主流。
以上對慧光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北朝地論學有以下特點：其一，地論學與禅關系密切，慧光的老師佛陀、勒那摩提都是著名禅師；其二，地論學與涅檠學合而爲一；其叁，地論學師多明律學；無聞于世。慧光受具足戒後，又博聽律部，隨文奉行，講解僧祗律，其四，地論學師出任僧官者很多，參與了國家對僧侶的管理工作。
慧光以後，地論學傳承不絕，一直到唐初武德末年，《十地經論》才不再有人講述。慧光以後的地學派有著豐富多彩的內容，限于篇幅，不能詳細論述了。
(二)南方攝論學派及其向中原地區的傳播
1、南方攝論學派
真谛在廣州等地，翻譯了大量唯識學典籍，“自谛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續高僧傳》卷一)智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谛。恺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谛雲：“吾早值子，綴緝經論，蛙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指《攝大乘論》和《俱合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同上)智恺爲僧徒們講授《俱舍論》，講到《業品疏》第九卷，構疾而卒。智恺的去世，對真谛震驚很大，“撫膺哀恸，遂來法准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同上)《攝大乘論》是唯識學的重要論著，真谛翻譯該論用力最多，…
《唯識學在中國的初期傳播(盧海山)》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