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識學在中國的初期傳播
盧海山
唯識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可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爲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論學和南方的攝論學；第二個時期爲唐貞觀十九年以後，玄奘從印度回來，系統地翻譯了唯識學的經典以及唯識宗的形成。這兩個時期的唯識學：既有前後的繼承性，又存在著諸多的不同之處，要系統地了解唯識學在中國的發展曆史，那麼對于地論學、攝論學的曆史考察，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初期唯識學興起的文化背景
從東漢末年支婁迦谶翻譯般若經以來，直到姚秦時期鸠摩羅什系統翻譯龍樹、提婆的《中論》、《百論》等經論止，般若性空學，一直在中國佛教的曆史舞臺上扮演著主要角色。般若性空學的長期傳譯、研習，爲中國佛教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般若性空學只破不立的思維方式，阻礙了人們對般若實相的進一步了解；一切皆空的偏激觀點，又在無情地撤毀它所奠定的基礎。中國佛學發展到羅什、僧肇時期，實際上已經處于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中國佛學必須在般若學基礎上進行新的突破，才能迎來較大的發展。
(一)《涅槃經》的傳譯
在鸠摩羅什來到長安之前，中國僧人法顯于東晉隆安叁年(399年)與同學慧景、道整等人從長安出發，到天竺求取佛經。法顯在中天竺，得到《摩诃僧祗律》、《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昙心論》、《方等泥洹經》等，在師子國，又得到《彌沙塞律》、《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及《雜藏經》等。法顯從師子國附商船從海路回國，晉義熙九年來到建業，義熙十四年(418年)在道場寺與印度禅師佛馱跋陀羅共同譯出6卷本《大泥洹經》(即《大涅檠經》。《大涅檠經》的譯出，對中國佛學影響甚大，爲中國佛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湧現出一大批弘揚、研究《涅槃經》的義學僧，被稱爲涅檠聖的竺道生，提出了許多孤明先發的論點，如“頓悟成佛義”、“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義”等。從此，涅檠佛性說就成爲中國佛學的主要思潮，得到廣泛傳播。
與此同時，在北涼統治下的中國西北，也形成了一個傳譯《涅檠經》的佛教中心。中天竺人昙無谶，從西域展轉來到姑臧，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的支持下，從玄始叁年(414年)至玄始十年(421年)先後譯出了《大涅檠經》的前分和中分，共40卷。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涼譯《大涅檠經》傳至江南，引起較大的影響。439年，北魏政權攻滅北涼，北涼的佛教中心解體，其中有的人逃往西域，另一部分僧人逃到江南，大批僧人成爲北魏的俘虜來到代北，《涅檠經》也隨之帶到代北。
《涅檠經》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一闡提人也包括其中，其直顯佛性的思維方式與般若類經典有很大區別。《涅檠經》的傳譯和研習，所形成的文化氛”圍，爲唯識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奠定了基礎。
(二)《楞伽經》等經典的譯出
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從師子國泛海來到廣州，被迎入京師建業。他得到了名僧慧嚴、慧觀及統治階級的支持和崇敬，在祗洹寺等地集義學僧譯出《雜阿含經》《法鼓經》、《勝鬘經》、《楞伽經》、《相續解脫經》等衆多經典。其中《楞伽經》、《相續解脫經》(即《解深密經》中的一部分)，與唯識學思想直接有關，並且是唯識宗所遵從的六部經中的兩部。這兩部經都是用唯識學的理論來組織學說的。可以說，求那跋陀羅是首先將唯識學傳譯到中國的。
另外，在求那跋陀羅之前到中國來的佛馱跋陀羅，晉義熙十四年(418年)在建業道場寺譯出了60卷《華嚴經》。《華嚴經》在理論上將說明世界、人生本原的十二因緣說統歸到“唯是一心作”上，因此，《華嚴經》的傳譯對于唯識學理論的傳播具有先導作用。北涼昙無谶除翻譯《大涅檠經》等經典外，還翻譯了《菩薩地持經》，這部經相當于《瑜伽師地論》中的《菩薩地》。
以上這些僧人，都是直接來自印度本土，他們活動的時代都早于或同于無著、世親的時代，在他們的翻譯中都程度不同地帶有前瑜伽．行派的理論內容，他們成爲在中國傳播早期唯識學的先聲。
二、唯識學經典的大規模傳譯
南北朝時期，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掀起了第一個大規模翻譯唯識學經典的高潮，在北朝，形成了以菩提流支等人爲中心的翻譯集體；在南朝，形成了以真谛等人的翻譯集體。
(一)菩提流支等人的的譯經活動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于北魏永平(508～512年)初年，經西域來到洛陽。北魏宜武帝下勒引勞，供擬殷華。當時洛陽有七百梵僧，勒令菩提流支爲譯經領袖。據《續高僧傳》載，菩提流支自永平初到洛陽至東魏孝靜帝天平(534～537年)年間，20余年間，共翻譯經論39部，127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及《勝思維》、《大寶積》、《法華》、《涅檠》等論(參見《續高僧傳》卷1)。菩提流支翻譯的經論中，影響最大的是《十地經論》。勒那摩提，中天竺人，正始五年(508年)來到洛陽，與菩提流支合作翻譯了《十地經論》，又翻譯了《究竟一乘寶性論》、《寶積經論》、《法華經淪》等六部經典，計24卷。佛陀扇多，北天竺人，從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9年)，在洛陽白馬寺及邺都金華寺，譯出經論11部，計11卷，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攝大乘論》2卷，普泰元年(531年)譯出。瞿昙般若流支，南天竺人，從元象初年至興和末年(542年)，在邺城譯出經論14部，計85卷，其中重要的有《正法念處經》、《回诤論》、《業成就論》和《唯識無境界論》。(以上參見《大唐內典錄》卷四)又有毗目智仙，在邺城譯出五部經典。
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其明顯的特點，是所譯大部分經論都是無著、世親等人的論著。無著約生活在公元400～470年，世親約生活在420～500年。(參見呂激《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184頁)在世親去世後不到十年，唯識學就迅速傳譯到中國，這在古代學說傳播史上是極其罕見的。菩提流支等人直接來自印度，減少了西域的流傳轉譯環節，可以說他們所譯的經論，保持了唯識學的原始面貌。它既不象羅什所譯龍樹學那樣，是從西域轉譯的。也不象玄奘所譯的唯識學那樣，是經過唯識後學發展了的理論。
菩提流支等人譯經活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得到了北魏、東魏統治階級的支持。據《續高僧傳》載，菩提流支奉敕翻譯《十地經論》時，“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續高僧傳》卷一)宣武帝親自任筆受，可見《十地經論》的翻譯，受到了北魏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崔光在《十地經論序》中說：“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叁藏法師北天竺菩提流支，魏雲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雲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缁儒一十余人(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作“一千余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余卷。”由此可知，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活動，也得到了北魏儒士的支持。崔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參加了《十地經論》的翻譯，而且擔任了《順中論》、《叁具足經論》、《法華經論》的筆受工作，他一直是北魏譯經的有力支持者。(參見《大唐內典錄》卷四)據《魏書·崔光傳》載：他“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好爲二經義疏30余卷。”除崔光外，北朝時期還有不少儒土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就啓示我們，在研究佛教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不能僅限于兩家理論的簡單比較，而是要深入到實踐層次上。在實踐層次上，儒士們既可以對君忠，對父孝，又可以禮佛念經，二者並不存在矛盾，佛教反而是對個人心理、思想境界的一種補充。
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活動，由于得到了北朝統治者和官僚、儒士的支持，爲唯識學的傳譯、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政治環境，這是唯識學在北朝得到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真谛等人的譯經活動
真谛，西天竺優禅尼國人，“群藏廣部，罔不措懷”，“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曆遊諸國，隨機利見。”(《續高僧傳》卷1)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隨梁使從扶南國來到中國南海，太清二年(548年)來到梁都建業，被安置在寶雲殿供養。真谛准備“傳翻經教”，“更出新文”(同上)，恰遇梁末侯景之亂，他便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轉展富春、豫章、始興、全陵、南康、晉安等地。在這動亂時期，真谛雖然“棲遑靡托”，卻仍是“隨方翻譯”，因“道缺情離，本意不申”(同上)，他幾次都想乘船返還西國，最後來到廣州，受到剌史歐陽顔父子的資助，才得以安定下來。在中國僧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等人的協助下，真谛翻譯了大量經典。太建(569年)正月，真谛因病而逝。真谛在中國漂泊了20余年，在衆多的來華譯經僧中，真谛的經曆是最悲慘的。
真谛從梁武帝末年到陳宣帝即位23年間，所翻譯的經論記傳，共64部，278卷。(參見《續高僧傳》卷1)真谛翻譯的主要是印
·498·度瑜伽行派的論著，如《攝大乘論》、《唯識論》、《十七地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釋》及《俱舍論》、《執異部論》等。同時，真谛還撰寫了許多論疏。
真谛是繼菩提流支等人之後，將瑜伽行派經典傳人中國的著名譯經大師，然而他在中國南朝卻遭到極其悲慘的命運。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真谛到中國後，恰遇梁末侯景之亂及梁陳之際的戰亂，他的譯經活動沒有能得到統治階級的保護和支持。其次，真谛的譯經沒有受到南朝僧徒的重視，與南朝所流行的時尚有關。“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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