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乎！假托何其甚欤。识者有力，宜革斯弊，使无用人感遵正教。”
同是西土二十四祖，天台宗据《付法藏传》，以龙树为十三祖，师子为二十四祖，并计末田地，则祖有二十四，而世次乃二十三也。禅宗则移婆须蜜前，为第七祖，故龙树为第十四祖，师子为二十四祖。《传法正宗记》攻击《付法藏传》，天台宗人则站在《付法藏传》立场加以反击；《传法正宗记》攻击《唐高僧传》，天台宗人又加以反击，并攻击禅宗七佛偈及拈花微笑、慧可立雪断臂等事。
其三是天台宗与禅宗关于天台山国清寺之争。在宋、元、明的大部分岁月中，国清寺这座天台宗的祖庭却为禅家所有。禅宗向天台山的渗透大约始于唐代中叶，据《宋高僧传》载，时有佛窟遗址在在台弘牛头禅法四十余年。唐末，禅宗大师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次等参禅于天台山，后又有云居德韶来天台山弘扬法眼宗。这股禅风愈演愈烈，最后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为宋代禅僧真歇清了入主，天台宗法脉终于在国清寺中断了。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１１３０)正式下诏，命国清寺“易教为禅”。
元代，在国清寺爆发了一场“教禅之争”，天台宗坚智者是天台宗之祖，禅宗认为智者是禅家之宗。时在杭州上天竺弘教的性澄湛堂“不远数千里走京师，具奏寺之建置颠末、旧制之由”，终于得到元世祖支持，恢复了国清寺天台宗祖庭的名义。
后来明太祖登基后，又诏请禅师昙噩为国清寺住持，国清寺再度被禅宗所有。直到清代的天台宗四十三祖谛闲，才把天台山国清寺的“易教为禅”的公案彻底翻过来，标志着历经几代的天台山国清寺的教禅之争结束。
第三章 天台佛学与宋明理学关系研究
一、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智凯采取了“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方法，从当时中国祖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印度佛教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造；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等理论吸收到天台佛学中，提出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天台佛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其后的佛教各宗，而且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明理学为什么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论》中提到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推万法，究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这是说，在“究理尽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学理论方面，佛学是最高明的。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入门径，大为逊色的。所以李士谦在论三教时也说：“佛日也”，“儒五星也。”(一)［注：(一)《佛祖历代通载》三十九。］对于这种贬责，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认的。一些想重振儒学的学者更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力求从儒家固有的经典中搜求有关思想，如涉及心性修养的《孟子》、《大学》，讲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体理论、精致的心性理论和直觉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学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说的：“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以其先导周敦颐为例，《宋元学案》中说：“又谓周子与胡子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一)［注：(一)《题真西山集》。］又如程颢，《宋元学案》中说：“明道不废佛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程颢自称“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二)［注：(二)《二程集》。］又如辟佛最有力的张载，《宋史》中说：“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三)［注：(三)《宋史•道学传》。至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自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四)［注：(四)《朱子语类》。］王阳明也自述，心学三变，其中一变是“诀佛老归儒学”。实际上，朱熹、王阳明都是继周程之后，汲佛学以会通儒学最得其妙者。对此，学者早有所识，张方平说：“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袁枚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宋儒“目击佛老涛张幽渺，而圣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闷而未宣；于是入虎穴，探虎子，闯二氏之室，仪神仪貌而心性之学出焉。”(五)［注：(五)《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一。］确实如此，理学以儒为宗，采佛学之长补已之不足，从而突破了儒学规范化以后导致的停滞、僵化局面，使儒学得到改造和发展，并把我国古代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叶适曾说过：“程张攻斥老佛之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一)［注：(一)《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叶适这句话道道出了当时儒学者对佛家学说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态。据台湾学者唐君毅在《略谈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一文中统计，宋代理学家中只有杨慈湖、直德秀是不辟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陈白沙、宋濂是不辟佛的。如张载、朱熹、王阳明都是极力排佛的。理学家排佛尽管言论尽多，但大致不外乎几点：一是儒释门之见，儒以正统自居而贬斥佛学。二是儒为入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儒斥佛空谈而不能经世致用。三是斥佛为“导端之学”、“西方之教”，儒以道统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没有涉及佛学之深处，就去批佛，批评极其皮毛。
理学对佛的“排”与“援”是辨证的统一，理学在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中前进、发展，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在二者的比较中，理学的“援佛”远远超过了“排佛”。佛学长期发展成熟的心性之学渗入到理学内部，使儒学的世界观显得更加深刻。因而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看，理学的援佛入儒，无疑是个进步。
关于佛学入儒，学术界一般认为：朱熹近道、陆九渊近禅、王阳明近狂禅。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从形迹上看的，其实，对宋明理学影响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学思想，天台的义理、心性、思辨之法对宋明理学之影响，可以说是沉入深处，进到骨子里，远远超过“不立文字”的禅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阳明，要探索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也就可见十之八九了。
二、朱熹理学与天台佛学
朱熹一生坎坷，在他十四年的仕途中生涯中，由于不知当权宰相王淮同流，受排斥遭打击，时进时退，直到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其间，他曾驻足台州，巡视讲学。朱熹的哲学思想深受天台佛学的影响。
(一)朱熹的“理”与天台宗的“实相”
理学，作为宋明哲学断代史的特定名词，当始于周濂溪。从他开始，讲学的方式已一变孔孟的性与天命之风格，而以宇宙观、道体论为依据，建立起人生哲学新体系。以后哲学家皆以“理气”等新范畴，用以心性之理的整体发挥，所以后世把这一代儒学称为理学。《宋史》对此又别创体载，特在“儒林传”之外，又另立“道学传”一栏，专门收列理学家，以示有别于传统的儒家。至于有人认为理学乃孔孟一贯之道，根据是《说封传》中的“究理尽性而至于命”，这当然是说不通的，况且《说封传》是否为孔子所作，也正为后人所怀疑。清代戴震在其晚年所著的《孟子字义疏正》中对“理”解释说：“古人所谓理者，未有如后儒所谓理者矣。”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卷一里对“理”作了如下定义，定义中还引证了师说：
《战国策》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解触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戴先生《阵子字义疏证》曰：……
段玉裁这段注中可知，“理”原为动词，是指按照玉的原本结晶构造而琢磨出图案花纹。后来帝王在实行礼乐政治之际，根据体现君臣父子、上下各分共同构造之“理”，来分上下，定礼乐，建立统治秩序，是之为善治、天理。此是对“理”的愿意的引申。
《管子•心术篇》的“理”，其文曰：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理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
从这段文字看，当原始道家思想的“道”、“德”哲学为儒家的“礼”、“义”提出根据时，作为根据、原理的“理”在二者之间起到媒介导入作用。也就是说，该时的“理”是作为“中介体”将道家的“自然法则”原则与儒家的“人为约定论”原则加以融合的结果，是帝王如何依据“天道”这“德”，处理好君臣父子、上下名分关系，制订相应的礼乐秩序的政治原则。这是“理”意义的一大变化，《孟子》、《易传》、《礼记》、《韩非子》等书中的“理”都是作为帝王政治原理的。
西晋未，裴頠和张华同时被杀，发生“八王之乱”。生活在“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时期的郭象，在他的《庄子注》中把作为帝王政治原理的“理”作了新的阐述，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原理的“理”。郭象认为，“成圣”不仅是尧舜那样的帝王的事情，就连许由那样隐遁的逸民也有个“如果成圣”的问题。帝王的成圣，应像他在《大宗师篇注》中所说的那样：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无心于内，而冥合至极之理，自然于外作逍邈之游。那么臣民以下的万物又怎样呢？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一)［注：(一)《缮性篇注》。］
这是说，一切都据“至分”之理，“万物齐同”，“道，故无不理。”(二)［注；(二)《齐物论篇注》。］帝王圣人有“理”，臣民万物也有“理”，是“齐同”的。郭象所说的“理”，都可以成为圣人。这是“理”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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