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初传期佛教的几个问题
方广錩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斗争、融摄协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思维的深层，被包容、改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佛教。这一过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分为若干个时期。在此对初传期佛教的几个问题略谈些看法，以求教于方家。本文所谓的初传期佛教大体始于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以伊存授经作为开始的标志；终于四世纪末，以道安逝世、鸠摩罗什入长安作为结束的标志。初传期佛教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依附黄老之学阶段，后者为攀缘玄学阶段。两个阶段以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分界线。从总体看，初传期的佛教处在“自为”而非“自在”阶段，处在中国传统文化附庸的地位，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一、传入的时间与路线
研究中国佛教首先遇到的就是传入的时间问题。由于佛教初传时并不为人所重，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使得后代对此传说迭出，纷纭不已。正如前人已经指出的，这些传说大抵是佛教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后，部分佛教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士在追溯佛教传入历史时，因渺茫无据，便择取诸书中之异闻以影射附会。加之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加剧，双方都演绎出许多故事，使得佛教初传问题更为复杂。
学术界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的记载，相对较为可信：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1)。
上述“浮屠”、“复豆”即“佛陀(Buddha)”的异译。“临蒲塞”即“优婆塞(Upasaka)”的异译。其余的名称实际为各种抄本《浮屠经》对沙门、比丘的异称。大月氏原居我国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约于前130年左右迁到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经信奉佛教。因此，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经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向中国人士传授佛教经典，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宗教界以往一般把更具故事性的“汉明感梦求法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谓：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2)。
该《四十二章经序》未详作者，但从《出三藏记集》的编排看，僧显然把它当作三国以前或三国早期的着作。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的《理惑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说明在汉末、三国，这个故事已经广泛流传。
《四十二章经序》只说汉明帝曾经感梦求法，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后代则出现永平七年(64年，《老子化胡经》)、永平十年(67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永平三年(60年，《汉法内本传》)、永平十一年(68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各种说法。对究竟派遣哪些人前往求法，说法也不一致。还出现聘得摄摩腾(一说聘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来华译经，汉明帝为之修建白马寺的传说。
且不论西汉末年已经发生过伊存授经，也不论楚王英在永平八年(65)以前已经信奉佛教，即使就“感梦求法说”本身的形态而言，当汉明帝因梦询问大臣时，傅毅对以天竺之“佛”，说明中国人当时已经知道佛教。所以，无论“感梦求法说”本身是否真实的历史事件，它都不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
当然，虽说“伊存授经说”相对较为可信，但我们也应该指出：
(一)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标志，实际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最迟到公元前74年左右，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已经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佛教传入喀什(今新疆喀什)的时间与于阗大体相当(3)。也就是说，公元前2年伊存授经以前，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因为现新疆地区当时已经归入西汉版图。
(二)按照佛教的传统，佛、法、僧三宝具足，佛教的形态才算真正完备。而伊存授经说反映的是一个外国居士向一个中国文人传授佛经，此时三宝尚未具足。因此，比较而言，或许把伊存授经称作“佛法传入”要比称之为“佛教传入”更为确切。根据目前资料，在永平八年(65)的明帝诏书中，第一次明确出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所以，在中国内地，佛教三宝真正具足的下限应为永平八年(65)。
(三)文化的传播不同于政治事件，往往很难指明确切的时间。我们现在很难说伊存授经之前，佛教绝对没有传入中国内地。王亚荣先生认为，大月氏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授经，这已经是一种官方行为。很难设想西汉王朝会在对佛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让一个博士弟子去接受外国人传授外邦宗教。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当时佛教已经通过民间传入，官方对此也已经有所了解。这一意见值得重视。此外，有一些蛛丝马迹说明在伊存授经以前，佛教的某些文化形态很可能已经传入内地。比如《晋书》卷二三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4)。
有些音乐史研究者认为，兜勒是《佛说义足经》中“兜勒梵志经”的主人公，因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由外道改信佛教。张骞带回的这首《摩诃兜勒》，可能就是佛乐(5)。当然，《摩诃兜勒》到底是不是佛乐还可以再研究。即使它的确是佛乐，我们只能说张骞时佛乐已经传入中国，而不能说佛教也已经传入中国。因为佛乐毕竟不等同于佛教。
总之，目前很难对佛教初传中国的具体年代作出最后的结论，就现有资料看，仍然以把佛教初传定为两汉之际较为合适。
佛教最初通过哪条路线传入中国？以往对此没有争议，一般认为佛教最早从西域道，亦即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至于南海道的开通则为时较晚，最早不会早于三国时期。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沿长江流域的许多东汉墓葬发现不少早期佛教造像，有些研究者提出除了西域道之外，可能存在着滇缅道，亦即从印度通过缅甸进入我国云南，然后入四川，沿长江东下，这么一条佛教传播路线。但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滇缅道还不可能开通。他们指出，长江流域的佛教实际也是经由西域道传入，然后在河西走廊入青海，进四川，沿江而下。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则比较倾向后一种观点。
二、最早期的资料与推论
如将两汉之际佛教初传至朱士行西行求法作为初传期的依附黄老之学阶段，则从两汉之际至汉桓帝建和初年(约147)安世高来华之前的一个半世纪可称为初传期的最早期。虽然此时佛教已经传入，但是有关资料很少。剔除后人的追记，真正属于当时人的记叙，目前只发现三条：
1．《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所载楚王英(？—71)本传中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6)。
2．张衡(78—139)《西京赋》中一段涉及佛教的描述：
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眳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7)
3《后汉书·西域传》有一条记叙：
“天竺国……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8)
《后汉书》虽然是刘宋范晔所撰，但《西域传》部分主要依据班勇的《西域记》。范晔自己在《西域传》的“论”中这样说：“至於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由称焉。……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9)可见上述记叙的确出自班勇(10)。
另外，有两部经典，也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期佛教状况之参考：
1．《浮屠经》，该经虽然已经亡佚，但前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魏略·西戎传》中，对该经内容有所记载。此外，《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释、《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辩正论》卷五、《太平御览》的“四夷部”与“人事部”、《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一九六、《广川画跋》卷二等均有所记叙。该经传述了佛传故事与若干佛教教义，内容有与黄老相通之处(11)。
2．《四十二章经》，传为摄摩腾译，或作摄摩腾与竺法兰共译。关于该经，梁启超曾疑为伪书，汤用彤则有详尽考证，指出该经并非伪书，出世甚早，汉桓帝时襄楷、三国时《法句经序》及西晋郗超《奉法要》都曾经摘引过它的内容。虽已佚，但存有三国吴支谦的异译本，可以参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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