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是意识到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义是不矛盾的。
最早接受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应该是北齐的颜之推[54]。他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说：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55]
颜之推将五戒与五常配对无非是为了调和儒家与佛教，这是接受了《提谓经》的影响，并非参考了沈约的说法。[56]因为，昙靖撰《提谓经》是受昙曜的指导，而昙曜是北魏佛教的复兴者，所以应该很快得到流传，颜之推应该会受到影响。
同时，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在解释佛教时开头便说：「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57]这已经论述到五戒与五常的一致，二者是「同名为异」，可见与《提谓经》的关联。
将五戒与五常、五行结合起来，经常引用《提谓经》，主张五戒、五常一致的，最早是天台智顗，因为沈约、颜之推并没有直接引用《提谓经》。他在《摩诃止观》卷六说：
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极，无能逾，无能胜，咸令信伏而师导之。[58]
智顗是以五常、五行、五经为立足点来会通五戒，他虽然没有引用《提谓经》的说法，但是他的配对与《提谓经》并没有什么不同。
到了唐代，特别是唐朝初期，由于傅奕发起对佛教的攻击，于是，儒、佛、道三教的争论变得十分激烈。[59]所以，佛教与儒家伦理的交涉、融和便显得十分必要和盛行。除了法琳《辩正论》直接引用《提谓经》以外，我们在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十八《五戒部》的「述意部」中也发现了他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
夫世俗所尚仁、义、礼、智、信也，含识所资不杀、盗、淫、妄、酒也。虽道俗相乖，渐教通也。故发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敬于礼者，则不淫；悦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60]
道世认为，五戒与五常的关系是一种因果法则，五戒为因，五常为果，受持五戒，五常便自然显现。所以他说：「受持不杀之因，自证乎仁义之果。」
唐代中期，除了天台宗的湛然引用《提谓经》说明五戒与五常的配对以外，华严宗的宗密《原人论》也说：「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他认为，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61]众所周知，宗密是有名的禅教一致论的倡导者，同时他还调和儒、佛、道三教，引用《父母恩重经》认为，佛教十分强调孝道，以对抗儒、道二家对佛教的指责。后来，《原人论》的批注者净源、圆觉继承宗密的思想，对五戒与五常的配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明。[62]
宋代契嵩在宋仁宗明道年间[63]针对欧阳修等人辟佛的议论作《辅教编》，阐明儒、佛一贯的思想，轰动了当时文坛。契嵩盛赞儒家五经，以佛教的「五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提出「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是「异号而一体」[64]。他说：
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65]
契嵩认为，五戒与五常是一体的，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差别而已。同时，他还把五戒上升到「孝」的高度，认为持五戒便是孝，不持五戒便是不孝。这样，五戒便与儒家的根本伦理「孝」具有同一的水平。
自从《提谓经》提出五戒与五常的配对以后，这种配对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通说，成为佛教调和儒家、道教的有力工具。
五 道教的五戒与五常
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教与佛教的关系历来十分复杂，二者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对各自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道教的戒律，至少就其形式而言，显著地有来自佛教的影响。[66]
作为道教的五戒有四种形式：升玄五戒、洞神五戒、正一五戒两种。[67]在这四种五戒中，正一五戒的其中一种提到五戒与五常的配对：1)行仁，慈爱不杀，放生度化，内观妙门，目久久视，肝魂相安；2)行义，赏善伐恶，谦让公私，不犯窃盗，耳了玄音，肺魄相给；3)行礼，敬老恭少，阴阳静密，贞正无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4)行智，化愚学圣，节酒无昏，肾精相合；5)行信，守忠抱一，幽显效微，不怀疑惑，始终无忘，脾志相成。[68]可见，道教的五戒与五常相结合，五常为因，五戒为果。就是说，由于奉持五常，所以能够受持五戒。
在道教的另一部经典《太上老君戒经》中说：
老君曰：五戒者，天地并始，万物并有；持之者吉，失之者凶；过去成道，莫不由之，故其神二十五也，经文五千是其义也。老君曰：五戒者，在天为五纬，天道失戒，则见灾祥；在地为五岳，地道失戒，则百谷不成；在数为五行，五数失戒，则水火相薄、金木相伤；在治为五帝，五帝失戒，则祚天身亡；在人为五脏，五脏失戒，则性发狂。老君曰：是五者，戒于此而顺于彼。故杀戒者，东方也，受生之气尚于长养，而人犯杀，则肝受其害；盗戒者，北方也，太阴之精主于闭脏，而人为盗，则肾受其殃；淫戒者，西方也，少阴之质，男女贞固，而人好淫，则肺受其沴；酒戒者，南方火也，太阳之气，物以之成，而人好酒，则心受其毒；妄语戒者，中央土德信，而人妄语，则脾受其辱。[69]
在这部道教的经典中，五戒与五行、五脏、五方等结合在一起，这与《提谓经》基本上是相同的。
对于这种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太上老君戒经》与《提谓经》哪个更早？学术界没有定论。[70]我们不揣浅陋，不妨对此作些探讨。
我们知道，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佛教经典[71]极其缺乏，为了适应民众信仰佛教的要求，昙靖编撰了《提谓经》。当时，佛教戒律的传授有诸多欠缺，甚至需要向道士学习。《高僧传》卷十一《志道传》说：
先时，魏虏灭佛法，后世嗣兴而戒授多缺。道既誓志弘通，不惮艰苦，乃携同契十有余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会于引水寺，讲律明戒，更申戒法。伪国僧禁获全，道之力也。[72]
这充分显示了当时的道教道士对佛教的戒律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所以，志道才要会集五州道士，向他们学习佛教的戒律。而道教戒律的兴盛，北魏灭佛的主谋之一寇谦之有莫大的功劳。寇谦之是北魏道教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在神瑞二年[73]撰写了《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后来，他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完成了其改革的任务。他改革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凡是合乎儒家礼教的就，保留、增益；违背儒家礼教的，就革除、废弃。[74]所以，他增订了道教的戒律，吸收了佛教的形式，而其内容则主要是儒家的伦常道德，如忠、孝、仁、义等。因为他所著的《老君音诵诫经》只残存很少一部分，我们很难窥其全貌，所以并没有看到他对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
不过，阴阳五行的思想在道教中相沿已久，在早期上清派所崇奉的最主要经典《大洞真经》中已有这方面的影响。该经的卷一叙述了存思五方之气的思想是以东、南、西、北、中五方为基础，配以五行、五气、五色、五脏。[75]我们将其配对列表如下：
《大洞真经》的说法与古灵宝的《五篇真文》和《五阴符》十分相似[76]，可见道教对阴阳、五行等的配对十分重视。所以，我们想到了寇谦之时代为了增订道教的戒律而对各种思想进行系统化，便会出现以「五」为中心的配对，这正好适合了其儒、佛、道一体化的新天师道思想。
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五行等的配对最早来自道教，而寇谦之更是这种配对的有力推动者。从道教方面来说，既要吸收佛教戒律的形式，又要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内容，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些会通工作。同时，北魏灭佛以后，佛教界为了复兴佛教，也必须向道教学习，佛教在戒律方面的欠缺更是突出的问题。所以，昙靖在作《提…
《论佛道儒三教伦理的交涉——以五戒与五常为中心》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