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谓经》过程中为了融合儒家伦理等到中国传统思想而自然地吸收了道教有关五戒的配对思想。
至于道教的《太上老君戒经》的编撰时代，目前没有定论。但是，这部经典是老君向尹喜传授的，这是「老子化胡说」与佛教五戒结合的产物。《太上老君戒经》其实包括经典原文与批注，在「老君西游，将之天竺」，注云：「周幽王之末也，周而西之于天竺。天竺，国名也。事出《玄妙内篇》」。[77]《玄妙内篇》是最早记载「老子化胡说」的道经，其时间大约在430年前后。[78]而批注只引用了《玄妙内篇》而不引用《三天内解经》、《西升经》、《老子化胡经》，可见《太上老君戒经》应该在《玄妙内篇》之前，即在430年以前。同时，批注中两次出现了「上清法」，表明这部经是属于上清派的作品。
《无上秘要》编纂于北周末年，是北周武帝企图齐一圣人之道、建立经教体系的产物。[79]所以，对于道教的五戒与五常配对，《无上秘要》自然要加以引用。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五戒与五常、五行等配对最早来自道教，而且，很可能来自上清派之手。后来，北魏太武帝法难以后，昙靖在制作《提谓经》过程中吸收了道教的说法。
六 五戒与五常配对中的佛、道、儒关系
由于五戒与五常、五行等在数目上的一致性，所以五戒作为佛教的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融进中国文化固有的思想中。最早将五戒与五常、五行等进行配对的，我们认为，应该是道教，其时间下限应该为公元430年。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在伦理道德上直接采用了儒家伦理，并且认为，自身与儒家一起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从而攻击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道教是在形式上吸收了佛教的戒律，而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伦理，因此才会对五戒与五常、五行等进行配对。但是，这种配对恰好符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调和的需要，所以北魏昙靖在制作《波利提谓经》过程中便吸收了五戒与五常等的配对思想。因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由于地域、风俗等的差别，在伦理道德上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自然便受到这方面的压力与指责，在伦理道德上，佛教很自然地向儒家靠拢，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如孝道说、五戒与五常的配对等。从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是自觉地转变自身的形态，以此来调和、适应儒家。
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形成了三种体系：第一种，吉藏、智顗《仁王经疏》体系是从五戒方面来调和五常，所以顺序为「仁、智、义、信、礼」；第二种，《金光明经文句》、《止观辅行传弘决》是以五常为立足点反过来调和五戒，顺序为「仁、义、礼、智、信」；第三种，《辩正论》是在第二种基础上变五戒而配五常。后来，第二种体系成了中国佛教的通说，对后来中国佛教伦理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实，五戒与五常的配对，其前提是数目上的一致性，是佛、道、儒三教在伦理上交涉与融合的产物。在五戒与五常配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
[1] 作者圣凯，1972年生。
[2] 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克里福德‧基尔兹指出：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是指他们生活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的方式与基调，标示着此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与世界观念不仅互相影响，而且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Basic Books，1973，pp126～127.
[3] 李志夫先生提出「漩涡理论」，将佛教中国化比喻为一条江河：中国有似一座新的河床，印度佛教有似河水；当其注入新的河床后，就会受到新的河床所规约，受到中国文化、思想、制度乃至改朝换代之冲击，而形成各种大小之漩涡，而成为中国的佛学与佛教。相对地，中国佛教为一「次大漩涡」，其文学艺术为小漩涡。见《佛教中国化之进程》，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7页。
[4] 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 所谓「自然法」，是指人类社会基于人类普遍理性而产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见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9页。
[6] 因为持五戒而能持到彻底绝不仅止于止恶，当能做到行善。不杀生而要护生与救生，不偷盗而要行布施。其余三戒，亦可准知。见释圣严《戒律学纲要》，台北东初出版社1988年第8版第55页。
[7] 清‧弘赞《归戒要集》卷中，《卍续藏》第107册第137页。
[8]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版第1册第599页。
[9] 李宗桂《论董仲舒的价值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论文集》第152～153页。
[10] 通「伍」。
[11] 《玉杯》
[12]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03～304页。
[13] 劳政武《佛教戒律学》第365～367页。
[14] 这种配对显示出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
[15] 见大野法道《大乘戒经□研究》第379页，理想社，东京，1954年。
[16] 在《大正藏》卷二四中，求那跋摩所译《优婆塞五戒相经》就是《优婆塞五戒论》，《优婆塞五戒威仪经》就是「失译部」的《优婆塞五戒经》。《大正藏》卷十七《佛说弟子三品经》、卷二四《佛说戒消灾经》，《历代三宝纪》卷五、《开元释教录》卷二将「失译」变成支谦所译。
[17] 「疑伪经」是相对于从印度、西域传来的翻译经典说的，指中国人所创作的经典。有关疑经的研究见牧田谛亮《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版。牧田谛亮先生将疑经撰述的意图分为六类：1)迎合主权者的心意；2)批判主权者的施政；3)为了与中国传统思想调和或将之跟佛教比较优劣；4)喜欢特定的教义信仰；5)标示现存特定某个人的名；6)疗病、迎福等迷信类。
[18] 见大野法道《大乘戒经□研究》第383～386页。
[19] 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第361页，法藏馆，京都，1957年。
[20] 通「伍」。
[21] 如冢本善隆《支那□在家佛教特□庶民佛教□一经典——提谓波利经□历史》，收在《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弘文堂书房，东京，1942年；后又收入《北朝佛教史研究》，《冢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东出版社，东京，1974年版。还有，如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牧田谛亮《疑经研究》、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法藏馆，京都，1978年版)、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佛光出版社译，佛光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2] 《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卷55，39a。
[23] 通「靖」。
[24] 按：平城，今山西大同。
[25] 《历代三宝纪》卷9，《大正藏》卷49，85b。
[26] 581～600年
[27] 《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428a。
[28] 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第202～208页，澄观《华严玄谈》卷四，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三、三十七、八十八，日本证真《法华玄义私记》卷十，智顗《法界次第初门》上之下、《法华玄义》卷十、《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六之二，法琳《辩正论》卷一，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类聚三代格》卷二《年分度者事‧宽平七年太政官符》，后周义楚《义楚六贴》卷六，新罗太贤《梵网经古迹记》卷四，等。
[29] 敦煌本《提谓波利经》有四种：S.2051(《佛说提谓经》卷下)，P.3732(相当于卷上)，B.7146(霜015)《佛说提谓五戒经并威仪》，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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