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謂經》過程中爲了融合儒家倫理等到中國傳統思想而自然地吸收了道教有關五戒的配對思想。
至于道教的《太上老君戒經》的編撰時代，目前沒有定論。但是，這部經典是老君向尹喜傳授的，這是「老子化胡說」與佛教五戒結合的産物。《太上老君戒經》其實包括經典原文與批注，在「老君西遊，將之天竺」，注雲：「周幽王之末也，周而西之于天竺。天竺，國名也。事出《玄妙內篇》」。[77]《玄妙內篇》是最早記載「老子化胡說」的道經，其時間大約在430年前後。[78]而批注只引用了《玄妙內篇》而不引用《叁天內解經》、《西升經》、《老子化胡經》，可見《太上老君戒經》應該在《玄妙內篇》之前，即在430年以前。同時，批注中兩次出現了「上清法」，表明這部經是屬于上清派的作品。
《無上秘要》編纂于北周末年，是北周武帝企圖齊一聖人之道、建立經教體系的産物。[79]所以，對于道教的五戒與五常配對，《無上秘要》自然要加以引用。
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認爲，五戒與五常、五行等配對最早來自道教，而且，很可能來自上清派之手。後來，北魏太武帝法難以後，昙靖在製作《提謂經》過程中吸收了道教的說法。
六 五戒與五常配對中的佛、道、儒關系
由于五戒與五常、五行等在數目上的一致性，所以五戒作爲佛教的倫理道德才有可能融進中國文化固有的思想中。最早將五戒與五常、五行等進行配對的，我們認爲，應該是道教，其時間下限應該爲公元430年。
道教作爲中國本土的傳統宗教，在倫理道德上直接采用了儒家倫理，並且認爲，自身與儒家一起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從而攻擊作爲外來文明的佛教。道教是在形式上吸收了佛教的戒律，而其內容則是儒家的倫理，因此才會對五戒與五常、五行等進行配對。但是，這種配對恰好符合了佛教與中國文化調和的需要，所以北魏昙靖在製作《波利提謂經》過程中便吸收了五戒與五常等的配對思想。因爲佛教作爲外來宗教，由于地域、風俗等的差別，在倫理道德上與中國文化存在著許多差異，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後自然便受到這方面的壓力與指責，在倫理道德上，佛教很自然地向儒家靠攏，創造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倫理，如孝道說、五戒與五常的配對等。從這種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出佛教是自覺地轉變自身的形態，以此來調和、適應儒家。
五戒與五常的配對形成了叁種體系：第一種，吉藏、智顗《仁王經疏》體系是從五戒方面來調和五常，所以順序爲「仁、智、義、信、禮」；第二種，《金光明經文句》、《止觀輔行傳弘決》是以五常爲立足點反過來調和五戒，順序爲「仁、義、禮、智、信」；第叁種，《辯正論》是在第二種基礎上變五戒而配五常。後來，第二種體系成了中國佛教的通說，對後來中國佛教倫理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其實，五戒與五常的配對，其前提是數目上的一致性，是佛、道、儒叁教在倫理上交涉與融合的産物。在五戒與五常配對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儒、佛、道叁教的關系及其各自的發展。
[1] 作者聖凱，1972年生。
[2] 解釋人類學的代表克裏福德‧基爾茲指出：一個族群的精神氣質是指他們生活的一種風氣、特征、品性，是其道德與審美的方式與基調，標示著此一族群對他們自己和他們所處世界的根本態度。精神氣質與世界觀念不僅互相影響，而且可以說，二者互爲基礎。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Basic Books，1973，pp126～127.
[3] 李志夫先生提出「漩渦理論」，將佛教中國化比喻爲一條江河：中國有似一座新的河床，印度佛教有似河水；當其注入新的河床後，就會受到新的河床所規約，受到中國文化、思想、製度乃至改朝換代之沖擊，而形成各種大小之漩渦，而成爲中國的佛學與佛教。相對地，中國佛教爲一「次大漩渦」，其文學藝術爲小漩渦。見《佛教中國化之進程》，楊曾文、方廣锠編《佛教與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7頁。
[4] 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 所謂「自然法」，是指人類社會基于人類普遍理性而産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法律原則」。見勞政武《佛教戒律學》，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9頁。
[6] 因爲持五戒而能持到徹底絕不僅止于止惡，當能做到行善。不殺生而要護生與救生，不偷盜而要行布施。其余叁戒，亦可准知。見釋聖嚴《戒律學綱要》，臺北東初出版社1988年第8版第55頁。
[7] 清‧弘贊《歸戒要集》卷中，《卍續藏》第107冊第137頁。
[8] 《漢書》卷56《董仲舒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第1版第1冊第599頁。
[9] 李宗桂《論董仲舒的價值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中國哲學的诠釋與發展——張岱年先生九十壽慶紀念論文集》第152～153頁。
[10] 通「伍」。
[11] 《玉杯》
[12] 肖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03～304頁。
[13] 勞政武《佛教戒律學》第365～367頁。
[14] 這種配對顯示出中華文明對待外來文明的態度。
[15] 見大野法道《大乘戒經□研究》第379頁，理想社，東京，1954年。
[16] 在《大正藏》卷二四中，求那跋摩所譯《優婆塞五戒相經》就是《優婆塞五戒論》，《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就是「失譯部」的《優婆塞五戒經》。《大正藏》卷十七《佛說弟子叁品經》、卷二四《佛說戒消災經》，《曆代叁寶紀》卷五、《開元釋教錄》卷二將「失譯」變成支謙所譯。
[17] 「疑僞經」是相對于從印度、西域傳來的翻譯經典說的，指中國人所創作的經典。有關疑經的研究見牧田谛亮《經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年版。牧田谛亮先生將疑經撰述的意圖分爲六類：1)迎合主權者的心意；2)批判主權者的施政；3)爲了與中國傳統思想調和或將之跟佛教比較優劣；4)喜歡特定的教義信仰；5)標示現存特定某個人的名；6)療病、迎福等迷信類。
[18] 見大野法道《大乘戒經□研究》第383～386頁。
[19] 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第361頁，法藏館，京都，1957年。
[20] 通「伍」。
[21] 如冢本善隆《支那□在家佛教特□庶民佛教□一經典——提謂波利經□曆史》，收在《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弘文堂書房，東京，1942年；後又收入《北朝佛教史研究》，《冢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東出版社，東京，1974年版。還有，如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牧田谛亮《疑經研究》、望月信亨《佛教經典成立史論》(法藏館，京都，1978年版)、鎌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4卷(佛光出版社譯，佛光出版社，臺灣，1993年版)、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2] 《出叁藏記集》卷5，《大正藏》卷55，39a。
[23] 通「靖」。
[24] 按：平城，今山西大同。
[25] 《曆代叁寶紀》卷9，《大正藏》卷49，85b。
[26] 581～600年
[27] 《續高僧傳》卷1，《大正藏》卷50，428a。
[28] 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第202～208頁，澄觀《華嚴玄談》卷四，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叁、叁十七、八十八，日本證真《法華玄義私記》卷十，智顗《法界次第初門》上之下、《法華玄義》卷十、《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二，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六之二，法琳《辯正論》卷一，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類聚叁代格》卷二《年分度者事‧寬平七年太政官符》，後周義楚《義楚六貼》卷六，新羅太賢《梵網經古迹記》卷四，等。
[29] 敦煌本《提謂波利經》有四種：S.2051(《佛說提謂經》卷下)，P.3732(相當于卷上)，B.7146(霜015)《佛說提謂五戒經並威儀》，蘇聯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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