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是意識到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仁義是不矛盾的。
最早接受五戒與五常的配對應該是北齊的顔之推[54]。他在《顔氏家訓‧歸心篇》中說：
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55]
顔之推將五戒與五常配對無非是爲了調和儒家與佛教，這是接受了《提謂經》的影響，並非參考了沈約的說法。[56]因爲，昙靖撰《提謂經》是受昙曜的指導，而昙曜是北魏佛教的複興者，所以應該很快得到流傳，顔之推應該會受到影響。
同時，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在解釋佛教時開頭便說：「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雲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57]這已經論述到五戒與五常的一致，二者是「同名爲異」，可見與《提謂經》的關聯。
將五戒與五常、五行結合起來，經常引用《提謂經》，主張五戒、五常一致的，最早是天臺智顗，因爲沈約、顔之推並沒有直接引用《提謂經》。他在《摩诃止觀》卷六說：
若深識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義亦似五戒。仁慈矜養，不害于他，即不殺戒；義讓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盜戒；禮製規矩，結發成親，即不邪淫戒；智鑒明利，所爲秉直，中當道理，即不飲酒戒；信契實錄，誠節不欺，是不妄語戒。周、孔立此五常爲世間法藥，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殺防木，不盜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語防土，不飲酒防火。又五經似五戒：《禮》明撙節，此防飲酒；《樂》和心，防淫；《詩》風刺，防殺；《尚書》明義讓，防盜；《易》測陰陽，防妄語。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極，無能逾，無能勝，鹹令信伏而師導之。[58]
智顗是以五常、五行、五經爲立足點來會通五戒，他雖然沒有引用《提謂經》的說法，但是他的配對與《提謂經》並沒有什麼不同。
到了唐代，特別是唐朝初期，由于傅奕發起對佛教的攻擊，于是，儒、佛、道叁教的爭論變得十分激烈。[59]所以，佛教與儒家倫理的交涉、融和便顯得十分必要和盛行。除了法琳《辯正論》直接引用《提謂經》以外，我們在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十八《五戒部》的「述意部」中也發現了他對五戒與五常的配對：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淫、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教通也。故發于仁者，則不殺；奉于義者，則不盜；敬于禮者，則不淫；悅于信者，則不妄；師于智者，則不酒。[60]
道世認爲，五戒與五常的關系是一種因果法則，五戒爲因，五常爲果，受持五戒，五常便自然顯現。所以他說：「受持不殺之因，自證乎仁義之果。」
唐代中期，除了天臺宗的湛然引用《提謂經》說明五戒與五常的配對以外，華嚴宗的宗密《原人論》也說：「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他認爲，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淫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酒是智。[61]衆所周知，宗密是有名的禅教一致論的倡導者，同時他還調和儒、佛、道叁教，引用《父母恩重經》認爲，佛教十分強調孝道，以對抗儒、道二家對佛教的指責。後來，《原人論》的批注者淨源、圓覺繼承宗密的思想，對五戒與五常的配對進行了進一步的闡明。[62]
宋代契嵩在宋仁宗明道年間[63]針對歐陽修等人辟佛的議論作《輔教編》，闡明儒、佛一貫的思想，轟動了當時文壇。契嵩盛贊儒家五經，以佛教的「五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提出「孝爲戒先」的重要命題。他認爲，五戒與儒家的五常仁義是「異號而一體」[64]。他說：
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65]
契嵩認爲，五戒與五常是一體的，只是在名稱上有所差別而已。同時，他還把五戒上升到「孝」的高度，認爲持五戒便是孝，不持五戒便是不孝。這樣，五戒便與儒家的根本倫理「孝」具有同一的水平。
自從《提謂經》提出五戒與五常的配對以後，這種配對已經成爲中國佛教的通說，成爲佛教調和儒家、道教的有力工具。
五 道教的五戒與五常
作爲中國本土的傳統宗教，道教與佛教的關系曆來十分複雜，二者相互吸收、相互影響對各自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道教的戒律，至少就其形式而言，顯著地有來自佛教的影響。[66]
作爲道教的五戒有四種形式：升玄五戒、洞神五戒、正一五戒兩種。[67]在這四種五戒中，正一五戒的其中一種提到五戒與五常的配對：1)行仁，慈愛不殺，放生度化，內觀妙門，目久久視，肝魂相安；2)行義，賞善伐惡，謙讓公私，不犯竊盜，耳了玄音，肺魄相給；3)行禮，敬老恭少，陰陽靜密，貞正無淫，口盈法露，心神相和；4)行智，化愚學聖，節酒無昏，腎精相合；5)行信，守忠抱一，幽顯效微，不懷疑惑，始終無忘，脾志相成。[68]可見，道教的五戒與五常相結合，五常爲因，五戒爲果。就是說，由于奉持五常，所以能夠受持五戒。
在道教的另一部經典《太上老君戒經》中說：
老君曰：五戒者，天地並始，萬物並有；持之者吉，失之者凶；過去成道，莫不由之，故其神二十五也，經文五千是其義也。老君曰：五戒者，在天爲五緯，天道失戒，則見災祥；在地爲五嶽，地道失戒，則百谷不成；在數爲五行，五數失戒，則水火相薄、金木相傷；在治爲五帝，五帝失戒，則祚天身亡；在人爲五髒，五髒失戒，則性發狂。老君曰：是五者，戒于此而順于彼。故殺戒者，東方也，受生之氣尚于長養，而人犯殺，則肝受其害；盜戒者，北方也，太陰之精主于閉髒，而人爲盜，則腎受其殃；淫戒者，西方也，少陰之質，男女貞固，而人好淫，則肺受其沴；酒戒者，南方火也，太陽之氣，物以之成，而人好酒，則心受其毒；妄語戒者，中央土德信，而人妄語，則脾受其辱。[69]
在這部道教的經典中，五戒與五行、五髒、五方等結合在一起，這與《提謂經》基本上是相同的。
對于這種五戒與五常的配對，《太上老君戒經》與《提謂經》哪個更早？學術界沒有定論。[70]我們不揣淺陋，不妨對此作些探討。
我們知道，北魏太武帝滅佛以後，佛教經典[71]極其缺乏，爲了適應民衆信仰佛教的要求，昙靖編撰了《提謂經》。當時，佛教戒律的傳授有諸多欠缺，甚至需要向道士學習。《高僧傳》卷十一《志道傳》說：
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缺。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有余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于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戒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72]
這充分顯示了當時的道教道士對佛教的戒律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所以，志道才要會集五州道士，向他們學習佛教的戒律。而道教戒律的興盛，北魏滅佛的主謀之一寇謙之有莫大的功勞。寇謙之是北魏道教改革的主要推動者，他在神瑞二年[73]撰寫了《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後來，他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完成了其改革的任務。他改革的總原則是：以禮度爲首。凡是合乎儒家禮教的就，保留、增益；違背儒家禮教的，就革除、廢棄。[74]所以，他增訂了道教的戒律，吸收了佛教的形式，而其內容則主要是儒家的倫常道德，如忠、孝、仁、義等。因爲他所著的《老君音誦誡經》只殘存很少一部分，我們很難窺其全貌，所以並沒有看到他對五戒與五常等的配對。
不過，陰陽五行的思想在道教中相沿已久，在早期上清派所崇奉的最主要經典《大洞真經》中已有這方面的影響。該經的卷一敘述了存思五方之氣的思想是以東、南、西、北、中五方爲基礎，配以五行、五氣、五色、五髒。[75]我們將其配對列表如下：
《大洞真經》的說法與古靈寶的《五篇真文》和《五陰符》十分相似[76]，可見道教對陰陽、五行等的配對十分重視。所以，我們想到了寇謙之時代爲了增訂道教的戒律而對各種思想進行系統化，便會出現以「五」爲中心的配對，這正好適合了其儒、佛、道一體化的新天師道思想。
我們認爲，五戒與五常、五行等的配對最早來自道教，而寇謙之更是這種配對的有力推動者。從道教方面來說，既要吸收佛教戒律的形式，又要以儒家的倫理綱常爲內容，有必要對二者進行一些會通工作。同時，北魏滅佛以後，佛教界爲了複興佛教，也必須向道教學習，佛教在戒律方面的欠缺更是突出的問題。所以，昙靖在作《提…
《論佛道儒叁教倫理的交涉——以五戒與五常爲中心》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