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到一卷的变化，最主要的是考察了最澄所录《七日忏法》一卷即是《七日行法》，亦即《方等三昧行法》的主体部分，以及圆仁所录《行方等忏悔法》，都可以证明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亲撰的著作。

　　 当然，《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和《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二者比较一致[ 大野荣人比较了二者的关系，指〈方等三昧〉引用〈方等忏法〉共26次，见《天台止观成立史の研究》，第392页。]。前面提到〈方等三昧〉的“召请法”在《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但是《国清百录》的编撰是在智者大师圆寂之后，而《摩诃止观》是他晚年讲述，这是灌顶(561-632)在整理《摩诃止观》时所加的说明。[ 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141页。]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解释说：

　　 言《百录》者，大师在世未有此指，大师灭后，章安等集事迹，都有百条，故云《百录》。说止观时寺犹未置，即治定时，寺已成竟，已撰《百录》，故有此指。[ 《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之二，《大正藏》第46卷，第190页下。]

　　《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在章安整理《摩诃止观》时，应该是大众所熟知的仪轨，所以章安才会加以说明。而〈方等忏法〉和〈方等三昧〉为智者大师亲撰，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是《国清百录》与《摩诃止观》所收录。

　　 至于《方等三昧忏法》成立的时间，因为版本不同，仪轨简略程度不同，所以会有所差别。“方等三昧”或“方等忏法”的修学，这是依《大方等陀罗尼经》而形成的行法，分为七众通行的“总相法”和七众别行的“别相法”，诵咒行道，从而组织成《方等三昧行法》。但是，《方等三昧行法》非常复杂，而且要求非常高，于八十七日、九十七日、六十七日、四十七日等长期“别相忏悔”的七众别行的部分，自然会被省略，从而简化为七众通行的以七日为一期的行法，这就是《国清百录》所收的〈方等忏法〉，唐代时期被称为“七日行法”或“七日忏法”。而智顗在讲述《摩诃止观》时，建构四种三昧的体系时，于是更简化〈方等忏法〉而成为了〈方等三昧〉。所以，“方等忏法”的形成，是从最初的复杂的行法而逐渐简化，依次为《大方等陀罗尼经》→《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的次第[ 《天台止观成立史の研究》，第393-394页。]，但是在唐代时期亦流传在《方等三昧行法》除去“别相忏悔”的咒语的版本，即最澄带去日本的《七日忏法》(十四纸)。

　　 从仪轨形成简化的次第，我们可以断定三种版本《方等三昧忏法》形成的时间。天台忏法是以《法华三昧忏仪》，以“十科”作为其行法组织，《方等三昧行法》的组织是具六缘、识遮障、禁法、内律要决、修行、受戒，明显与《法华三昧忏仪》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方等忏法〉的仪轨结构，劝修、方便、方法、逆顺心、表法，则与《法华三昧忏仪》的劝修、前方便、一心精进方法、正修行方法、略明修证相的组织结构十分相近。村中祐生曾经指出，《法华三昧忏仪》的第一“严净道场”和第二“净身方法”，《方等三昧行法》的“识遮障”说明四调适的部分有简略的表现，这是二者唯一的类似点。[ 村中祐生《天台初期の行法の集成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3卷第2号，1975年，第65页。村中祐生指出，《方等三昧行法》与《法华三昧忏仪》是前后不远同时期的述作，是智顗的亲撰。]

　　 《次第禅门》是智顗前期时代著作的代表作，佐藤哲英将《方等三昧行法》与《次第禅门》进行比较，发现前书的“饮食调适”、“坐禅调适”与后书的“调五事”比较一致，前书对忏悔的解释、善根的分类，比后书朴素、原始。所以，智顗对《方等三昧行法》的述作，应该在《次第禅门》的讲说以前。[ 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第218页。小林正美亦同意佐藤的观点，见《六朝佛教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3年，第360页。]因为，慧思、智顗都曾经修习“方等忏法”，则必定有所本，而智顗在瓦官寺期间，弟子法喜和俗兄陈针等僧俗间相当盛行“方等忏法”，所以智顗必须在以前行法的基础上，从而述作《方等三昧行法》。

　　 但是，有些学者对《方等三昧行法》“禁法第三”在讨论善恶业相时，提出菩萨出世间定善能发一切禅，又一切禅可分为现法乐住禅、出生三昧禅、利益众生禅等三种，并配以融摄中道第一谛、真谛、俗谛等三三昧，得此三谛三昧名三昧王。[ 《方等三昧行法》，《大正藏》第46卷，第947页中。]此中将三种禅法，摄三谛三昧，但却未见一心三观、三观三谛圆融之实相禅观的叙述，故只能说《方等三昧行法》可能非智者大师早期著作，而是接近三大部时期之作品。[ 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144页。]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确实如新田雅章所指出，《方等三昧行法》中只是介绍此“三谛三昧”名称而无具体内容，所以不影响行法与《次第禅门》的亲近性。[ 新田雅章《天台实相论の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81年，第125-126页。]因为，从《大方等陀罗尼经》本身来说，便阐明中道实相正空的思想，经中说：

　　 寂灭涅槃亦复皆空，一切虚空分界亦复皆空，吾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实。恒伽曰：实何用求？汝言一切万法亦复皆空，何用求为？答曰：以空空故为实。[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1卷，第645页上。]

　　经中亦是强调诸法性空，以空空为实相。而且，经中还说：“若以施时，莫择上、中、下性实相世谛，于有无法而不分别。若分别者。即名菩萨著我、人、寿者，亦著行者，不名菩萨住心中道得究竟慧。”[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大正藏》第21卷，第655页中。]所以，《大方等陀罗尼经》便隐含着三谛的思想——性、实相(空空)、世谛，至少有类似三谛的名称，而且一直强调“中道究竟慧”。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经典本身的思想，便为智顗用三谛三观思想进行诠释，提供了开放的视域。

　　 所以，我们同意佐藤哲英的观点，《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在瓦官寺时代(567-575)的著作。而《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的形成，则可能时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在实践的修行中，逐渐会根据天台忏法的仪轨结构，对《方等三昧行法》进行简化与建构，所以可能是瓦官寺时代乃至天台山栖隐时所作。而《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是智者大师讲述《摩诃止观》时所说，则是开皇十四年(594)。[ 池田鲁参《详解摩诃止观·研究注释篇》，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第29页。释大睿将《摩诃止观》的讲述时间定为开皇十三年(593)，不知根据何在？见《天台忏法之研究》，第143页。]

《《方等三昧忏法》成立新探》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