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昧行法》内容上看，并非早期，亦非完全相似于三大部等晚年作品，但却未收入《别传》中，故令人怀疑此行法为智者大师著作之可靠性。见《天台忏法之研究》，第142页。]佐藤哲英提出五个疑点：(一)《方等三昧行法》书名，《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所记载智顗的著作中未收录此行法[ 《别传》中所记载的书目有：：《净名经疏》二十八卷、《觉意三昧》一卷、《六妙门》一卷、《法界次第章》三卷、《小止观》一卷、《法华三昧行法》一卷、《次第禅门》十卷、《法华玄义》十卷、《圆顿止观》十卷等。此书约于开皇二十一年(601)始编撰。]；(二)《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说：“三遍召请三宝十佛、方等父母、十法王子，召请法在《国清百录》”，这是指召请仪轨参照《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到《方等三昧行法》[ 大野荣人考证《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的典据，指出〈方等三昧〉引用《方等三昧行法》共14次。见《天台止观成立史の研究》，第386-392页。可见，佐藤哲英的这点质疑，是无法成立。]；(三)湛然《止观辅行》在解释〈方等三昧〉时，没有提到《方等三昧行法》；(四)《方等三昧行法》曾流失日本，至真宗咸平年间(1003)才由日僧寂照带回，但是考察日本的入唐八家的诸录，并未发现此书；(五)《方等三昧行法》的组织架构以“方等秘法具六缘”、“方等秘法识遮障”、“方等秘法禁法”、“方等秘法内律要诀”及“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修行与受戒二者不载)等为其组织，此种架构与智者大师所制同属“半行半坐三昧”之《法华三昧忏仪》的“十科”模式全然不同，而且与《次第禅门》、《小止观》、《摩诃止观》等著作所见智顗的通常教法完全不同。[ 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第207页。]因此，研究者都是从思想的角度，确定《方等三昧行法》与《次第禅门》类似，故为智者大师的著作。

　　 我们考察历来研究者所引用的资料，发现佐藤哲英、新田雅章、释大睿等都不注意道宣《大唐内典录》。《大唐内典录》成书于麟德元年(664)，道宣在〈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七之余”列出智顗的十九部著作，共八十七卷，发现便有《大方等行法》一书。[ 《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84页上。]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中，道宣又列举智顗的著作，完全相同。[ 《大唐内典录》卷十，《大正藏》第55卷，第332页上。道宣列举智顗的著作有《圆顿止观》(十卷)，《禅波罗蜜门》(十卷)，《维摩经疏》(三十卷)，《法华玄》(十卷)《法华疏》(十卷)，《小止观》(两卷)，《六妙门》，《觉意三昧》，《法华三昧》，《观心论》，《三观义》，《四教义》，《四悉檀义》，《如来寿量义》，《法界次第章》(三卷)，《大方等行法》，　《般舟证相行法》，《请观音行法》，《南岳思禅师传》。有关智顗著述的研究，见潘桂明《智顗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76页。]道宣是一位学风严谨的佛教史学家，其述录必然经过仔细考查。《大唐内典录》所录智顗的著作，比《别传》所录，多出的十部主要是小部单卷论著，应该是属于弟子们根据智顗生前的讲说加以整理而成，而现存《方等三昧行法》署名“隋智者大师说，门人灌顶记”，便是这种类型。所以，道宣所录《大方等行法》便是《方等三昧行法》，这一点是可信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从日僧寂照带回，但是日本入唐诸家目录又未发现，这是其可疑之处。虽然，《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记载有〈方等三昧法〉一卷，但其下注明“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 《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57页上。]，可见此本应该是指《摩诃止观》及《百录》之〈方等忏法〉。《义天录》有记载“《方等行法》一卷”[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大正藏》第55卷，第1178页下。]，但是《义天录》编于高丽宣宗八年(1091，北宋元祐六年)，晚于日僧寂照带回此本近九十年，不能作为判断唐代流传《方等三昧行法》的根据。

　　 但是，我们在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发现有“《行方等忏悔法》一卷(天台)”[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85页上。鎌仓时代高山寺藏本(即《大正藏》底本)为，为“《行法等忏悔法》一卷(天台)”，甲本《大日本佛教全书》“法等”为“方等”，可信。]，这是圆仁在五台山大华严寺抄写而来。澄观曾在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而澄观在大历十年(775)至苏州，从湛然习天台摩诃止观、法华经、维摩经等经疏，然后才去五台山的。所以，澄观的“方等忏法”应该是从湛然处学习。

　　 湛然是唐代天台宗中兴之祖，著有《方等忏补缺仪》，《宋高僧传·湛然传》录为“二卷”[《宋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739页下。]，《佛祖统纪》亦记载“《方等忏补助仪》二卷”[《佛祖统纪》卷七，《大正藏》第49卷，第189页中。]，可见湛然《方等忏补缺仪》确实是二卷。但是，我们在日本入唐诸家目录发现都著录为“《方等忏补缺仪》一卷”，非常一致。[《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56页上；《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新求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99页中；《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104页下；《东域传灯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162页中。]所以，我们推测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是包含原本《方等三昧行法》一卷，而其补缺部分只有一卷。而且，既然称为“补缺仪”，而不是“补助仪”，可能是补充《方等三昧行法》所缺“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两部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原本《方等三昧行法》与《方等忏补缺仪》分开流通，于是便变成“《方等忏补缺仪》一卷”。

　　 这样，我们在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已经发现了《方等忏补缺仪》一卷、〈方等三昧法〉一卷(仅存名目，不传别卷)[ 最澄说：“隋智者大师，即章安和尚私记其义，随义为卷，前后所记，散在诸方。恐后学致疑故，《龙泉记》中故存名目，诸部之中，其义都尽，不急之故，今不别卷耳。”《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57页中。]，但是我们在此录中更发现“《七日忏法》一卷(一十四纸)”[《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56页下。]，未标作者名。可见，最澄带往日本只有《方等忏补缺仪》、《七日忏法》。但是，《七日忏法》到底指什么？其与湛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在著录湛然《方等补缺仪》一卷时，紧接着便是“《七日忏法》一卷”。

　　 我们推测，带到日本的《七日忏法》或许就是《方等三昧行法》一卷。天台忏法修习的特点，都提供以七日为一期，因此从时间上说，四大忏法都可以称为“七日忏法”。但是，《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所著录的天台忏法有：

　　 《妙法莲华经》忏法一卷(或名三昧行法)(智者大师出)(一十八纸)

　　 《妙法莲华经三昧补助仪》一卷(荆溪和上撰)(三纸)

　　 《金光明忏法》一卷(智者大师出)(四纸)

　　 《方等忏补缺仪》一卷(荆溪和尚撰)(三纸)

　　 《请观音三昧行法》一卷(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

　　 《方等三昧法》一卷(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大正藏》第55卷，第1055页中-1057页上。]

　　可见，《七日忏法》势必是在这些忏法之外，对照《大唐内典录》所录智顗的著作，惟独没有《方等三昧行法》。

　　 《七日忏法》与湛然关系密切，可能《方等三昧行法》与《方等忏补缺仪》同时流行，修习者很难断定其真正作者。二、从《方等三昧行法》的仪轨来说，“总相法”则称为“七日行法”。“方等忏法”称为“七日行法”，这是《大方等陀罗尼经》的称呼，经中提到“云何名曰七日行法”、“汝当教授七日行法”、“乃可为说七日行法”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大正藏》第21卷，第652页上、中。]，可见这就是后来的“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方等三昧行法》继承了经典的说法，称“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为“七日行法”。

　　 而且，在唐代湛然在解释《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修此三昧，以七日为一期，绝不可减”时说：

　　 初文既以七日为期，复云行道。八十七日等，即是八十个七乃至六十个七，仪则具如七日行法，但咒不同耳。[《止观辅行弘传决》卷二之二，《大正藏》第46卷，第191页下。]

　　七众的别相忏悔时间不同，而且咒语不同，但是轨仪是相同的，都是依《七日行法》。可见，《方等三昧行法》在唐代确实被称为《七日行法》，而《七日行法》被称为《七日忏法》则理所当然了。

　　 而且，从用纸来看，《方等三昧行法》为十七栏，《七日忏法》(一十四纸)仍然有所差别；[ 古代用纸，一纸相当于现在《大正藏》中的一栏。]其差别在于《七日忏法》或《七日行法》中，没有“别相法”，别相忏悔内容在《大正藏》刚好是三栏，则刚好为十四纸。可见，最澄所录《七日忏法》正是《方等三昧行法》。

　　 这样，我们便解决了佐藤哲英、大野荣人、新田雅章、释大睿等研究者对《方等三昧行法》的悬疑或犹豫，可以真正确定《方等三昧行法》为智顗的著作。道宣《大唐内典录》对《大方等行法》的著录，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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