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昧行法》內容上看，並非早期，亦非完全相似于叁大部等晚年作品，但卻未收入《別傳》中，故令人懷疑此行法爲智者大師著作之可靠性。見《天臺忏法之研究》，第142頁。]佐藤哲英提出五個疑點：(一)《方等叁昧行法》書名，《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所記載智顗的著作中未收錄此行法[ 《別傳》中所記載的書目有：：《淨名經疏》二十八卷、《覺意叁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叁卷、《小止觀》一卷、《法華叁昧行法》一卷、《次第禅門》十卷、《法華玄義》十卷、《圓頓止觀》十卷等。此書約于開皇二十一年(601)始編撰。]；(二)《摩诃止觀》的〈方等叁昧〉說：“叁遍召請叁寶十佛、方等父母、十法王子，召請法在《國清百錄》”，這是指召請儀軌參照《國清百錄》的〈方等忏法〉，但是並沒有明顯提到《方等叁昧行法》[ 大野榮人考證《摩诃止觀》的〈方等叁昧〉的典據，指出〈方等叁昧〉引用《方等叁昧行法》共14次。見《天臺止觀成立史の研究》，第386-392頁。可見，佐藤哲英的這點質疑，是無法成立。]；(叁)湛然《止觀輔行》在解釋〈方等叁昧〉時，沒有提到《方等叁昧行法》；(四)《方等叁昧行法》曾流失日本，至真宗鹹平年間(1003)才由日僧寂照帶回，但是考察日本的入唐八家的諸錄，並未發現此書；(五)《方等叁昧行法》的組織架構以“方等秘法具六緣”、“方等秘法識遮障”、“方等秘法禁法”、“方等秘法內律要訣”及“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修行與受戒二者不載)等爲其組織，此種架構與智者大師所製同屬“半行半坐叁昧”之《法華叁昧忏儀》的“十科”模式全然不同，而且與《次第禅門》、《小止觀》、《摩诃止觀》等著作所見智顗的通常教法完全不同。[ 佐藤哲英《天臺大師の研究》，第207頁。]因此，研究者都是從思想的角度，確定《方等叁昧行法》與《次第禅門》類似，故爲智者大師的著作。

　　 我們考察曆來研究者所引用的資料，發現佐藤哲英、新田雅章、釋大睿等都不注意道宣《大唐內典錄》。《大唐內典錄》成書于麟德元年(664)，道宣在〈曆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七之余”列出智顗的十九部著作，共八十七卷，發現便有《大方等行法》一書。[ 《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84頁上。]在〈曆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第六〉中，道宣又列舉智顗的著作，完全相同。[ 《大唐內典錄》卷十，《大正藏》第55卷，第332頁上。道宣列舉智顗的著作有《圓頓止觀》(十卷)，《禅波羅蜜門》(十卷)，《維摩經疏》(叁十卷)，《法華玄》(十卷)《法華疏》(十卷)，《小止觀》(兩卷)，《六妙門》，《覺意叁昧》，《法華叁昧》，《觀心論》，《叁觀義》，《四教義》，《四悉檀義》，《如來壽量義》，《法界次第章》(叁卷)，《大方等行法》，　《般舟證相行法》，《請觀音行法》，《南嶽思禅師傳》。有關智顗著述的研究，見潘桂明《智顗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0-76頁。]道宣是一位學風嚴謹的佛教史學家，其述錄必然經過仔細考查。《大唐內典錄》所錄智顗的著作，比《別傳》所錄，多出的十部主要是小部單卷論著，應該是屬于弟子們根據智顗生前的講說加以整理而成，而現存《方等叁昧行法》署名“隋智者大師說，門人灌頂記”，便是這種類型。所以，道宣所錄《大方等行法》便是《方等叁昧行法》，這一點是可信的。

　　 從文獻學的角度，現存《方等叁昧行法》是從日僧寂照帶回，但是日本入唐諸家目錄又未發現，這是其可疑之處。雖然，《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記載有〈方等叁昧法〉一卷，但其下注明“入止觀並天臺國清百錄部”[ 《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57頁上。]，可見此本應該是指《摩诃止觀》及《百錄》之〈方等忏法〉。《義天錄》有記載“《方等行法》一卷”[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叁，《大正藏》第55卷，第1178頁下。]，但是《義天錄》編于高麗宣宗八年(1091，北宋元祐六年)，晚于日僧寂照帶回此本近九十年，不能作爲判斷唐代流傳《方等叁昧行法》的根據。

　　 但是，我們在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發現有“《行方等忏悔法》一卷(天臺)”[ 《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85頁上。鎌倉時代高山寺藏本(即《大正藏》底本)爲，爲“《行法等忏悔法》一卷(天臺)”，甲本《大日本佛教全書》“法等”爲“方等”，可信。]，這是圓仁在五臺山大華嚴寺抄寫而來。澄觀曾在大華嚴寺專行方等忏法，而澄觀在大曆十年(775)至蘇州，從湛然習天臺摩诃止觀、法華經、維摩經等經疏，然後才去五臺山的。所以，澄觀的“方等忏法”應該是從湛然處學習。

　　 湛然是唐代天臺宗中興之祖，著有《方等忏補缺儀》，《宋高僧傳·湛然傳》錄爲“二卷”[《宋高僧傳》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739頁下。]，《佛祖統紀》亦記載“《方等忏補助儀》二卷”[《佛祖統紀》卷七，《大正藏》第49卷，第189頁中。]，可見湛然《方等忏補缺儀》確實是二卷。但是，我們在日本入唐諸家目錄發現都著錄爲“《方等忏補缺儀》一卷”，非常一致。[《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56頁上；《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新求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99頁中；《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104頁下；《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162頁中。]所以，我們推測湛然《方等忏補缺儀》二卷，是包含原本《方等叁昧行法》一卷，而其補缺部分只有一卷。而且，既然稱爲“補缺儀”，而不是“補助儀”，可能是補充《方等叁昧行法》所缺“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兩部分。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原本《方等叁昧行法》與《方等忏補缺儀》分開流通，于是便變成“《方等忏補缺儀》一卷”。

　　 這樣，我們在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已經發現了《方等忏補缺儀》一卷、〈方等叁昧法〉一卷(僅存名目，不傳別卷)[ 最澄說：“隋智者大師，即章安和尚私記其義，隨義爲卷，前後所記，散在諸方。恐後學致疑故，《龍泉記》中故存名目，諸部之中，其義都盡，不急之故，今不別卷耳。”《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57頁中。]，但是我們在此錄中更發現“《七日忏法》一卷(一十四紙)”[《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56頁下。]，未標作者名。可見，最澄帶往日本只有《方等忏補缺儀》、《七日忏法》。但是，《七日忏法》到底指什麼？其與湛然關系非常密切，因爲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在著錄湛然《方等補缺儀》一卷時，緊接著便是“《七日忏法》一卷”。

　　 我們推測，帶到日本的《七日忏法》或許就是《方等叁昧行法》一卷。天臺忏法修習的特點，都提供以七日爲一期，因此從時間上說，四大忏法都可以稱爲“七日忏法”。但是，《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所著錄的天臺忏法有：

　　 《妙法蓮華經》忏法一卷(或名叁昧行法)(智者大師出)(一十八紙)

　　 《妙法蓮華經叁昧補助儀》一卷(荊溪和上撰)(叁紙)

　　 《金光明忏法》一卷(智者大師出)(四紙)

　　 《方等忏補缺儀》一卷(荊溪和尚撰)(叁紙)

　　 《請觀音叁昧行法》一卷(入止觀並天臺國清百錄部)

　　 《方等叁昧法》一卷(入止觀並天臺國清百錄部)[《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大正藏》第55卷，第1055頁中-1057頁上。]

　　可見，《七日忏法》勢必是在這些忏法之外，對照《大唐內典錄》所錄智顗的著作，惟獨沒有《方等叁昧行法》。

　　 《七日忏法》與湛然關系密切，可能《方等叁昧行法》與《方等忏補缺儀》同時流行，修習者很難斷定其真正作者。二、從《方等叁昧行法》的儀軌來說，“總相法”則稱爲“七日行法”。“方等忏法”稱爲“七日行法”，這是《大方等陀羅尼經》的稱呼，經中提到“雲何名曰七日行法”、“汝當教授七日行法”、“乃可爲說七日行法” [《大方等陀羅尼經》卷叁，《大正藏》第21卷，第652頁上、中。]，可見這就是後來的“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方等叁昧行法》繼承了經典的說法，稱“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爲“七日行法”。

　　 而且，在唐代湛然在解釋《摩诃止觀》的〈方等叁昧〉“修此叁昧，以七日爲一期，絕不可減”時說：

　　 初文既以七日爲期，複雲行道。八十七日等，即是八十個七乃至六十個七，儀則具如七日行法，但咒不同耳。[《止觀輔行弘傳決》卷二之二，《大正藏》第46卷，第191頁下。]

　　七衆的別相忏悔時間不同，而且咒語不同，但是軌儀是相同的，都是依《七日行法》。可見，《方等叁昧行法》在唐代確實被稱爲《七日行法》，而《七日行法》被稱爲《七日忏法》則理所當然了。

　　 而且，從用紙來看，《方等叁昧行法》爲十七欄，《七日忏法》(一十四紙)仍然有所差別；[ 古代用紙，一紙相當于現在《大正藏》中的一欄。]其差別在于《七日忏法》或《七日行法》中，沒有“別相法”，別相忏悔內容在《大正藏》剛好是叁欄，則剛好爲十四紙。可見，最澄所錄《七日忏法》正是《方等叁昧行法》。

　　 這樣，我們便解決了佐藤哲英、大野榮人、新田雅章、釋大睿等研究者對《方等叁昧行法》的懸疑或猶豫，可以真正確定《方等叁昧行法》爲智顗的著作。道宣《大唐內典錄》對《大方等行法》的著錄，湛然《方等忏補缺儀》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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