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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现代佛教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P3

  ..续本文上一页师等。他们努力恢复禅宗道场,重振禅林清规,提倡坐禅、打禅七等。因此,将经忏佛事拒之在禅宗寺院之外,来果和尚在整顿和重振扬州高曼寺家风时,明确提出凡参禅之外的一切佛事活动,如开学堂、立莲社、学密宗、念佛、礼忏、传戒、研教阅经、经忏焰口等,一律不许。[39]

  虚云和尚对经忏的态度会比来果和尚显得宽松一些。1920年,他应滇督唐继尧之请,移锡昆明华亭寺,重兴古刹,改名云栖寺。1930年,他订立《云栖寺万年簿》,其中便有一条:“诸方丛林,应付经忏规矩,不能整理,渐趋下流。此后本寺常住,如有檀越请念经、拜忏,只准在山或下院念之,除重要护法外,概不出门,致妨道业。”[40]虚云和尚看到当时丛林中的经忏佛事的末流,因此规定只能在云栖寺或下院念经、拜忏,不能出门做经忏,妨碍道业。所以,他强调不能私应经忏,这点与侠虚法师一样。[41]

  虚云和尚不但规定在特定地点念经、拜忏,而且对经忏佛事加以整治、规范。因此,他于1920年制定了《水陆法会念诵执事规约》,他对经忏佛事的宗旨进行说明:

  古之丛林,高蹈绝俗,除祝厘外,不通应酬。正为大事未明,剪爪不暇,那肯应酬,散其道念。况且未能自度,何能度人。经云:瑜伽一法,乃登地菩萨利生之事,非初心凡夫所宜。惟是丛林淡薄,四事供应,每虞缺乏,故不得已,乃略应念诵也。然进坛必须生道场想,对经像如对佛想。诵其文,思其义,行其事,践其实,必使身与口合,口与心唯。不昏沉,不散乱,不懈怠,不贪利,明因果,知惭愧,兢兢业业。若是,则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所谓人以财与我,我以法与人,等施无异,犹可权为。若鼓钥 而看经,舂杵碓而礼忏,身对尊像而目视他方,口诵经忏而心存别念。如是必招现前之毁谤,受未来之业报。使自利利他之法宝,反成自误误人之罪案,可不慎哉。[42]

  丛林本为修行之道场,以明生死大事为本:经忏本为菩萨利生之方便,并非我们凡夫僧所能为。因为丛林生活困难,所以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举行经忏、放焰口时,应该以修行的态度来举行。施主以钱财供养僧人,而出家人则以佛法布施,财法二施,等无差别。如果在做经忏时,为了钱财,不专心致志,仅有形式,那么便会招来毁谤,而且未来便受苦报。所以,应该认真礼忏、放焰口,不能自误误人。

  而且,虚云和尚制订了详细的规约,我们抄录如下:

  一、诵经人,先日见牌上有名,即沐浴。次早诵经礼忏,须三业志诚,口诵心唯。不得于念诵礼拜时,夹杂闲言,更不得轻狂戏笑。若诵经故意杂谈戏笑者,于经忏中罚补诵;或在忏后歇息时,戏谈喧哗者,跪香。

  二、念诵时,不得回头转脑,看看人物,一心称念,字字分明,不得重念。过严净不至,诵过一页方至者,罚,经忏仍须补罚。

  三、表白人,不急遽简略,宜一一依文,次第念诵。其钟鼓等,亦宜庄雅,,不宜繁碎。

  四、内外香灯行人,俱要诚洁,小,心火烛,以及各坛堂中,尤宜加倍慎重。

  五、施食要一一依文,精诚结印,诵咒作观,三业相应。不得含糊弹舌,急促了事,白文亦然。

  六、每日按定钟点作事,钟到鸣鼓一通。如有不至者,罚。

  七、外六坛场均听大坛起忏,各坛亦宜同起,不得有误。如违者,罚。

  八、经忏及施食等,不得法事未竟,先收佛像庄严器物。

  九、香烛供果等,倘落地者,不得用;供过者,亦不用。

  十、上供疏菜饭食等,必熟得味,不得用干物、生物。

  十一、法会内外人等,犯斗争者,因争失威仪,不胜调伏,不服者,出院。

  虚云和尚对佛事活动中各种执事规定了责任,而且对违背者进行惩罚,无非是为了保证经忏佛事的庄严及有序,真正达到自度度人的目的。四、结语

  “经忏佛事”一直是中国佛教深入民间社会的最活跃表现。近代“经忏佛事”的盛行,导致中国佛教出现末流,并且表现出鬼神化、迷信化、商业化、形式化的弊端,不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精神体证,导致迷信色彩过于浓厚,不能直接为现实人生服务。

  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潮下,近现代佛教界、思想界对“经忏佛事”进行反思与批判。文化思想界完全否定经忏佛事的作用,要求加以完全取缔。

  从佛教界来说,太虚大师对经忏佛事的态度,是让经忏佛事回到修行的本位;同时提倡“人生佛教”改变佛教的关注对象,强调入世,注重人生。印光法师极力反对经忏佛事,指明经忏佛事的迷信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强调用念佛法门来代替一切经忏。来果和尚也是坚决取消经忏佛事。侠虚法师和虚云和尚都是对经忏佛事进行变通,规定在寺院内进行佛事。而且,虚云和尚通过制定规约,加强对经忏佛事的规范、整治。可见,近现代佛教对经忏佛事都是强调回归修行的本位,而且突出经忏佛事的善巧方便,这也是值得我们在批判与整合现代佛教的佛事活动应该学习的,尤其是印光法师、虚云和尚的作法。

  随着太虚大师改革的失败,中国佛教现代化无疑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于是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大潮下,经忏佛事又得到重新的发展,与旅游、门票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然而,我们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似乎也中止了。

  同时,“人间佛教”成为佛教界的主流,强调入世、注重人生,提倡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提倡以“人”为本。于是,我们在思想、理论方面非常强调佛教的“人间性”,重视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另一方面,对经忏佛事的流弊却悬而不论,加以回避与默认。

  其实,“人间佛教”的人间性与宗教性并行不悖,过分强调“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只是一种“变相”的慈善事业,并非佛法的本意。在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时,应该重视经忏佛事的宗教性功能,回归其本有功能,重构具有人文气息的经忏佛事。所以,弘扬与建设“人间佛教”的宗教性,是当前“人间佛教”的重要课题。因此,在延续对经忏佛事的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应该对经忏佛事进行回归与重构,让它回到修行的本位以及佛法的方便。

  注释:

  [1]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6-668页。

  [2]近代中国佛教的研究,专着有如下: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中、下),东初出版社,台湾,1984年。

  江灿腾《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研究》,稻乡出版社,台湾,1989年。

  郭朋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年。

  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心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文津出版社,台湾,1992年。

  麻天祥《佛学与人生——近代思想家的佛学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麻天祥《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江灿腾《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郭朋《太虚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

  [3]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4][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12页。

  [5]这些观念与思想,是中国佛教忏法受到中国固有的儒家、道教的影响。见拙文《论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法音》2003年第3期,第10-12页。

  [6]印顺《中国佛教琐谈》,《华雨集》第4册,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72页。

  [7]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49卷,第936页上。

  [8]太虚《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1980年第3版,第42页。除此四流之外,太虚大师尚举一种人,不受戒、不读经,虽居塔庙,不与佛教徒数者也。

  [9]太虚《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第43页。

  [10]拙著《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前言”部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页。

  [11]《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张家口日报社1989年第1版,第243-249页。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1版,第166页。

  [13]《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复江景春居士书”,苏州灵岩山寺1997年印行,第120-121页。

  [14]至今为止,在福建省福鼎市,笔者亲自见到破地狱、放水灯等佛事活动,其所用法器也夹杂着民间乐器,包括所唱的很多时候用扬州小调。

  [15]ArthurF 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Histor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9,P 101.

  [16]范纯武《近现代中国佛教与扶乩》,《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80页。

  [17] 《七塔寺志》卷四,《中国佛寺志》第一辑第1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18]章太炎、曼殊《敬告十方佛弟子启》,载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9] 《浙江民政月刊》第二—卜五期,民国十八年(1919)12月刊行。

  [20]《浙江民政月刊》第十一期,民国十七年(1918)11月刊行。有关“经忏捐”的详情,见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二》,东京大东出版社,1984年,第310-312页。

  [21][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第25-26页。

  [22] 《朱执信集》(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0页。

  [23]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24] 《蔡元培全集》,转引自麻天祥《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第179页。

  [25]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心思潮研究》,第369页。

  [26]详细说明见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第178-182页。

  [27]见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第183-202页。

  [28]太虚《勤俭诚公》,《太虚大师全书》第35册,第95页。

  [29]太虚《人生佛学的说明》,《太虚大师全书》第5册,第209页。

  [30]太虚《佛乘宗要》,《太虚大师全书》第1册,第225页。

  [31]林明昌《经世佛教——太虚的新佛教运动》,《普门学报》第10期,2002年,第27页

  [32]李四龙《人间性与宗教性》,《普门学报·读后感》,2002年,第53页。

  [33]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167页。

  [34]印光《灵岩寺永作十方记》,《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148页。

  [35]印光《南京法云寺记》,《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160页。

  [36]印光《净居寺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第15页:《菩提精舍缘起碑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四,第31页。

  [37]印光《复温光熹居士书二》,《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第600页。

  [38]印光《复郭介梅书一》,《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第74页。

  [39]成章《江苏禅宗三大名刹——金山寺、高曼寺、天宁寺》,《法音》1998年第5期: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91-292页。

  [40] 《虚云和尚法汇·规约》,《虚云老和尚法汇、年谱增订本》,台北修元禅院1997年印赠,第798页。

  [41] 《虚云和尚法汇·规约·教习学生规约》,《虚云老和尚法汇、年谱增订本》,第807页。

  [42]《虚云和尚法汇·规约·水陆法会念诵执事规约》,《虚云老和尚法汇、年谱增订本》,第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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