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等三昧忏法》成立新探
圣凯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天台“方等忏法”的成立过程及其时间。《大方等陀罗尼经》是《方等三昧忏法》的思想根源，南北朝以来如慧思、慧旷、陈文帝等修习此忏法，说明此忏法的盛行。国际学界历来对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的真实性表示悬疑或犹豫，我们从道宣《大唐内典录》对《大方等行法》的著录，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到一卷的变化，最主要的是考察了最澄所录《七日忏法》一卷即是《七日行法》，亦即《方等三昧行法》的主体部分，以及圆仁所录《行方等忏悔法》，都可以证明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亲撰的著作。“方等忏法”的形成，是从最初的复杂的行法而逐渐简化，依次为《大方等陀罗尼经》→《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的次第，并且确定三种版本的时间。
关键词：《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佐藤哲英
作者圣凯法师，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方等忏法是天台四大忏法之一，是智者大师依《大方等陀罗尼经》，在继承与综合南北朝以来有关本经的忏悔行法的基础上，并且以“半行半坐三昧”摄入天台的止观实践体系，从而制作成具体的忏法。现存“方等忏法”共有三种有关的仪轨，即《摩诃止观》“半行半坐三昧”中之“方等三昧”、《国清百录》所收之“方等忏法”，以及独立的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在三部忏法中，仪轨组织繁简各有不同，但是内容非常接近，可以通称为《方等三昧忏法》。[ 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36页。]
从修行特色来说，《方等三昧忏法》基本上是一种以持咒为要旨的密教修行法，可见其在天台实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方等忏法在智者大师时期，是天台门人普遍奉行的忏法。从忏法的形成与发展来说，《大方等陀罗尼经》无疑是重要的思想与仪轨来源之一；另外，南北朝佛教所修的方等忏法，对《方等三昧忏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国际学界对《方等三昧忏法》的研究，如佐藤哲英、新田雅章、小林正美、大野荣人、释大睿等学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富有成效的探讨。[ 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京都：百花苑，1979年。新田雅章《天台实相论の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81年。小林正美《六朝佛教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3年。大野荣人《天台止观成立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5年。]我们将在前贤先辈的指引下，对《方等三昧忏法》进行整体、深入的探讨。
《方等三昧忏法》的成立，《大方等陀罗尼经》便是重要的思想根源；同时，南北朝以来依此经而形成的各种忏悔行法，对智者大师制作方等忏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大方等陀罗尼经》思想概要
《大方等陀罗尼经》，四卷，又称为《方等檀持陀罗尼经》、《檀持陀罗尼》。《出三藏记集》卷二、《历代三宝纪》卷九说：
《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或云《大方等陀罗尼》。右一部，凡四卷，晋安帝时，高昌郡沙门释法众所译出。[ 《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卷，第12页上。]
《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亦直云《方等陀罗尼经》。右一部四卷。晋安帝世，高昌郡沙门释法众，于张掖为河西王沮渠氏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 《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4页上。]
可见，《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汉译，是在北凉，东晋安帝时代(401－417)，高昌郡沙门法众译。但是，现存《大正藏》本题名“北凉沙门法众于高昌郡译”，译处与住地颠倒的错误，这是从《法经录》开始，尔后诸录所承而来。[ 大野法道《大乘戒经の研究》，东京：理想社，1954年，第353页。]
本经的内容叙述佛应文殊师利之请问，说诸种陀罗尼功德，分〈初分〉、〈授记分〉、〈梦行分〉、〈护戒分〉、〈不思议莲华分〉等五部分，详明修忏行道、灭罪增寿、善恶梦应等种种事相。在《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中，说菩萨二十四重戒，这是一种独立的菩萨戒系统；容忍刹利乃至首陀罗四种姓受戒，强调三世诸佛由此成就正觉。而且，举出持戒相的三十五事。本经的二十四重戒，与其他菩萨戒系统的关系，本经说：
若优婆塞犯三自归，至于六重。若不还生，无有是处。若菩萨二十四戒、沙弥十戒、式叉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如是诸戒，若犯一一诸戒，当一心忏悔。若不还生，无有是处，除不至心。[《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1卷，第645页下。]
这是在优婆塞的六重戒以及七众别解脱戒之外，重新树立的戒条，与《菩萨地持经》的菩萨律仪相当；另外，持戒相的三十五事，相当于《涅槃经》的息世讥嫌戒以及《菩萨地持经》的四十二犯事、《优婆塞戒经》的二十八失意等。而且，既然知道六重戒，则可能在《优婆塞戒经》之后成立。[ 大野法道前揭书，第353页。大野法道还指出，此经的忏悔法，是继承十二卷《佛名经》，加入道场设备等作法。]
而且，本经阐明了其独特的受戒法：
受此戒时，应请一比丘解此戒相者，请诸众僧随意堪任不问多少。复应请二十四形像，若多无妨。作种种肴膳饮食，供养众僧及此比丘，五体著地，在形像前及诸尊僧，至心礼敬唱如是言：诸佛色藏外诸众僧，我今归命受尊戒法，众僧弘慈当证知我。复更唱言：法中雄猛微妙尊，听我今自说受持此戒。尔时此人应自口说，了知戒已，而更三请。三请已，而淳熟此戒性。尽性而形改受持，谛受谛听，修行莫犯。[《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1卷，第646页中。]
《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授戒方法，与其他授菩萨仪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在比丘以及佛形像前，但是自誓受戒的色彩更为浓厚。
同时，本经对忏悔行法十分重视，在〈初分〉中，对于犯五逆罪乃至种种戒罪，其具体的忏悔法：
若欲行时，七日长斋，日三时洗浴，著净洁衣，座佛形像，作五色盖。诵此章句百二十遍，绕百二十匝。如是作已，却坐思惟。思惟讫已，复更诵此章句，如是七日。[《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1卷，第645页中-下。]
《方等三昧行法》归结此为“总相法”，这是为七众通行，七日要心之行法。在〈护戒分〉中，依陀罗尼灭罪忏悔，比丘必须每日诵陀罗尼一千四百遍为一忏悔，长达八十七日；比丘尼为四十九遍为一忏悔，达九十七日；沙弥等四百遍为一忏悔，达四十七日。七众弟子都必须请长老比丘为忏悔主，感得佛摩顶等灵梦为灭罪，还住清净戒。《方等三昧行法》归纳此为“别相法”，七众所行之法有别，特为犯重罪之众生所立。
由于《大方等陀罗尼经》已经列出修习忏悔行法的简单仪轨，这为后代修习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本经宣扬陀罗尼的灭罪功德，而且强调灵梦的感应作用，增长了修习者的信心。
二、南北朝以来的修习情况
《大方等陀罗尼经》传译以来，依此经忏悔行法而形成的“方等忏法”便逐渐出现，从南北朝以来，诸僧传、诸经录记载了一些实修的事例，值得我们关注。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大方等陀罗尼经》的翻译是在高昌郡，但是经典来源应该是中亚。《出三藏记集》卷七保存有一篇未详作者的〈首楞严后记〉说：
咸和(按汤用彤先生的意见，应为“咸安”)三年岁在癸酉(373)，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49页中。]
月支优婆塞支施仑不仅译出各种三昧的经典，而且自己特别善于修习“方等三昧”。在凉州一带，“方等三昧”的修习与《大方等陀罗尼经》的传播，逐渐会在北方佛教盛行。[ 有关凉州佛教的传译情况，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279页。]这样，很自然地就会依《大方等陀罗尼经》而制作的“方等忏法”，而且出现大量的修习者。
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的《法苑杂缘等原始集目录》中，记录了《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起》(出彼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大正藏》第55卷，第91页中。]，此处“出彼经”应该是指《大方等陀罗尼经》。所以，虽然我们不清楚《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的具体内容，但是却可以知道依《大方等陀罗尼经》所制的忏悔行法，早在梁朝或更早时期已经盛行，而且是僧众的日常行法。[ 释大睿《天台忏法之研究》，第137页。]
梁慧皎(497-554)《高僧传》中，记载当时诸僧忏悔、礼忏、斋忏、悔过，修忏悔法而消灾得福、治病延寿。[ 忏悔与经师、唱导的关系，参考释道昱《经导对中国佛教礼忏的影响——以梁《高僧传》为中心的探讨》，《圆光佛学学报》第3期，1999年，第73-100页。]在《高僧传》中，并没有记载这些忏悔法的所依经论，所以我们无从得知。[ 大野荣人推定，《高僧传》中的忏悔法多依用《方等陀罗尼经》。见《天台止观成立史の研究》，第91页。我们从《出三藏记集》中所保存大量的忏仪来看，觉得这种推断值得商榷，因为缺乏明确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南北朝以来“方等忏法”的修习者确实存在。]但是，我们在《高僧传》中，发现“方等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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