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三阶之分。佛法在正法时是第一阶，像法时是第二阶，末法时是第三阶。就处则净土是第一阶，娑婆世界秽土是第二、三阶。就人则利根清净一乘根性是第一阶，利根正见三乘根机是第二阶。这两阶各有两类：一是戒见俱不破，二是破戒不破见。唯有世间法，一向戒见俱破的众生是第三阶。第一阶人修一乘法，第二阶人修三乘法，第三阶人修普法。第三阶人若修一乘三乘，便于法生爱憎、是非之念，成谤法大罪，堕十方地狱。所以三阶门徒悉行方等结忏，头陀乞食，日止一食。行在道路，不问男女，率皆礼拜(《历代三宝纪》)，以为是真佛，而见佛菩萨形象，不多恭敬，为是泥龛。唯正念地藏菩萨，忏悔除罪(《念佛镜》)。生则布施财物，死则舍身鹫鹤。在终南山有尸林供舍身之处，在寺设无尽藏供施财之所。如能无尽藏施，则无始宿债一时顿尽，不畏债主更为障道，业障报障一时顿灭。父母兄弟六亲眷属顿出三途。当时一般豪富作恶多端，却大行布施。开皇九年(589)曾征召信行人京，受到仆射高熲等信奉，延住真寂寺。又在京师立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五寺。信行撰有《对根起行三阶集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但其着述多是弟子裴玄证所笔述。诸书久已佚亡，近来始从敦煌经卷中重发现。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卒于真寂寺，时年五十四。开皇二十年(600)便有敕禁断三阶教，不听传行，认为信行所撰虽引经文，都是“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开元释教录》卷十九)。然而其教法不须戒行，不须义解，以为破戒破见是势所当然，只要礼忏、苦行、布施便可免一切罪，群众认为易行，特别是豪富之徒藉此可以恣所欲为，所以其党徒众多，蔓延甚广，互相朋党援引。隋世虽加以禁止而不能杜绝。
第五章 八宗鼎盛时期
第十一节 初唐的佛教(618---712)
佛道儒三教的矛盾 佛道之争始自西晋道土王浮与帛法祖争邪正而伪作《老子化胡经》以及萧齐的夷夏之争、三破之论，梁武帝的舍道事佛，北齐的废道，北周双废两教而置通道观，意在存道而废佛以来，佛道两家的矛盾日益加深。隋代极力复兴佛教。唐既取而代之，为了巩固其政权，当然在宗教上也要反隋时之道而行，所以建国不久便有沙汰和排佛之举。武德元年(618)春诏京置三寺唯立千僧，余寺给王公，僧等并还桑梓。武德四年(621)又敕伪乱地位，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洛阳大集，名望者多，特请二百僧住日华寺。其年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言减省寺塔僧益国利民事有十一条。由于沙门法琳、明概着论反对而止。武德七年(624)平定并越辅公柘之变。房玄龄奏：人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所以武德中佛道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广弘明集》卷七)。武德八年(625)傅奕又上书请废佛法，五月下诏，以沙门道士苟避徭役，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市廛，混杂屠沽，宜从沙汰，言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修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其不能精进戒行有缺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寺，悉令罢之。其年八月传位与太子，沙汰之事竟不行。
唐初虽经排佛，然佛教流传近五百年，时经十代，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于是北周三教的辩论方法在唐代逐渐形成为定制。首先是武德七年(624)在国学释奠的时候，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而令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佛祖统纪》卷三九)。武德八年(625)又在国学释奠时置三座拟叙三宗，先老次孔后释(《续高僧传》卷三一)，显然是要在理论上使儒胜佛。其后又改在宫内延两教辩论，佛道二师同时各唱，如道士张鼎与沙门智凯和道士刘进喜与沙门道岳的对辩(《续高僧传》卷一五、卷四O)。贞观十三年(639)太子治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义殿，延慧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道(《续僧传》卷三)。高宗显庆三年(658)冬雩祈雪候，内设道场，令慈恩寺义褒与东明观道士李荣论议(《续僧传》卷一八)。显庆四年(659)又令僧道人合璧宫论议，沙门会隐、神泰、会玄，道士李荣都参加辩论(《佛祖统纪》卷三九)。又屡召李玄植与道士沙门讲说经义。李玄植辩论甚美(《旧唐书》卷一八九)。这都显然有调和三家之意。总章元年(668)令百僚僧道会百福殿，议《老子化胡经》真伪。因沙门法明的声辩，定为伪本，悉令焚弃(《佛祖统纪》卷三九)，更可见其调和的用意。
中原人民在异族统治之下二百余年，备受残酷压迫。杨坚恢复了汉族统治，才得到统一。李氏代隋，但李渊祖父原在东魏和周代曾改姓木陈氏，隋代始复李姓，为了显示其为汉族，不得不推尊远祖而自认为出于李耳(老子)，更尊崇道教以为象征。武德八年(625)在国学三教辩论，已定老先、儒次、佛后的次序。贞观十一年(637)更令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沙门智实与法常等十人上表力争，被杖放还(《续高僧传》卷三一)。
度僧情况和管理制度 凡愿出家为僧者，先离家后，以原姓名住在寺中，受持五戒，学习经典，从事杂役，耕作寺田，以待得度。在此期间年幼者称为“童子”，十八岁以上称为“行者”。不剃发，不披帽，其发岐二，长下垂背后(《禅林象器笺》)。若干年后，或由政府试经合格或遇国家恩度，方得剃发出家，改用法名登记僧籍。得到度牒，方可除去本贯。这称为“得度”。此后再等到适当年龄或遇机缘，登坛受比丘戒，成为比丘，传戒之事最初寺院自行依律为之。盛唐以后设立戒坛，由政府规定处所，传戒之事由政府延聘“临坛大德”行之。其有不经政府给牒，僧籍无名而自行剃发出家，甚或冒除本贯，称为“私度”，是要受刑事处分的。
唐高祖对佛教是取排斥态度的。唐太宗以后，调和佛道二家。首先禁止私度。有私度者，处以极刑(《续高僧传·法冲传》)。贞观三年(629)大括义宁私度(隋末恭帝时代私自出家的)，不出者斩。唐律规定：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出贯者徒一年。本贯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同罪(《唐律疏议》)。同年又因大旱，明净祈雨有验，敕总度三千人以酬其德(《续僧传》卷二四)。贞观九年(635)又以丧乱之后僧徒减少，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度人为僧，总数三千为记，但是须经官人简练。其假托神道妄传妖怪，或谬称医巫左道求财，或诣官曹而贿赠，或切肤焚指以惊俗众都要受刑(《全唐文》)。大概这种情况当时多有，所以严加禁止。贞观二十二年(648)因玄奘请，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海内三千七百一十六所，总度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人(《玄奘法师传》)。此后常有特赐度人之举。同年十二月，太子为文德皇后立慈恩寺成，择京城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佛祖统纪》卷二九)。神龙元年(705)恩敕太原玄方落发《唐文拾遗》卷六二)。神龙二年(706)敕别度万迥一人，四年又敕度嵩岳少林寺慧安弟子，二十七人。景龙中(707--710)昙一也是承恩出家的。先天二年(713)义净三藏卒，诏为度七僧(《贞元释教录》卷十三)。其后一般出家是要经过考试。神龙二年(706)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挑通无滞者度之为僧。试经度僧从此而始(《释氏稽古略》卷三)。山阴灵隐僧大义，年十二，诵《法华经》，试中第一(《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作神龙元年)。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用钱买度。景龙二年(708)，时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用事受贿，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除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资治通鉴》卷二零九)。由于当时统治者内部的腐化，佛教的情况也因而猥滥。景龙二年(708)袁楚客数宰相魏元忠十失之中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重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人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人道，徒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新唐书》卷一二二)睿宗景云二年(711)左拾遗辛替否谏造立佛寺疏中也说：当今出财依势者、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者惟有贫人与善人耳(《唐会要》卷四八)。
在管理僧伽方面，初唐时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三纲等事。《唐会要》卷四十九《僧尼所隶》云：“天下僧尼，国朝以来并隶鸿胪寺。”《1日唐书》卷四十《百官志·鸿胪寺》云：“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又《通典》卷二五《宗正卿》云：“大唐复置崇玄署，初又每寺置监一人，属鸿胪寺，贞观中省。”三纲是由政府委派管理寺事的。引日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祠部》云：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僧史略》中说：三纲每三年一代。总任判断僧务的是京都大德。武德初，因为“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续高僧传·吉藏传》)。最初的十大德中有吉藏、法侃、觉朗、海藏、慧因、保恭等。此外又有“引驾大师、护国大师”，引驾大师有四员，所以又称为四大师。贞观中补智威为朝散大夫，封四大师(《佛祖统纪》卷七)。
寺院经济和僧侣生活 唐代官寺的建筑是豪华壮丽，用费浩繁的。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为太子时，建慈恩寺有十余院，一千八百九十八间。永徽二年(651)仿印度只园精舍造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武后时令天下人出一钱造大像。狄仁杰谏疏中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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