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有三种堕。堕是自在之义。一沙门堕(应化自在)、二尊贵堕(无着真宗)、三随类堕(触处皆真)。天复元年(901)卒，年六十二。曹洞一宗虽由洞山良价、曹山本寂而知名，但绍述实由于道膺。道膺年二十五于范阳延寿寺受具。初习小乘律仪，后诣翠微山参学三年。往谒洞山良价，为室中领袖，初止三峰，后开云居山，三十年开发玄键，徒众常有千五百人。天复二年(902)卒，年寿未详。后世法脉都是道膺的系统。曹山法嗣四传而绝。
义玄，出家受具后博探经论，精究毗尼，往参黄檗希运，经三年后，因三次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三度被打。欲往游方。希运令往问高安大愚(道一再传弟子)，因得彻悟，还礼希运。后返乡往镇州(河北正定)临济院，学侣奔凑。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
玄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
玄曰：妙解岂容无着问，沤和争负截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
玄曰：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玄又曰：一句话须要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妆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这便是临济宗的根本法门，三玄三要。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
玄曰：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又云：若第一句中得，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又云：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
玄曰：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
玄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问：如何是入境两俱夺
玄曰：并汾绝信，独处一方。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
玄曰：王登宝殿，野老讴歌。这便是临济宗接待学人的方法——四料简。示众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前撩起便行，犹较些子。这便是临济宗的四照用。又问僧云：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么生会
僧拟议，玄便喝。这就是临济四喝。示众云：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谈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抬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被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盲之疾，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只随学人间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唤作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这是所称临济四宾主。与曹洞宗的四宾主含义不同的。义玄于咸通八年(867)卒，年寿未详。门下有兴化存奖、三圣慧然、灌豁志闲等二十二人，以存奖为其首座，住魏府兴化寺。慧然受义玄付嘱，编集其语录，称雄门下。奖传宝应慧颐，颐传风穴延沼，于五代时大振临济宗旨。
佛教在文艺界的发明创作 当中唐的晚期，唐代的佛教化逐渐走上大众化的趋势。高深繁琐的经论和其讲述不是一般信徒所乐于研究的。除了不立文字的禅宗，专重持名的净土教而外，对于经论只希望有通俗的讲述，于是俗讲和变文就发生了。变文是用通俗的词句将深奥的经文加以敷演，成为说唱的文艺作品，由俗讲法师来说唱。说唱的规制也有法师，有都讲。首先由法师先说唱一段“押座文”，叙说讲唱的缘起，然后再入变文。变文的兴起，可能是在中唐时代。张佑曾讥笑白居易所作《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最初兴起的有“目连变”，因而以此相讥笑(事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一)。到了晚唐之初，文宗时有文溆为俗讲法师，讲唱时，创为声调，听者填咽寺舍，时人呼为和尚教坊(唐赵磷《因话录》)。唐文宗曾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唐《卢氏杂说》)。近代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中有《维摩变》、《降魔变》、《八相成道变》等数十种。文字甚为美丽。也有属于一般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如《舜子至孝变》、《伍子胥变》等。这些作品在俗文学中发展为宋代平话，以及明清的弹词等，在佛教中发展为宋代的说经以及明清的宝卷。这种俗讲既受到群众的欢迎，也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会昌元年(841)敕左右街七寺开俗讲(日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佛教既得到普及，重要经论的研究相当减少，而一般持诵的经典的需要却大为增加，以至不是原来经生抄写所能供应的。于是便由原来用泥范拓模佛像的技术发展为雕板印刷的技术。据元徽之所作《白居易诗集序》中曾说：当时曾有人以白居易诗印本换取茗酒。又当时政府禁止民间私置日历版片。日本僧宗睿曾于咸通六年(865)由中国携回四川印本《唐韵》、《玉篇》。近代敦煌发现的唐代经卷中有咸通九年(868)木刻印刷的《金刚经》，是王价出资刊刻的，卷首有刻板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穆肃。司空图有为洛阳敬爱寺惠确募刻律疏文，文中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晚唐时代发明了雕板印刷的技术，主要用于佛教经典和民间常用的通俗书籍。至于绘画方面，有周防创水月观音之体，风行于时。由于通俗的要求，各寺壁画更为繁多，其中密宗的题材有如五如来、如意轮观音、千手观音、八大明王等，此外如西方变、西方三圣、维摩变、药师十二神、释迦十弟子、三乘渐次修行变、二十八祖以及天王鬼神等像，所在常有。树立经幢之风也较盛，以《尊胜陀罗尼》幢、《大悲心陀罗尼》幢、小b经》幢、《金刚经》幢为最多。
第十五节 五代的佛教(907---960)
五代佛教的大势 唐代黄巢起义，经十年之久，最后虽被扑灭，而唐政权因此而逐渐崩溃，以至覆亡。朱温夺取了唐政权而建立梁代，以后次第后唐、晋、汉、周相传(908 959)，不过五十二年而已。在此时间，变乱相仍，各地方政权相继独立，先后有十国之多。五代所辖区域既狭，战争浩繁，佛教仅维持现状，反不及各地方政权区域比较安静，经济也相当富裕，佛教也较为活跃，但只是禅宗而已。
梁代的佛教制度，停止了皇帝诞日佛道二教在内殿讲论的制度，只是由官吏到寺行香，对于有名望的高僧，仍常赐紫衣和师号，有时也禁屠宰，在佛寺修佛事以祈禳。龙德元年(921)因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规定只准每年皇帝诞日在京城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度僧只准到京城京坛，由祠部给牒。僧官只置两街僧录，而废止道录和僧正。
后唐同光二年(924)恢复嵩山琉璃戒坛度僧百人。天成元年(926)恢复皇帝诞日佛道二教于内殿讲论之例。并令官坛受戒，禁止私度。旧寺不得毁废，亦不得辄有建造。天成二年(927)除并天下无名额寺院。清泰二年(935)规定每年诞节度僧，僧尼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科、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科、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
晋代天福二年(937)诞节召左右街僧录入内讲经。天福四年(939)禁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天福五年(940)令国忌日百官行香后饭僧百人。开运二年(945)禁止天下僧尼典卖院舍。
汉代年浅，无所改易，但也与以前各代一样到道宫佛寺祈雨、祈雪。
周广顺三年(953)废除开封都城内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显德二年(955)寺院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限敕到五十日内并毁废送官。显德三年(956)因为缁徒犯法无有科禁，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奸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因敕诸道府州县镇村坊无敕额寺院一律停废。若是县内满二百户的村镇，其中无有敕额寺院，可就应停废寺院选留一所最大的。今后不许创造寺院兰若及开置戒坛。男子出家须得父母祖父母许可。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百纸或读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经文三百纸，经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方许剃头。如私剃者勒还俗，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在两京、大名府、京北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受戒时，两京由祠部差官引试，余处由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禁止僧尼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望水圣灯妖幻之类。犯者派配边远，勒还俗。每年四月十五日后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阅，一本申祠部。僧尼籍帐内无名者勒还俗。是年诸道合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这便是佛教三武一宗之厄中的周世宗灭法。其主要原因由于当时中国乏钱，所以搜括铜像铜器用以铸钱。但各藩国未有废除，如吴越杭州存者四百八十寺。
唐末僧侣西游者多，五代时多有回国者，同时西僧也有来华的。梁开平元年(907)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笑经律。唐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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