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等种种欲望的追求，才能达到心灵的安宁，获得人生的幸福。这些在世俗社会和婆罗门传统之外寻求人生道路的人，即是最初的沙门。
沙门(梵 Sramana)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婆罗门教的《泰提利耶森林书》和《广林奥义书》，意为“苦行者”或“修道的人”，是对持异端思想的苦行者、出家人或游方僧的通称。他们退出普通的世俗社会，在森林旷野里修道漫游，思考宇宙人生问题。后来，有些沙门还把追随者组织起来，建立了正规的僧众团体，教授生徒，传播教说。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这类沙门僧团或派别数量众多，遍布古印度各地，特别是在婆罗门教势力相对薄弱的古印度东部地区，更形成了强大的沙门思潮，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思想传统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谓“沙门思潮”，是对释迦牟尼时代古印度新兴思想派别的总称，佛教也属于沙门思潮中的一种。据耆那教和佛教经典记载，当时的沙门思潮种类繁多，如耆那教经典谓有“三百六十三见”，佛教经典也讲在佛教之外尚有“九十六种外道”或“六十二外见”①(所谓“外道”或“外观”，是佛教对其他思想派别或宗教派别的贬称。佛教称己为“内”，贬他为“外”。)。这些记述虽然不一定确切，但是它确定无疑地向人们表明了当时沙门思潮声势之浩大，种类之繁多。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相仿，在同时代的古印度思想界，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新兴的沙门思潮中，各个思想派别或宗教派别之间的具体观点虽然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它们反对婆罗门教、否定吠陀权威的原则立场却是大体一致的。
从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在当时的沙门思潮中，除佛教之外，影响较大的有“六师”。“六师”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对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作了批判。其中，尤以阿耆多一翅舍钦婆罗所创立的顺世论对婆罗门教的批评最为激烈。顺世论主要流行于下层人民中间，它认为世界万物以及人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最基本的物质原素亦即“四大”和合而成的，一切宇宙事物和现象“皆无因生，自然而有”，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宇宙、主宰宇宙的所谓“梵天”。人死后复归“四大”，因而也没有什么永恒不灭的灵魂。所谓灵魂，只是肉体的属性，身坏命终，人的灵魂和意识也自然随之消失。顺世论者还反对婆罗门教的轮回解脱理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反对禁欲和苦行。在他们看来，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就在于今生。他们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把批判矛盾直接指向了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再如“六师”中出身于奴隶家庭的富兰那－迦叶，主张“无因无缘”的偶然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并由此出发，对社会上的一切宗教道德特别是婆罗门教的宗教道德和因果报应学说表示了怀疑和否定。“邪命外道”(亦称“生活派”)的创始人末伽梨－拘舍罗也以“无因无缘”的自然命定论，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作了批判。“六师”中毗罗胝部族的着名思想家删阇耶－毗罗胝子，则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思想武器，反对婆罗门教的神造说和轮回报应说。
与上述诸师否定灵魂永恒存在、反对轮回解脱论和因果报应说不同，“六师”中耆那教的创始人尼乾陀－若提子(号称“大雄”)，则以另一种理论来反对婆罗门教的学说。他承认灵魂的永恒存在，同意轮回与解脱之说，声称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类都有灵魂，灵魂的本性是无限清净的，它就是轮回与解脱的主体。不过，与婆罗门教所宣称的轮回完全取决于是否按照婆罗门教教义行事不同，耆那教认为，人的现世命运是由前世的“业”决定的，只有通过宗教的修持才能使灵魂摆脱“业”的束缚，获得解脱。耆那教提出，解脱之道有三，即：“正智”(正确的智慧，此指正确学习和理解耆那教教义)、“正信”(正确的信仰，此指正确信仰耆那教经典、教义和“大雄”的教谕)、“正行”(正确的行为，此指正确实行耆那教教义和戒律)；戒律有五，即：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耆那教否定婆罗门教的吠陀权威，反对祭祀，强调严格的苦行对于灵魂解脱的重要性，提倡诸如绝食、睡钉床、日晒、火烤、投岩、拔发、熏鼻等自我折磨的苦行方法，认为这样才能使灵魂从肉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
佛教虽然把上述的“六师”称为“外道”，但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来看，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与“六师外道”一样，同属于与传统的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中的一种。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当时其他沙门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与其他诸师不尽相同的独特的思想主张，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从精神上解脱现实苦难的新的宗教出路，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创教活动
在现存的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历史典籍中，对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有着不同的记载，总计起来，约有数十种不同的说法。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有些说法的年代比较接近，但也有些说法的年代差距甚远，甚至相差好几百年。由于各种说法之间出入很大，再加上印度古代纪年观念淡薄，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可靠的编年史料，因此很难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抉择出一种确实可靠的说法来，作为厘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的确凿依据。就较为通行的说法而言，南传上座部佛教一般以公元前544年为佛灭之年；北传佛教则一般采用“众圣点记”的说法，以公元前486年为佛灭之年，依佛陀“世寿八十”之通说，则释迦牟尼诞生之年当为公元前565年。这后一种说法，现已为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大多数佛教学者所接受。在早期的佛教典籍中，关于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少部分保存在“经”里，大部分保存在“律”里。这些“经”和“律”，由于传承系统的不同，对佛陀生平的记述和传说也互有出入。大体而言，可分为南传(巴利语)和北传(梵、汉、藏语)两个系统。
根据佛教史家的研究①(下述佛陀传记资料部分，主要参照：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二章第一节“佛陀传记资料”第19—24页；《佛光大辞典》之“佛传典籍”条，第2729—273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年6月第5版影印本。)，在古老的巴利语佛教三藏中并无完整的佛陀传记，只有散见于各处的佛陀生平材料的片断，主要集中在律藏的《犍度·大品》和《犍度·小品》，以及经藏的《长尼迦耶》第16《大般涅槃经》，《中尼迦耶》第26《圣求经》、第36《萨遮迦大经》、第75《摩犍提经》、第85《菩提王经》、第123《未曾有法经》，《杂尼迦耶》第3《憍萨罗集》，《增一尼迦耶·三集》和《小尼迦耶·经集》等。这些巴利文经律中所记述的佛陀生平片断，是现存所有佛教三藏中最古老的佛传材料。至于较完整的巴利语佛陀传记，则是迟至公元5世纪，出生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着名佛教学者觉音，为巴利语《本生经》作注时，撰写了长篇序言《因缘记》，记述佛陀的生平，才弥补了巴利语三藏经典中没有佛陀传记的缺憾。
在梵语佛典中，现存较早的佛陀传记有：属于大众部律藏的《大事》，属于大乘经典的《神通游戏》，中印度大乘佛教着名论师马鸣(约生活在公元一、二世纪)所作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中印度着名佛教学者摩咥里制吒(约生活在公元二、三世纪)所作的《四百赞》和《一百五十赞》等。
在汉译佛典中，则保存有较多的佛陀传记类作品，如：东汉竺大力、康孟祥合译的《修行本起经》，东汉昙果、康孟祥合译的《中本起经》，三国吴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经》(内容与梵本《神通游戏》接近)及其异译本唐日照译的《方广大庄严经》，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菩萨本起经》，北凉昙无谶译的马鸣《佛所行赞》及其异译本刘宋宝云译的《佛本行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隋阇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宋法贤译的《众许摩诃帝经》等。汉译律藏的《四分律》(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译)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唐义净译)中，也有一些关于佛陀生平的记述。此外，中国历代僧人还依据汉译佛典，编撰有多种佛陀传记，藏语佛典中也保存了一些佛陀传记资料。
在上述的各种佛陀传记材料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一些神话传说的成份。因此，关于佛陀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外国尤其是欧洲学者中曾引起长期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佛陀是佛教信徒臆想出来的人物；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在关于佛陀的传说中，尽管有许多无稽的神话成份，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佛陀的历史真实性。特别是早期佛教经典对于佛陀生平活动的记载，一般还较少渲染佛陀的神秘性，而且这些资料对于佛陀成道后四十五年间安居地点的记述也还是合乎情理的。这说明佛典中对于佛陀生平活动的记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近代以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综合各种佛陀传记材料，尽可能地剔除其中的神话成份，我们可以对佛陀的生平和创教活动作一个大致合乎历史事实的勾勒和描述。
相传，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梵语 Kapilavastu，巴利语 Kapilavatthu)，释迦(梵 Sākya，巴 Sakyā)族人，属于刹帝利种姓。迦毗罗卫在当时是一个小的共和国，共有十个小城，最大的名迦毗罗卫，因以为名。在古印度十六大国中，并没有迦毗罗卫的名字。据巴利文《小尼迦耶》的《经集》记述，佛陀曾自称憍萨罗国人，这或许表明当时的迦毗罗卫已经沦为北印度强国憍萨罗国的附庸。据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原先认定迦毗罗卫城的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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