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无，故以非有非无为中，有无为假也。”
由上所引，我们可知有和无是假名，非有非无是中道。之所以提出有、无之说是为了说明非有非无。这成立于有、无之假名者，即是“成假中”。由于“对偏中”而“尽偏中”以至“绝待中”，都只是在偏、中的概念上进行讨论，这样下去是无从结束的，最后提出的“成假中”才是落于实处的说法。中道观是三论宗对一切现象的最高理解。
吉藏提出以上三种思想的目的是“破邪显正”，这也可以说是三论宗的纲要。同是破邪显正，但与通常佛教各宗所说的旨趣大异。一般宗派所谓破邪是舍弃其余邪见，显出自己一家特色。但吉藏的三论宗则认为有得是邪，无得是正。在《三论玄义》中他说：“他论有破有立，则有破别有所申。今论唯破不立，则唯破不申。所以然者，若经若论，唯破颠倒虚妄，更无所申。本由病，故有教。在病既除，教药亦尽”。“他论有破有立，此乃是增有所得。非唯不能申，亦不能破。自是有得，何能破他。”三论宗的破邪有四种，在《三论玄义》中说：“总谈破显，凡有四门：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言不会道，破而不收；说必契理，收而不破；学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其所惑之教。诸法空相，言妄虑绝，实无可破，亦无可收，泯上三门，归于一相。”吉藏认为邪破则正自显，并非在破邪外别有显正。他所认为的正有三种：一、与偏执相对，称之为正，叫做“对偏正”。二、偏执尽除，称之为正，叫做“尽偏正”。三、偏执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正，无法以名称来说明，不得称之为正，因超越于对待之外，所以叫做“绝待正”。
吉藏的判教思想
通过上面对三论宗教义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三论宗是以无相、无著为宗，也即是以无所得为宗，属佛教大乘空宗学派。吉藏认为一切大小乘经典同为阐明佛教，并没有什么深浅、优劣之分。但由于佛教为的是对治众生之见执，而因病给药。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故法门也有种种的差别，在无名相之中，勉强用语言文字来解释，于是他对整个佛教有“二藏”、“三轮”的判释。
二藏包括声闻藏和菩萨藏，即所谓的小乘和大乘。这在吉藏的《法华游意》中说得很清楚：“佛教虽复尘沙，今以二意往收则事无不尽。一者赴小机说，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机说，称为大乘。而佛灭度后结集法藏人摄佛一切时说小乘名声闻藏，一切时说大乘者名菩萨藏，即大小义分，浅深教判也。”二藏之教相是吉藏根据《涅槃》、《智度》、《中观》等经论所立，这是一致公认的。
吉藏因主张无相无著，怕二藏之说会使人堕于有所得，故依《法华经》意义又立三轮。三轮就是三转*轮。一是根本*轮，指的是一乘教，就是佛陀最初所说《华严经》；二是枝末*轮，指的是三乘教，就是从《阿含经》开始直至《法华经》之间佛所说的诸经，《般若》、《净名》皆是；三是摄末归本*轮，指的是三乘归于一乘的法门，即是说《法华经》以开权显实。这三轮的判教方法，是吉藏晚年心淑台宗，祖述《法华经》的流露，可认为三论宗与台宗有了相融。
吉藏思想的现实意义
吉藏的三论宗属于大乘空宗，其中的中观论对世界一切现象的解释是否只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世界呢
吉藏在《三论玄义》上说：“二谛是佛法根本。如来自行、化他，皆由二谛。”这就说明佛陀既要自行，又要化他，绝不是消极地看待世界。相反它要求佛教徒应该积极地深入世间、普度众生，在普度众生中求得自身的解脱。《三论玄义》中的另一段文字：“以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故申明二谛，以为论宗，即令一切众生具得自、他二利也”。吉藏认为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由于有二谛，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自、他二利。依照他的解释，俗谛是对世界的颠倒的看法；而真谛才是正确的认识。但佛教的真谛本来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所谓“言之者”便“失其真”。如果不用假名来表达，又如何教育众生，如何使众生了解佛法而悟到真谛呢
因此佛陀一生说法也只能借助于俗谛来阐明真谛，只有在正确地理解“假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真谛。那么达到真谛之后，俗谛是否就可以废去不要呢
也不能废。佛教是讲普度众生的，真谛只有回到俗谛中，才有可能说明种种现象，使众生逐渐理解、修习而趋于真谛。否则的话，如果真谛不回到俗谛中，那便无法行权巧方便，也无法普度众生，自己亦同样不能觉悟、解脱了。由此，我们可知二谛是佛陀为接引众生而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证到真谛，必然运用俗谛去广度众生。如果片面地把佛教理解为消极、只是单纯出世的宗教的话，则是犯了理论性的错误了。这也是大乘佛教既宣扬了生脱死，而又深入生活而自度度人的原因。
提倡佛教革命的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主张整理僧伽和进行佛教革命的一位高僧，他还为佛教教育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为了佛教事业，他一生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和欧、美、英、日、新加坡、香港及缅甸、印度、锡兰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云游最广的和尚。
他改革佛教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至今仍是我们应效法的。
太虚俗姓吕，生于1889年，浙江崇德石门(今属桐乡)人。16岁出家，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法名唯心，以字行。1909年随寄禅赴南京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就教于杨仁山居士，并从僧曼殊学习英语。1909年随杨仁山居士和圆瑛、谛闲两法师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于羊城狮子林创办佛学精舍，着《教观诠要》、《佛教史略》。1911年因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活动有嫌，离开广州于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以敬安(即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1921年寄禅入寂后他在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口号，撰文提倡“佛教复兴运动”和希望建立新的僧团制度。1917年太虚漫游日本、台湾宣传佛教并考察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佛教革新状况，着《采真游集》。1918年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等居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后改为《海潮音》月刊，历60余年未尝中辍)。着《起信论略释》、《起信论研究》、《起信论别说》及《佛乘宗要论》、《楞严经研究》等书，1921年复游杭州，任净慈寺住持，着《法华讲演录》。1922年在武昌始创佛学院，同年冬游湖南，被推为长沙佛教慈儿院院长。着有《佛教宗派源流》、《因明概论》、《唯识观大纲》等书，1923年游庐山，在大林寺筹建“世界佛学联合会”。1925年赴北京讲《仁王护国经》，同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再次考察了日本佛教。然后入南洋，经新加坡返回祖国厦门，在厦门期间，鲁迅先生和厦门大学部分教授曾设宴为大师洗尘。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此期间出版《太虚文钞》三编。是年秋他游浙江奉化，曾在雪窦寺与蒋介石先生谈论佛学。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其后即去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向西方国家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建“世界佛学苑”，为中国僧人向欧美传播佛教之始。1929年从美国回国。1930年太虚第一次游历四川，刊行了《佛学ABC大乘唯识章讲录》一书。1931年复遍游南京、北平、河南、陕西诸省市，其后武汉、奉化、重庆都有他的行踪。他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在武昌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又设“世界佛学禅观林”于雪窦寺，着《法相唯识概论》。1934年后云游遍于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四川各省和香港等地，以宣讲佛学为己任。1938年他讲学于成、渝两地，着《辩中边论释》和《辩法性论讲记》等书，同年末飞云南讲学。1939年秋，太虚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到缅甸、印度、锡兰等国家，广瞻佛迹，访晤高僧，受到了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欢迎。1940年夏返回中国，驻锡北碚缙云山休养，同时给汉藏教理院学僧讲“佛教新运动略史”，还派弟子法舫法师等人赴缅、印、锡诸国传布“摩诃衍法”和研究巴利文三藏。后同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该时期他还筹组各地壮僧救护队，发动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整理全国教务。政府曾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1947年3月17日，因患高血压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他一生著作繁多，不克备载，门人辑有《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有关太虚的佛学思想，因限于篇幅不能多述，现在只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基本佛学观点。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但他又认为中国佛教各宗派都不能代表佛教，他的思想不拘泥于某宗某派，而是直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统看各宗各派，打破门户界限，还归各宗的本来地位。
太虚法师以三大系统，摄大乘各宗派，那就是：(一)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为宗；(二)法相唯识宗，以唯识法相为本；(三)法界圆觉宗，包括法性及法相二宗，以尽一切法为界，而任何一法所不能超越，贤首、天台、净土等无不入此宗之范围。他还强调现代佛教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应有益于社会。太虚大师曾经说：“若在家既起正信，即当以行菩萨道为先，所谓自未得度能度人者菩萨发心。故在家者，首重在弘法利人之事”。他反对“以为坐禅念佛，即为修行之能事已毕”的思想，太虚大师有鉴于此，故一生主张推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由于时代的变迁，他所提创的佛教思想，虽不能全部适应当今社会，但作为借镜，是不失为一份好材料的，大师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值此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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