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西国人迦叶，贤者安树提等二十余人，向会和上说法处。问：上代信袈裟，和上得不？答：不在会处」。

　　神会在动乱中成功(天宝战乱以前，神会还没有开法)，没几年又在动乱中去世。到了神会门下，没有信袈裟，那与北宗禅师们有什么差别？而四川的保唐门下，正传说衣在无住处，证明慧能的法统在四川，这应该是神会门下最感困扰的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坛经传宗」的事实。当时，『坛经』是手写秘本。在传法付嘱时，附传「一卷坛经」，「以此为依约」。对外宣称：慧能说：衣不再传了，以后传授一卷坛经以定宗旨。『坛经』代替了信袈裟，负起「得有禀承」，「定其宗旨」的作用。这就是「坛经传宗」的意义，也就是道一门下责难荷泽门下的问题所在。神会死于七六二年。德宗贞元十二年(七九六)，敕定神会为七祖。『历代法宝记』约作于七七五年。大义禅师死于八一八年。所以神会门下修改『坛经』，以『坛经』为传宗的依约，大抵在七八０──八００年间。

　　与「坛经传宗」有关的，炖煌本还有一大段文(大正四八‧三四四中──下)：

　　 「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受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唐国，僧慧可第三十六， [P252] ……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原误作「十四」)。 「大师言：今日以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说到传法的统系，经律旧有各种不同的传承。与禅宗传法统系相关的，有三：一、佛陀跋陀罗──觉贤三藏，来中国传禅，在庐山译出『达摩多罗禅经』(约四一一译出)，慧观作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九)。『禅经』(及经序)叙述禅法的传承，说到大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波崛(五师)，婆须蜜，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二、后魏吉迦夜等(约四七二顷)传出的『付法藏传』六卷，也是从大迦叶等五师起，到师子尊者止，共二十四人。三、梁僧佑(五一八卒)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萨婆多部记目录」，中有两种大同小异的传说。1.「旧记」所传：从大迦叶到达磨多罗(后五师，都是『禅经序』所说的)，共五十三世。2.「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陀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从阿难第一起，到僧伽佛澄，共五十四世。比「旧记」所说，在达摩多罗后，又增出四人。僧佑是律师，所以看作律的传承，其实与佛陀跋陀罗所传有关，是参照『付法藏因缘传』而补充集成的。这三种(四说)法统谱系，为后代禅者的主要依据。

　　自道信、弘忍以来，禅风大盛，达摩以来的传承，也就自然的传说出来。统论禅宗法统说的发展，略有三个时期。第一、弘忍门下的早期传说(六八０──)：中国方面，从菩提达摩、僧 [P253] 可、僧璨、道信、弘忍到神秀，或说慧能。天竺方面，引『达摩多罗禅经』，以说明远承天竺。代表北宗的是这样，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传法宝纪』。代表南宗的神会，也是这样，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九四──二九五)说：

　　 「和上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须婆蜜承优波崛，优波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西国有般若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神会的东西十三代说，只是将菩提达摩以来的六代，与『禅经』说相结合。『禅经』说：「尊者达摩多罗，乃至不如蜜多罗」。神会说：「西国有般若(与「不如」音相近)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这可见神会是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禅者都注重修持，对精思密察的法相，翔正确实的历史，是他们所忽略的。禅者的传法统系(古代的)，虽引用古说，但没有经过严密的考订，而是在充满热心的传说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西国的传承，引用『禅经序』；中国的传承，菩提达摩以来，已有六代。这是当时禅者的一般意见，神会也只是采用当时的传说而已。神会依『禅经序』，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可说错得有点意义。如『出三藏记集』卷九「修行地不净观经序」(慧观所作)(大正五五‧六六下──六七上)说： [P254] 「昙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谘得高胜，宣行法本」。 「昙摩(多)罗从天竺来」。

　　又，『达摩多罗禅经』「序」(慧远所作)(大正一五‧三０一中)说：

　　 「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 「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

　　佛陀跋陀罗(觉贤)的禅学，含有两个系统：一、罽宾(北方)的渐禅，是佛大先(即佛陀斯那)所传的。二、天竺(南方)来的顿禅，是达摩多罗所传的。「色不离如，如不离色」，是直观一切法皆如的。达摩多罗是菩萨，是天竺而不是罽宾，是顿禅而不是渐禅，这是引起禅者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原因吧！

　　第二、西天二十八祖说形成时期(约七三０──)：初期禅者的粗略传说──西国七代说，略如注意，就会发觉到一千多年而只有七代，决定是不妥当的，于是二十八代(或二十九世)说兴起。二十八世与二十九世，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付法藏传』与『禅经序』的结合(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所出的二说，用意相同)。在『付法藏传』的基础上，加上『禅经序』的(除去迦 [P255] 叶、阿难、末田地──三师，因为是重复的)舍那婆斯、优波崛、婆须蜜、僧伽罗叉，及达摩多罗(或作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五师。从(『付法藏传』的)迦叶到师子尊者──二十四世；加(『禅经序』的)舍那婆斯等五世，成二十九世说。如李华所作『左溪大师碑』(左溪玄朗卒于七五四)说：「佛以心法付大迦叶，此后相承，凡二十九世。至粱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全唐文卷三二０)。『历代法宝记』，也用二十九世说，为成都保唐宗的传说，约作于七七五顷。二十八世说，是流行于京、洛的神会门下所说的。或不取末田地，或没有弥遮迦，所以为二十八世。如荷泽门下别派(七八一)所作的『曹溪大师别传』，立二十八祖。『坛经』炖煌本，从七佛到慧能，共四十世。如除去七佛，中国的慧可到慧能，那末从迦叶第八到菩提达摩第三十五，也正是二十八世。荷泽神会门下，为了「传宗」而对『坛经』有所添糅；二十八世是合于荷泽门下所说的。这一二十八世说，一直为荷泽宗所采用，圭峰(八二三)造『圆觉经大疏钞』，也还是采用这一说。当时虽有二十九及二十八世说，但「二十八」数，渐为后代的禅者所公认。

　　第三、西天二十八祖改定时期：二十八世或二十九世说，流行于八世纪。然如注意到内容，就会发现含有重大的谬误。原来『付法藏传』的商那和修与优波掘多，与『禅经序』的舍那婆斯及优波崛，只是译语不同，而并非别人。所以旧有的二十八祖说，以商那和修，优波掘多为第三 [P256] 、第四，舍那婆斯，优波崛为第二十四、二十五，看作不同时代的禅师，那不能不说是错误了。贞元十年(八０一)，金陵沙门慧炬(或作智炬，法炬)作『宝林传』十卷，沿用了二十八代的成说，而加以内容的改定。对『禅经』的舍那婆斯与优波崛，因重复而删去了。婆须蜜，参照僧佑的传说，而提前为第七祖。僧伽罗叉，被解说为旁支，而从二十八世中除去。『宝林传』改写的后四祖为：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

　　婆舍斯多，据说梵名婆罗多那，可能是影取『禅经序』的婆罗陀，而实为舍那婆斯的改写。不如密多与般若多罗，就是『禅经序』中的富若密罗，富若罗。从富若罗受法的昙摩多罗，一向就是看作菩提达摩的。所以『宝林传』的后三祖，还是采用『禅经』。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就不免有信手创作的感觉。

　　『宝林传』作者慧炬，无疑为一位文学的禅者。八世纪以来，江东一带，以诗文著名的僧人不少。如为『宝林传』作序的灵彻，就是一位著名的诗僧。『宝林传』继承炖煌本『坛经』七佛 [P257] 以来的法统，而加以改定。『宝林传』有二十八祖传法偈(现存本缺初品，七佛偈大概是有的)，有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更多故事。据说是依支疆梁楼『续法记』，吉迦烟『五明集』等，但这都是说说而已。据近人的研究，『宝林传』作者，属于洪州门下(如『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五‧ 一)。自『宝林传』问世，西天二十八祖的传统，渐成为(禅家的)定论。此后，如唐华岳玄伟，于八九八──九００间，作『玄门圣冑集』五卷。南唐静、筠二禅德，于九五二年，作『祖堂集』二十卷。宋道原于一００四年，上呈『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契嵩于一０六一年，奏上『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定祖图』共十卷。这都是以『宝林传』的(七佛)二十八祖传法偈及事迹为基础的。『宝林传』不失为伟大的创作！

　　炖煌本『坛经』，有关七佛到慧能──四十代的相承(明藏本『坛经』，依『宝林传』改正)，是荷泽门下所传，与「坛经传宗」有关，所以接着说：「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荷泽门下的「坛经传宗」，不只是「教授一卷坛经」，而且是：「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

《中国禅宗史 第六章 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