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佛学
高振农
朱熹是我国孔子以后封建社会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他吸取和利用了前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自称得孔孟之道的真传，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儒学的正宗，并打起反佛、道的旗号。可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却充满着佛、道的思想。本文仅就他的哲学思想与佛学思想的关系，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
朱熹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表面上对佛教极力进行排斥。在他的着作和言论中，有许多批判和非议佛教的地方。
首先，他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说成是“所言甚鄙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中国文人后来添加进去的东西，才是“精妙”的，有哲学意义的。在朱熹看来，一些佛经，如“《四十二章》、《遗教》、《法华》、《金刚》、《光明》之类，其所言者，不过清虚缘业之论，神通变现之术而已”。而“凡彼言之精者，皆窃取壮列之说以为之。”〖ZW(〗《朱文公文集》。《别集八
释氏论下》。〖ZW)〗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但也反映出一些事实。因为印度佛学思想的传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吸收了不少中国固有的思想，其中既有杨朱、墨翟的思想，也有列子、老庄的思想。因为佛教的初传，一开始是翻译佛经。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字不同，语言隔阂，会出现一些困难。翻译家们常常不得不借用一些大体相当的中国固有的文字和语言，来进行翻译。而文字的表达又往往要受思想方法的影响。由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思想方法不尽相同，所以佛学学说在传播中会发生种种变化，从而夹入了一些中国人的思想。朱熹对于这一点是有所了解的。他常说：“盖佛之所生，去中国绝远，其书来者，文字音读，皆累数译而后通。”而且“佛书本皆胡(西域)言，译而通之，则或以数字为中国之一字，或以一字而为中国之数字。而今其所谓偈者，句齐字偶，了无馀欠。至于所谓二十八祖传法之所为书，则又颇协中国音韵，或用唐诗声律。”〖ZW(〗《朱文公文集》。《别集八
释氏论下》。〖ZW)〗这就是说，佛经翻译，因按照中国语言格式，必然会把中国固有的思想吸收进去，从而不能完全符合印度的原意。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朱熹才认为佛学中一些“精妙”的地方，全是中国文人后来添加进去的部分。其实，佛教传来中国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和中国原有思想互相融台、互相影响，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在印度佛学思想中，有一部分思想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类似。如般若学的基本原理“性空”，就与道家“无”的概念相通；般若讲“无相”、“无生”，也和道家讲“无名”、“无为”的意思差不多。因此，当时的一些佛教翻译家，在传译佛典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用中国传统思想去解释佛教义理，从而吸收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一切，只是说明佛学思想在中国有所发展、有所变化，而不能笼统地说所有“精妙”之处，都是窃取庄、列之说。
朱熹所以把印度的佛经看做是“鄙俚”之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四十二章经》作为佛教最初传来的译籍，而以此经的内容当作印度佛学的思想。此经的内容确实非常凌乱，而且漏洞百出，使人感到迷离莫辨。朱熹可能受到这种影响，所以才说：“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ZW(〗《朱子语类》卷一二六。〖ZW)〗。”对于这部经，历来看法不一。近人经过研究考证，认为它不是最初传来的经，也不是直接的译本，而是东晋时有人从《法句经》中抄出，加以润色而成〖ZW(〗《朱子语类》卷五二。〖ZW)〗。日本学者廉田茂雄在他近着《中国佛教史》中，则推定此经成书年代是在东晋以后的齐末梁初之顷约公元五百年前后。所以不能单凭这部经来推论佛教经典的优劣。朱熹把一部伪书当作印度传来的佛经，就难免有失误。
其次，朱熹批评佛教，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有其一定的目的。他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与中国儒家思想有冲突的地方，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他认为佛学思想最大的错误是对现实生活消极，不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点，有违于封建的“三纲五常”。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ZW(〗《朱文公文集》。《别集八
释氏论下》。〖ZW)〗他批评佛教 一方面废除人伦关系，一方面又建立自己的僧团组织，保存着师徒关系，所谓“佛老虽是灭人伦，自是逃不得。如无父子，却拜其师，以其弟子为子，长者为师兄，少者为师弟”〖ZW(〗同上。〖ZW)〗。他还讽刺说：“佛氏本无父母，却说父母经”，认为这“皆是遁辞。”⑦
佛教在哲理方面谈“空”说“虚”，否认“天理”的存在和作用，这和朱熹哲学中所讲的“存天理”思想有所抵触，由此引起朱熹的反对。他说：“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又说：“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ZW(〗《朱子语类》卷一二六。〖ZW)〗他对禅宗的批评更为激烈，重点放在义理方面。因为禅宗怀疑传统，反对权威，不要经典，“诃佛骂祖”，竟然连自己的老祖宗——佛也不要了，简直是“灭尽”了“义理”。所以朱熹说：“庄老绝灭义理未尽，至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他的结论是“禅学最害道”，“禅最为害之深者”〖ZW(〗同上。〖ZW)〗。对于禅宗“立地成佛”的“顿悟”修行方法，他也极力排斥，认为这“正如小树来喷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云蔽日，岂有是理”〖ZW(〗《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李伯谏》。〖ZW)〗。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批评，其实他的“一旦豁然贯通”理论和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是息息相通的。
朱熹的哲学思想，信奉的是“三纲五常”，修养目标是“存天理、灭人欲”，佛教无视“三纲五常”，不仅要人们去“人欲”，连“天理”也要否定，由此引起朱熹的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佛教理论中，虽然也吸收了不少儒家有关伦理道德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儒佛两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方面，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朱熹站在儒家思想一边，从这一点上批评佛教，是很自然的事。
(二)
朱熹在排斥佛教方面，看来是取得了成功，完成了前人排佛数百年来未竟之业。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实际上，他不仅没有排斥掉佛教，而且在建立他的唯心主义儒家哲学体系时，吸收了佛学思想中一些重要内容。这一点，清代学者颜元早已看出来，曾指出朱熹是“其NFD64佛老，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ZW(〗颜元：《存学编》。〖ZW)〗。所以，朱熹虽也批评过佛教教义中某些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他对佛教及其教义还是推崇的。他曾称赞“佛家于心地上煞下工夫”〖ZW(〗《朱子语类》卷一二五。〖ZW)〗，认为“佛家说心处尽有好处”〖ZW(〗《朱子语类》卷五。〖ZW)〗。他承认“佛书中说六根、六尘、六识、四大、十二缘生之类，皆极精巧”〖ZW(〗《朱子语类》卷一二六。〖ZW)〗。他还认为佛学中的“空寂之说”使“贤者好之”；“玄妙之说”使“智者悦之”；“生死轮回之说”使天下人“匍匐而归之”；“所以张皇辉赫震耀千古”〖ZW(〗《朱文公文集》卷七。〖ZW)〗。即使是佛教的修行实践，他也在某些方面加以肯定：“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伟，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ZW(〗《朱子语类》卷一二六。〖ZW)〗他还称赏“佛氏勇猛精进、清净坚固之说，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为外物所移”〖ZW(〗《朱子语类》卷一三二。〖ZW)〗。
朱熹对佛学思想的重视，还不在于他口头上的称赏，而在于他善于吸收佛学思想中许多重要内容，以充实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朱熹利用和吸收佛学思想资料，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表面上批评，骨子里吸取；有时用儒家的语言，偷运佛家的思想；有时则干脆照搬佛家的用语和思想。这里仅按其哲学体系中有关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1)关于世界观方面：
朱熹学说的最基本范畴和理论中心是“理”和“太极”。关于“理”，固然是继承了二程(程颢、程颐)的学说，“太极”一词也来源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但朱熹在进一步发挥这些理论时，却吸取了佛学的思想。对“理”和宇宙万物的关系，朱熹说得十分明确：“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无该载了”。〖ZW(〗《朱子语类》卷一。〖ZW)〗这里把“理”说成是先天地而生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超自然、超时空的东西。他还把我国古代哲学家作为世界本原的“气”也看成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说“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ZW(〗《孟子或问》卷三。〖ZW)〗又说：“既有此理，便有此气；既有此气，便分阴阳，以此生许多物事，惟其理有许多，故物亦有许多。”〖ZW(〗《朱子语类》卷一五。〖ZW)〗这是说，有理才有气，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理”所生。关于“太极”，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又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ZW(〗同上。〖ZW)〗可见“太极”就是“理”的全体，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不仅如此，这个“太极”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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