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粒种子，无论在何等环境下皆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皆可于“现身说法”的语默动静中产生社会作用。这些特点，较其他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故千多年来，禅宗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 “禅”本来是印度语译音，静虑之意。义为通过修行，扫除精神杂质，回归到心地本分的觉悟。印度禅学只是一种修行方法，与戒学、慧学是平等的，单立为学科，这还不是中国的禅宗之禅，在印度佛教里是没有禅宗的。“禅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禅宗既然是佛教内一宗派，何以自称“教外别传”呢？因禅宗产生于佛教鼎盛的盛唐，当时天台、唯识、华严、三论等宗派在学术上极为繁荣，是中国佛学的黄金时代。禅宗认为其他派别都主要通过文字语言传教，多用逻辑思维来阐扬教理，故称“教下”；而禅宗自称“宗下”——万法归宗之义。禅宗认为语言逻辑不足以表达究竟真实义，且有教理愈繁，实义益晦之嫌，虽学富五车，而直接证悟者甚少。禅宗针对此状况，特别强调了在自心中的实修体验，要求在自省中觉悟，了脱生死，当下解脱，顿悟成佛，即禅宗认为的佛法归宗之处。在法统传承上，慧能大师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发起者，但也上溯至佛陀，单传廿八代于达摩，再下传至中国第六代祖师慧能，再由慧能造《坛经》，乃至“一花开五叶”，建立禅门“五家七宗”向全国乃至最终向世界发扬光大。 3、禅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及本土化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本来就有。其实不然，禅宗的根本目的在于彻证“无生法忍”境界，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精华所在，为中国本土文化未见记载，而禅宗在“顿悟”体验中实证此事，毫无疑问是纯粹佛教思想，然而却在中华大地开放出光明璀璨的花朵。 同时，也有人对“中国化佛教”不以为然，怀疑其是否“走味”，认为既是佛教，当奉持印度形式。其实，佛教精要在“无生法忍”之“顿悟”实质，并不在表面形式，而任何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不可脱离接受地域的传统特点，否则就不能生根，就不能有机融合。必须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习俗背景中求得发展，在求同存异中获得本土特色，若与当地民俗不合，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缺乏拓展空间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完全脱离本土文化与民俗背景是不现实的，很难融于民族文化深层血脉中，然而禅宗却做到了这一点。佛教讲缘起，原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包括儒道思想，本身就构成了佛教发展缘起的条件，所以说禅宗及至天台宗、华严宗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尚与光荣，是中华民族吸收并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绽放的花朵。若不懂禅宗(并包括华严、天台的核心思想)，那么研究从隋唐至宋元明清的中国文化脉络就根本深入不了(如不理解《华严经》“一多相容”思想，就很难理解后来宋儒朱熹[1130——1200] “理一分殊”、“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理念，在学术界，这被认为从前者脱胎而来)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系统，骨子里却是禅学。儒家所谓孔门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执厥中”，也可纳入的理念，可以认为表达了真俗不二，及注重现实心理体验的理趣；在《中庸》里，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慎戒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表现了儒家“思孟心学”的特色，敬慎反省“当下”之心境与禅宗修行方法不违悖，更有《论语》中孔子名言，“吾道一以贯之”，这更是明确的“心行一元化”思想，与佛教“心一境性”、“一行三昧”也有相通之处。然而，这些在汉以后就沉寂了的“现实主义思想原理”，于唐宋后，却在禅宗“注重当下”巨大影响诱发下，又重新活泼起来，恢复了生命力，并开启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相互激扬的生动局面，为一度僵化于“章句训诂”的儒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儒学的一些精神领袖，如王阳明(1472——1529)等人，虽以隔代远承思孟心学自居，高标“至良知”修养，却自称“居士”，并要求学生研读《坛经》，由此可知禅宗与《坛经》在当时思想界巨大的影响。宋明以降，上至皇上、达官显贵士大夫，下至一般儒生庶民，多以“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自居。禅宗思想与儒道思想协调，在中华大地上有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唐代道家著名人物吕岩(吕洞宾，798——？)，也将《心经》与《金刚经》等与禅宗有关经典，纳入道家心性修养的体系中；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义为：可言说之道，非真“常”之道；可言说之名，非真实之名)也揭橥了类似“离言说名相”之“道”，也可与禅宗“不立文字”、“言语道断”的原理相互发扬，形成新的影响。至明代，憨山大师(1546——1643)以佛法禅宗观点著《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注》等作品，对宫廷有相当的影响力。再传弟子藕益法师(1599——1655)，也撰《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等，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实际出发，协调了三教千年纷争，走求同存异，产生普遍社会效果，形成共同并存的中华民族主流文化，这也是佛教与传统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现。追本溯源，都可以在禅宗提倡现实心性之学的《坛经》里，找到端绪。 在儒学重现生机的宋明理学中，不可否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禅宗的影响，若从中抽掉禅宗心性之学成份，即暗然失色。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变得无法认清其内在演化脉络。从唐末五代之后，禅宗心性之学就成了中国佛教主流与核心，在那时的中国，经历了严酷的社会淘汰以后，禅宗就代表着佛教。所以禅宗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专题，不了解禅宗，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核心。 4、《坛经》特点 《坛经》有五大特点： ①简明化。高度浓缩了佛教宗旨与修行方法，直接了当地提倡个人当念反省自觉，顿悟成佛。“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及至佛地。”(《般若品》)又如在《机缘品》中，针对永嘉禅师所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直接挑明了佛教“本不生灭、本不动摇”的“无生法忍”悟道境界。 ②中国化。六祖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前五代尚不具备此意义。从达摩传《楞伽经》，五祖传《金刚经》，还带有印度瑜伽和般若学派风格，而《坛经》虽完全融汇二经精要，并融入了《法华》、《涅槃》心要，使之彻底中国化、口语化，全变为中国风格。且《坛经》更著重“当人”自心实践，有不依赖外在权威之特点，亦与中国文化不特别崇尚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却高度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人文精神相符合，这也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由此而建立注重现实的“人间佛教”，即人本位正法，现代又演绎为“爱国爱教”的佛教基本政策。 ③普及化。《坛经》是唐代白话语录体，文风不像其他大经典雅深奥，也不像后来禅宗公案艰深晦涩，故适合大众学修。深入者自可领略宗旨，初学人亦自觉有个入处。学修禅宗，出家故然好，然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决疑品》)由此，可获广大社会群众参与，富于充沛生命力。 ④革命化。禅宗一反印度外在形式的佛陀崇拜风格，而取佛陀教化的精神实质，崇尚吾人对自己心性觉悟，可谓一场认识上的革命，将“归依”重心转向当人“自心、自性”。“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忏悔品》)《坛经》这种高张当人“自悟”心性的革命风格，扫荡了一味外求的软弱性，也深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弱化对外在权威神祇崇拜，重视现实人生之心性修养，张扬了人间佛教。 ⑤实践化。《坛经》立意在现实可行，将最重要的真实道场安置于个人的“念头”，可谓方便之极。若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警觉，即不拘寻常种种心行、作务、在家出家，皆可参禅。大师说：“一行三昧(禅行道)者，即不拘一切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直接自觉当念)也……若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草木)，却是障道因缘。”(《定慧品》)又说，“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妙行品》)可谓为参禅者拓展出最大修行空间，赋予人们最充分的可行性、实践性，将佛教方便智慧的不二法门，发挥到极至。 5、《坛经》的几种版本 六祖在广州光孝寺受戒，印宗法师为该寺方丈，其受戒之戒坛为南朝刘宋时期译《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393——468)三藏法师所建。六祖即于戒坛说法，由弟子记录，法海整理而成，是为《坛经》。现在流传的主要有四个版本： ①“敦煌本”——即法海记录本。清末于敦煌发现，或被认为是当时的传抄本。 ②唐代惠昕和尚传下的“惠昕本”。 ③宋代杭州灵隐寺名僧契嵩传出的“契嵩本”。 ④元代广州光孝寺宗宝和尚又传出一个本子，内容最多，文字畅美，境界通达，是现在国内的主要流行本，称“宗宝本”。 6、学习《坛经》之目的 ①认识禅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组成部分，和禅宗在历史上形成的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 ②通过对《坛经》的学习，获得对佛法的正确认识，通过自心反省、自心觉悟正知正见。 ③使人们身体力行，用《坛经》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升华烦恼为菩提；变染污的环境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的清净境界。 二、介绍《坛经》正文 《坛经》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何以称法宝？即《坛经》为佛法之宝，我们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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