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导读《坛经》是“具有中国特色”佛教——禅宗代表性经典，由唐代慧能大师(638——713)讲述，学生记录整理而成。在佛典中，中国祖师的开示被后人称为“经”的仅《坛经》而已——由此可见其独特高尚地位。《坛经》不仅是一部中国佛教特有名著，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之一，以其深远影响，对世界文化也作出了贡献。 慧能大师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他首建“曹溪宗”，后“一花开五叶”，发展成禅门“五家七宗”。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坛经》里，这对中唐以后的佛教和后来儒家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汉传地区佛教宗派的主流，后传至朝鲜、日本，近代又向欧美发展，表现出强大生命力。 认识《坛经》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应了解其产生的必然性与社会文化背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禅宗兴起，以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从而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坛经》是其思想代表。 因此，本文分两部分：一、简述有关《坛经》产生的历史背景；二、介绍《坛经》正文，依流传的“宗宝本”内十个章节，提要叙述。 一、简述有关《坛经》产生的历史背景 该节包括以下内容：1、简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2、中国式佛教——禅宗崛起；3、禅宗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及本土化；4、《坛经》特点；5、《坛经》的几种版本；6、学习《坛经》之目的。 1、简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发展的历程，即中华文明以特有之博大胸怀，接受伟大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并将佛教融入自己民族文化之中，相互磋磨汲取，形成了彻底本土化的独特的“中国禅宗”。 佛教在中国发展大至分两阶段，一是吸收印度佛教阶段；一是佛教“中国化”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六七百年间(约公元147年安世高始译佛经，至公元664年玄奘翻经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翻译佛教经典，接受教义。隋唐时代，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的出现，已渐渐形成了佛教适应、汲取、结合中国原有的儒道文化背景，形成了义理精确，具有“中国特色”表现形式的“本土宗派”。 隋唐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接受与自立的转折时期，即以唐贞观年间，玄奘大师(596——664)，从印度留学归来为标志，表明“学生时代”结束，已逐步形成中国大乘八大宗派。计有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都是中国本土宗派，较早形成的成实、俱舍宗为大乘附属之派别。 中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性大国，以儒道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的泱泱大国胸怀，故印度高僧说中国人有“大乘气象”，而中国历代高僧大都有深厚之儒道文化素养。就八宗而言，三论、律宗、唯识、密宗之印度气息较浓，而天台，华严、禅宗之中国民族风格较著——在印度较重门派知见，多辩论，而中国则多雅纳包融，故在印藏地区胜行义理争辩是难得找到这种文化气氛的。 有隋一代，智者大师(536——597)首开天台宗，以“一念三千”说明实相；以“空、假、中”的“三谛圆融”阐明止观定慧之学；以“五时八教”对释迦教化作了中国式的全面判解，以有别于印度传统的“三时教”，成最早的一家之言。 唐初吉藏大师(549——623)创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纲领，继承龙树、鸠摩罗什的印度大乘中观思想，提出“二藏三论”(二藏即声闻、菩萨二藏)的判教主张。 唐代玄奘大师归国后创唯识宗，透彻昭示“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宗旨，并译经展现印度佛教全貌。以《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般若经》为中心，揭示印度佛教发展之脉络，此治学气象，为印度学者所无。尤其是对《成唯识论》之编译，成为唯识学的代表作，其立“真唯识量”的学术成就，为印度因明学中所无，实为首创。 法藏大师(643——712)即贤首国师，虽继承杜顺、智俨《华严经》学统，实为华严宗真正创始人，他借鉴了天台、三论及瑜伽学说，特标“别教一乘”、“法界缘起无尽”说。融涅槃生死、真俗本末、原因后果等种种二相分别，尽纳入“法界缘起”观，点出“因赅果海，果彻因源”之宏大精深菩萨境界，依人们可能悟入的理境，达登峰造极。 2、中国式佛教——禅宗崛起 禅宗之创立，虽肇始齐梁，但在盛唐之前，皆由个人单传，并未普及于社会。由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师达磨，将释迦牟尼佛亲授之“拈花正宗”传入中国。相传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大众默然不解，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领悟奥旨，佛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付金襕僧伽袈裟为信物。故禅宗立宗要旨，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用一切语言概念、逻辑思维来分别揣摩是无益的，是不能把握的，唯经过内心自省以达豁然“顿悟”(此故事见于大藏经中《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然而，禅宗真正的开山祖师应该是《坛经》作者慧能。由他肇始“一花开五叶”，全面向社会推广禅宗。禅宗得从繁琐哲学中脱颖而出，倡导“当下”心态的自觉，提倡“受用”，于身心有实际的良性作用，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引典劳碌等众说纷纭中解放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大旗，倡导“直指人心”的便捷方法，将全部佛教真谛汇归于对现实自心之“觉受”，摆脱了一切教条羁绊，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直接体味身心性命，体味人生宇宙中佛法之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在日用动静、起心动念、嬉笑怒骂中激扬指点，在杀、活、纵、夺中实施——此种作略虽在马祖后大见开展，但初显端貌，则全在《坛经》的包蕴之中，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心理实践体系。 会昌二年(842)唐武宗推行灭佛运动，至会昌五年，拆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庙万余处，还俗僧人二十六万多人。这是中国佛教在历史上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形式上的灭佛运动，在历史上反而促进了禅宗——佛教的精髓，日后大规模地，乃至面向世界的发展。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佛运动打击的(当时印度佛教由于外部打击而一蹶不振，逐渐步入消灭。西藏佛教也由于郎达玛[838——842]的打击而一时衰微，经历长达百年的“黑暗时期”，中亚及新疆佛教从此也近绝灭)。在那次遍及全国(其实也世界性的)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几乎大多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的依托，失去了寺院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没有了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尤其如此)。事实也是这样：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后一蹶不振，有的永远消失了。而六祖慧能大师开创的禅宗(南宗顿门)，不仅安然度过法难，反而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汉传佛教的主要寺庙，无一例外传承禅宗法系。如“上有文殊宝光(四川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下有金山高旻(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即为“禅宗寺院遍布天下”的代表性说法。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奇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禅宗的核心道场，归根结底是安置于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对自己现实思想深沉的反省，从而才有可能在人群中获得了无限广阔的普遍性与极大方便的现实性。这种内心的道场，不再受时间、空间、职业、贫富及学识多寡限制，也是无法限制的。禅的核心焦聚在此刻、此处之“现实心态”——“直指人心”，苦至狱、病处，乐至名利场，人人皆可方便自省，回心向道。故禅宗的优越表现在广大的“群众性”，无以伦比的“现实性”，与最深刻的“思想性”(心地法门)。所以，如果没有慧能大师开创的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一千多年来，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主要是禅宗传承(亦并行净。至于禅净合一，多归于“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禅法理路)不仅在历史上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且如此绵延发展，传遍日本、朝鲜、越南，近代且有发展至欧美的趋势。 玄奘大师的唯识宗在中国只传了四代(至近代方多研究者)，何以如此优秀甚深的传承就无以为继？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方便可行。印度式的经院哲学大多繁琐，皓首穷经尚难通达义理，更惶论抉择精义而行？学者尚难穷究，社会士大夫及群众更望尘莫及。三论宗等亦如此，而一般密宗对经济有所要求，灌顶仪轨亦很繁难，对广大社会群众，自有不便，故以难传——当然也有唐武宗灭法因缘等社会因素。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事实，表现出禅宗能经受严酷社会淘汰的顽强生命力，这是由禅宗特点决定的，禅宗要旨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简明扼要，朴实可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提倡行住坐卧、搬柴运水皆可参禅，乃至后来马祖(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促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觉悟。由于不背寺院经济、经典文献包袱，唐武宗灭佛摧毁了全国大量的寺院与典章文献，却不损禅宗一毫毛。由于禅宗安道场于个人心地，方法是自心反省，便捷可行，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在基本原则上可以协调，甚至更能突出其某些心要(在下文还要专门述及)，故在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上，获长足进展，易于为士大夫接受，逐渐获得巨大的社会普及性。宋明以后，禅的思想已慢慢浸入社会生活，成为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禅宗本身已含摄了佛教全部精义，不论显密、世出世法皆可在个人心性修养内融汇贯通，富有蓬勃鲜活的生命力。一个禅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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