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導讀《壇經》是“具有中國特色”佛教——禅宗代表性經典，由唐代慧能大師(638——713)講述，學生記錄整理而成。在佛典中，中國祖師的開示被後人稱爲“經”的僅《壇經》而已——由此可見其獨特高尚地位。《壇經》不僅是一部中國佛教特有名著，也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品之一，以其深遠影響，對世界文化也作出了貢獻。 慧能大師是中國禅宗真正意義上的創立者，他首建“曹溪宗”，後“一花開五葉”，發展成禅門“五家七宗”。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壇經》裏，這對中唐以後的佛教和後來儒家宋明理學，都産生了廣泛深遠影響，成爲中國漢傳地區佛教宗派的主流，後傳至朝鮮、日本，近代又向歐美發展，表現出強大生命力。 認識《壇經》的曆史意義和思想價值，應了解其産生的必然性與社會文化背景——佛教在中國發展的過程及禅宗興起，以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禅宗，從而徹底融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而《壇經》是其思想代表。 因此，本文分兩部分：一、簡述有關《壇經》産生的曆史背景；二、介紹《壇經》正文，依流傳的“宗寶本”內十個章節，提要敘述。 一、簡述有關《壇經》産生的曆史背景 該節包括以下內容：1、簡述中國佛教的發展曆程；2、中國式佛教——禅宗崛起；3、禅宗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相互影響及本土化；4、《壇經》特點；5、《壇經》的幾種版本；6、學習《壇經》之目的。 1、簡述中國佛教的發展曆程 中國佛教發展的曆程，即中華文明以特有之博大胸懷，接受偉大外來佛教文化的過程。並將佛教融入自己民族文化之中，相互磋磨汲取，形成了徹底本土化的獨特的“中國禅宗”。 佛教在中國發展大至分兩階段，一是吸收印度佛教階段；一是佛教“中國化”階段。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六七百年間(約公元147年安世高始譯佛經，至公元664年玄奘翻經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翻譯佛教經典，接受教義。隋唐時代，隨著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禅宗的出現，已漸漸形成了佛教適應、汲取、結合中國原有的儒道文化背景，形成了義理精確，具有“中國特色”表現形式的“本土宗派”。 隋唐是中國文化對佛教接受與自立的轉折時期，即以唐貞觀年間，玄奘大師(596——664)，從印度留學歸來爲標志，表明“學生時代”結束，已逐步形成中國大乘八大宗派。計有天臺宗、華嚴宗、叁論宗、唯識宗、禅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都是中國本土宗派，較早形成的成實、俱舍宗爲大乘附屬之派別。 中國是文明高度發達的世界性大國，以儒道文化爲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華民族求同存異的泱泱大國胸懷，故印度高僧說中國人有“大乘氣象”，而中國曆代高僧大都有深厚之儒道文化素養。就八宗而言，叁論、律宗、唯識、密宗之印度氣息較濃，而天臺，華嚴、禅宗之中國民族風格較著——在印度較重門派知見，多辯論，而中國則多雅納包融，故在印藏地區勝行義理爭辯是難得找到這種文化氣氛的。 有隋一代，智者大師(536——597)首開天臺宗，以“一念叁千”說明實相；以“空、假、中”的“叁谛圓融”闡明止觀定慧之學；以“五時八教”對釋迦教化作了中國式的全面判解，以有別于印度傳統的“叁時教”，成最早的一家之言。 唐初吉藏大師(549——623)創叁論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爲綱領，繼承龍樹、鸠摩羅什的印度大乘中觀思想，提出“二藏叁論”(二藏即聲聞、菩薩二藏)的判教主張。 唐代玄奘大師歸國後創唯識宗，透徹昭示“叁界唯心，萬物唯識”宗旨，並譯經展現印度佛教全貌。以《瑜伽師地論》、《俱舍論》、《大般若經》爲中心，揭示印度佛教發展之脈絡，此治學氣象，爲印度學者所無。尤其是對《成唯識論》之編譯，成爲唯識學的代表作，其立“真唯識量”的學術成就，爲印度因明學中所無，實爲首創。 法藏大師(643——712)即賢首國師，雖繼承杜順、智俨《華嚴經》學統，實爲華嚴宗真正創始人，他借鑒了天臺、叁論及瑜伽學說，特標“別教一乘”、“法界緣起無盡”說。融涅槃生死、真俗本末、原因後果等種種二相分別，盡納入“法界緣起”觀，點出“因赅果海，果徹因源”之宏大精深菩薩境界，依人們可能悟入的理境，達登峰造極。 2、中國式佛教——禅宗崛起 禅宗之創立，雖肇始齊梁，但在盛唐之前，皆由個人單傳，並未普及于社會。由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師達磨，將釋迦牟尼佛親授之“拈花正宗”傳入中國。相傳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大衆默然不解，唯有迦葉尊者破顔微笑，領悟奧旨，佛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並付金襕僧伽袈裟爲信物。故禅宗立宗要旨，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頓悟成佛。用一切語言概念、邏輯思維來分別揣摩是無益的，是不能把握的，唯經過內心自省以達豁然“頓悟”(此故事見于大藏經中《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然而，禅宗真正的開山祖師應該是《壇經》作者慧能。由他肇始“一花開五葉”，全面向社會推廣禅宗。禅宗得從繁瑣哲學中脫穎而出，倡導“當下”心態的自覺，提倡“受用”，于身心有實際的良性作用，從分析名相、辯駁教理、引典勞碌等衆說紛纭中解放出來，獨樹“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大旗，倡導“直指人心”的便捷方法，將全部佛教真谛彙歸于對現實自心之“覺受”，擺脫了一切教條羁絆，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從生活中直接體味身心性命，體味人生宇宙中佛法之真谛。在師徒授受方面，更在日用動靜、起心動念、嬉笑怒罵中激揚指點，在殺、活、縱、奪中實施——此種作略雖在馬祖後大見開展，但初顯端貌，則全在《壇經》的包蘊之中，這不但對佛教具有革命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心理實踐體系。 會昌二年(842)唐武宗推行滅佛運動，至會昌五年，拆毀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廟萬余處，還俗僧人二十六萬多人。這是中國佛教在曆史上的關鍵性轉折時期，形式上的滅佛運動，在曆史上反而促進了禅宗——佛教的精髓，日後大規模地，乃至面向世界的發展。深入研究中國佛教曆史可以看到，如果沒有禅宗，中國佛教是難以承受唐武宗滅佛運動打擊的(當時印度佛教由于外部打擊而一蹶不振，逐漸步入消滅。西藏佛教也由于郎達瑪[838——842]的打擊而一時衰微，經曆長達百年的“黑暗時期”，中亞及新疆佛教從此也近絕滅)。在那次遍及全國(其實也世界性的)的滅法運動中，佛教在中國，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幾乎大多覆沒了。這些宗派失去了寺廟的依托，失去了寺院經濟和經典文化的支撐，就沒有了生存能力(印度後期佛教尤其如此)。事實也是這樣：唯識、叁論、天臺、華嚴、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擊後一蹶不振，有的永遠消失了。而六祖慧能大師開創的禅宗(南宗頓門)，不僅安然度過法難，反而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發展，遍布全國，取得了中國佛教的主導地位——迄今爲止，漢傳佛教的主要寺廟，無一例外傳承禅宗法系。如“上有文殊寶光(四川成都文殊院、新都寶光寺)，下有金山高旻(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即爲“禅宗寺院遍布天下”的代表性說法。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是一個奇迹。這裏的根本原因在于：禅宗的核心道場，歸根結底是安置于個人的內心，是個人對自己現實思想深沈的反省，從而才有可能在人群中獲得了無限廣闊的普遍性與極大方便的現實性。這種內心的道場，不再受時間、空間、職業、貧富及學識多寡限製，也是無法限製的。禅的核心焦聚在此刻、此處之“現實心態”——“直指人心”，苦至獄、病處，樂至名利場，人人皆可方便自省，回心向道。故禅宗的優越表現在廣大的“群衆性”，無以倫比的“現實性”，與最深刻的“思想性”(心地法門)。所以，如果沒有慧能大師開創的禅宗，佛教在中國的生命能否延續至今就成了問題。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滅法一千多年來，中國漢傳佛教的發展，主要是禅宗傳承(亦並行淨。至于禅淨合一，多歸于“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禅法理路)不僅在曆史上融入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且如此綿延發展，傳遍日本、朝鮮、越南，近代且有發展至歐美的趨勢。 玄奘大師的唯識宗在中國只傳了四代(至近代方多研究者)，何以如此優秀甚深的傳承就無以爲繼？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方便可行。印度式的經院哲學大多繁瑣，皓首窮經尚難通達義理，更惶論抉擇精義而行？學者尚難窮究，社會士大夫及群衆更望塵莫及。叁論宗等亦如此，而一般密宗對經濟有所要求，灌頂儀軌亦很繁難，對廣大社會群衆，自有不便，故以難傳——當然也有唐武宗滅法因緣等社會因素。 諸宗消沈，禅宗獨盛的事實，表現出禅宗能經受嚴酷社會淘汰的頑強生命力，這是由禅宗特點決定的，禅宗要旨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簡明扼要，樸實可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結合，提倡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皆可參禅，乃至後來馬祖(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促進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覺悟。由于不背寺院經濟、經典文獻包袱，唐武宗滅佛摧毀了全國大量的寺院與典章文獻，卻不損禅宗一毫毛。由于禅宗安道場于個人心地，方法是自心反省，便捷可行，又與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在基本原則上可以協調，甚至更能突出其某些心要(在下文還要專門述及)，故在與傳統文化的融合上，獲長足進展，易于爲士大夫接受，逐漸獲得巨大的社會普及性。宋明以後，禅的思想已慢慢浸入社會生活，成爲民族文化有機組成部分。 禅宗本身已含攝了佛教全部精義，不論顯密、世出世法皆可在個人心性修養內融彙貫通，富有蓬勃鮮活的生命力。一個禅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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